學習周恩來 增強政治定力

摘要：在周恩來誕辰120周年之際，紀念他的豐功偉績，學習他的精神風范，研究他革命實踐，對增強黨員干部的政治定力會有許多深刻啟示：堅定的理想信念是保持政治定力的內在根砥﹔高度的組織覺悟是保持政治定力的基本條件﹔堅持黨的執政倫理和宗旨是保持政治定力的靈魂﹔加強黨性修養是增強政治定力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周恩來﹔政治定力﹔信仰﹔組織覺悟﹔執政倫理﹔黨的宗旨﹔黨性修養

黨的十九大提出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把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在政治建設中，習近平總書記又特別強調，要大力增強黨員干部的政治定力。政治定力是指追求政治目標的執著信念、實現政治目標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為政治目標奮斗經受住各種考驗的道德操守。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定力，則是黨員政治素質、思想理論素養、道德操守及領導力、執行力、意志力、拒腐蝕抗誘惑能力等綜合素質的集中體現。黨員干部的政治定力的最核心內容：就是堅持初心，對黨的理想信念的矢志不渝﹔對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倫理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終生踐行﹔對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遵守黨的紀律和規矩的堅定不移﹔對中國共產黨黨員來說，還特別體現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對各種誘惑和腐蝕的抵御能力上。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杰出代表。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人民軍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他在青年時代就樹立了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畢生為之拼死奮斗。從１９２７年直到去世，他一直是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之一。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裡，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英勇奮斗，出生入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擔任政府總理２６年，為國家的初步繁榮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傾注了全部心血。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學教育、統一戰線、軍事、內政外交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他是“最得民心的共產黨員”，是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世界偉人。他波瀾壯闊的革命人生就是黨的艱苦卓絕奮斗史的一個縮影，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定力。在周恩來誕辰１２０周年之際，我們紀念他的豐功偉績，學習他的精神風范，研究他經歷的復雜、艱難的革命實踐，對增強黨員干部的政治定力會有許多深刻啟示。

一、堅定的理想信念是保持政治定力的內在根砥

周恩來在確立自己的理想信念過程中，對所信奉“主義”的選擇極為慎重，從不“輕言”信奉何種“主義”，甚至“談主義，就心跳”。而當他經過艱苦的學習探索，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時，正如他１９２２年２月在給覺悟社成員的信中所言：“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從此，為這一理想信念拼死奮斗，終其一生，表現出共產黨人超強的政治定力。周恩來在確立和堅持其理想信念方面對我們有何重要啟示？

１．把個人志向與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是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前提

共產主義事業是解放全人類的事業，是為最大多數人謀利益的事業。一個人隻有把個人的命運與祖國的前途和最大多數人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把個人價值的實現融入實現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社會進步的事業中，才有可能接受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周恩來的青少年時代已是中國瀕臨列強分割、中國民族處於存亡危機之時，激發了他憂國憂民之情。在進步思想影響下，更激發了他救國救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在青少年時代，就決心“為了中華之崛起”“中華騰飛”而讀書。熱愛祖國、忠於人民，為最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志向是他探索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原動力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一個自私自利之人，一個以升官發財、爭名奪利為樂趣的人，一個不關心人民疾苦、不熱愛祖國的人，不可能有強烈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熱情，更不可能把建設社會主義、最終實現社會主義作為終生的奮斗目標。

２．理想信念的堅定，來自對馬克思主義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即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有定力

理想信念隻有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刻理解和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才能堅定不移。周恩來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東渡日本，西赴歐洲，博覽群書，攻讀馬列，對各種“主義”、各種思潮、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廣泛進行研究，對之“推求比較”，並實地進行社會考察。在此基礎上，認識到隻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樣經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達到“篤行”的理想信念就不只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而定”，所以才禁得起各種意識形態的沖擊和各種政治風浪的考驗。實踐証明，“真學、真懂”，才能“真信”，“真信”才能保持政治定力。黨員干部要增強政治定力，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必須經受艱難困苦、個人功名地位和各種復雜斗爭的實踐磨煉

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定力，不僅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做到“真學真懂真信”，更重要的是做到“篤行”，要付諸一生的實踐。建黨初期，有的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加入共產黨，但把馬克思主義僅作為一種學問進行研究，並未准備為實現這種理想信念進行斗爭和實踐，大革命失敗后，就退黨了，躲進書齋繼續做他的學問。有的人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面前退卻。也有人在個人的功名地位等欲望得不到滿足時，則消極平庸，甚至拉幫結派，篡黨奪權，成為大大小小的陰謀家、野心家。還有一些人在復雜的黨內斗爭中，受不得批評、“委屈”，離黨而去等等，這都是缺少政治定力的表現。周恩來之所以在踐行理想信念中具有超強的政治定力，很重要的是他正確處理了以下關系：一是為理想信念奮斗中的“生與死”的關系。他在確立理想信念時，就同時准備為共產主義事業奉獻一切，並以詩言志：“壯烈的死，苟且的生。貪生怕死，何如重死輕生。”“沒有耕耘，哪來收獲？”“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卻不用血來染他，天下那有這類便宜事？坐這談，何如起來行！”

坦露了他為共產主義事業不畏任何艱難險阻，不怕苦、不怕死的壯烈胸襟。他一生中承擔過各種艱難、危險、復雜的任務，為革命出生入死，生命都可舍棄，還有什麼不能割舍的個人利益！

二是他很好地處理了政治家最難處理的名權位問題。他在青年時代，給自己提出“立大志，不存大己﹔重事業，不重個人權位﹔重名譽，不重個人名位”的要求。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把這種要求上升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自覺把個人的權位看成是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實現“大志”的平台，而不是人生目標的本身。所以，在遵義會議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作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恩來從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自覺地退居助手地位，讓毛澤東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這對確立毛澤東對黨和軍隊的實際領導地位，實現黨的歷史性偉大轉折起到特殊作用。在遵義會議后，張聞天代替了博古的總書記職務，但過了２０天，博古仍不交出中央的印章和文件。周恩來與博古進行徹夜長談，現身說法地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面包的，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了解。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后，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面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第二天，博古就向張聞天轉交了印章和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實行工資制時，有關部門提出工資等級表，把總理與國家副主席放在一個等級欄內。在傳閱時，周恩來把“總理”勾下來，與副總理放入一個等級欄內。他對待名利也如此，他從不宣傳自己，也不希望別人宣揚他。１９２８年，在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他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１９２９年，在“九月來信”中，他明確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這是第一次以中央名義對中國革命特征也即革命道路這一根本問題做出的正確結論。周恩來從不以功臣自居，甚至還竭力抹掉由他首創或帶有他個人印記的某些東西，把他的重要理論貢獻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智慧，融入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中。在周恩來看來，這是很自然的事。這體現出他正確對待名權位的崇高境界，這正是今天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世界觀、人生觀，增強為偉大事業奮斗的政治定力，所需要解決的深層次問題。

三是正確處理了個人榮辱與黨的事業的關系，突出表現在他“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維護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和全黨的團結和統一上。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前后，是我們黨歷史上極端困難、十分艱險、瀕於分裂的時期。看到這種情況，周恩來面對黨內斗爭中對自己的誤解和潑來的污水，不再辯解，而是不顧個人的榮辱毀譽，忍辱負重，竭盡全力維護黨的團結，兩次挽救黨於危局，使黨渡過了難關。１９５６年，周恩來正確提出反冒進，及時糾正了冒進傾向，但后來遭到錯誤批判，導致大躍進帶來三年困難時期。在個人受到極大委屈、承受極大壓力的情況下，周恩來從未消極，而是採取各種措施，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使黨和人民渡過難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身患癌症，沒有選擇潔身自好，“遠事避禍”﹔而是選擇了堅守崗位，竭力維護黨和國家機器的運轉，抱著“入虎穴”“入地獄”的犧牲精神，忍辱負重，苦撐局面，包括忍受著一些戰友、同志的誤解，與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防止了黨的分裂，保護了一大批黨內外人士並積極促成鄧小平同志的復出，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重新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以自己的血肉之軀鋪墊了結束“文化大革命”之路。

有些黨員則因為個人受到批評或委屈而離黨而去。例如，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是黨的創始人之一。當時有“南陳北李”之說，張申府就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之間的聯系人。他就是因為在黨的四大討論國共合作時，他表示反對，蔡和森批評他“幼稚可笑”，便拂袖而去，由黨的創始人成為自動脫黨者。多年后他坦承，這是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事。葉挺因為在黨內斗爭中受到不公正對待，大革命失敗后，脫離黨組織，流亡德國。“六大”后周恩來到德國見到他，批評他再委屈，也“總不能放棄革命不干，干革命不必自我”。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回國參加抗戰，后來又重新入黨。可見，“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的。習近平同志強調黨員干部增強政治定力對我們事業的成功是何等重要！

二、高度的組織覺悟是保持政治定力的基本條件

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最偉大而艱巨的事業，個人單槍匹馬地干，或一盤散沙，根本不可能成功。以先進思想和科學制度組織起來的黨的組織，是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根本組織保障。民主集中制就是黨的根本的組織制度，是黨內政治生活正常開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根本的組織紀律。周恩來具有高度的組織覺悟，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黨的組織。他有這樣幾個突出特點：

１．他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他強調，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須反對封建家長制和極端民主化兩種錯誤傾向。針對執政黨的特點，他特別強調要堅持黨的集體領導，指出：“黨的領導是組織領導，不是個人領導”，“個人沒有權力領導一切，不管是誰。”他反對個人專斷，搞一言堂。他提倡黨內要造成一種對領導人的講話也允許討論、提出意見和批評的風氣，這樣才能減少或避免錯誤。他要求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不僅要敢於和善於聽取各種意見，還要主動地去“發現”“尋找”各種意見，並創造條件使人能發表各種意見。他鼓勵干部獨立思考，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反對那種唯唯諾諾、看領導眼色行事、人雲亦雲的作風。他是具有民主精神的領導者，善於聽取各方面意見，不論職務高低，誰的意見對，就按誰的意見辦。

２．他是遵守紀律的模范

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人通過的決定，如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可以向各級黨組織反映，但在組織上必須服從和執行黨的決定。為什麼？因為你認為組織的這個決定不對，你就不執行，他認為那個決定不正確，他就自行其是，那黨組織就不可能有任何統一行動，隻好散伙了事。你認為組織決定不正確，也可能是你的認識不正確，因此，在行動上與組織保持一致，有利於在實踐中糾正自己的認識，也不會給組織造成損失。當然，有時候真理確實是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在這種情況下，允許少數人保留不同意見，在行動上與中央保持一致前提下，並向黨組織申述正確意見，有利於在實踐中盡快糾正錯誤決定。周恩來對干部講，即使你的意見正確，如果沒有被組織採納，就躺倒不干，或離黨而去，那就失去了在實踐中說服多數人的機會，而隻有多數人掌握了真理，才能去實現真理。他認為成熟的黨員，不僅要善於認識真理，還要善於實現真理。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模范地遵守各項紀律，而且，凡是要求黨員、干部和公民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好，凡是要求他人不做的事，他帶頭不做。

３．他反對一切侵蝕和破壞黨的組織活動

周恩來在黨內從不培植個人勢力，不搞小圈子。雖然他在黨的會議上會公開發表不同意見，或公開支持或批評某種意見，但在黨內政治斗爭中，從來不搞、也從沒有自己的幫派。他反對一切違反黨規黨法的非組織活動。他嚴守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利益，而不是維護某個小集團或宗派的利益。

三、堅持黨的執政倫理和宗旨是保持政治定力的靈魂

實現人民幸福、民族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以人民為中心是黨的執政倫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和一切行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隻有堅持黨的執政倫理和黨的宗旨，才能經受住執政的考驗，抵御各種誘惑和腐蝕，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終生。這是保持政治定力，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對執政黨的黨員干部來講，尤其如此。周恩來是黨內外公認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仆，“人民總理”的稱號從他開始，他當之無愧。周恩來堅持黨的宗旨的思想和實踐對我們保持政治定力會有很多啟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點：

１．為人民服務是根植於周恩來內心深處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以人為本思想的自覺實踐

周恩來在中學時代就有“人民是國家主人”的深刻認識。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對人民群眾的力量和作用有更深刻的認識，進一步確立了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之本，“為人民服務，做人民公仆”就成為他自覺的價值追求。早在１９４６年他就指出：“人民的世紀到了，所以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斗，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

一個滿腦子封建特權思想、視人民為“蟻民”、視執政為“牧羊”、視權力為牟利之私物的人，是不可能真心為人民服務的。這也是一些黨員干部喪失道德操守、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成為人民罪人的深層原因。

２．踐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才能做到為人民服務，終其一生

有些缺乏政治定力的黨員干部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挂在嘴上，並不執行或不嚴格執行。缺乏政治定力的人是經不起各種誘惑和權力考驗的。周恩來的最大特點是用一生的言行，嚴格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是忠實、高效、廉潔的人民公仆，是黨內做工作最多、最忙的人。他為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嘔心瀝血，日夜操勞，一生如此。華僑稱他為不知疲倦的“鋼人”，外國人稱他為“全天候”總理。他被看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代表。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對工作極端的負責任，辦事嚴謹周密，一絲不苟，帶出了好的隊伍，形成了好的作風。他視艱苦奮斗為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否決了修政府大廈的建議，反對各地建樓堂館所。要求國務院工作人員帶頭艱苦奮斗，勤儉建國，樹一代共產黨人的新風。他多次拒絕有關方面給他維修房子。有一次，趁他外出工作，有關方面把他的住房簡單維修了一下。他回京后，對工作人員提出批評，並在全體國務委員會議上，做了多次嚴肅的自我批評，檢討自己沒有把好關，承擔了全部責任。西花廳有養魚池、水榭，但是，周總理生前沒讓放過水，他說浪費。他之所以終生艱苦奮斗，是因為他把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利益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和衡量人生價值的標准。他要求領導干部要過生活關，“生活關分兩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干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朴素成為我們的美德。這樣，我們就會心情舒暢，才能在個人身上節約，給集體增加福利，為國家增加積累，才能把我們的國家更快地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這些教誨，在今天聽起來也是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的。他始終做到“兩袖清風，一身正氣”。他身居高位從不謀私，平時外出，吃飯、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錢。他從不收禮，也不允許地方給中央送禮。凡是送給他個人的禮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關部門處理。他認為在中國這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封建主義思想影響很深，民主傳統十分缺乏的國度裡，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點。請客送禮不僅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更重要的是助長一種腐敗的社會風氣。

３．他認為要踐行黨的宗旨，執政黨的干部還要過好親屬關和管好身邊人

他沒有子女，但對自己的親屬、晚輩，不但不用職權為他們謀取任何私利，而且提出比一般人更嚴格的要求。他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是政府工業部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后因胃病不能堅持正常上班，被有關部門安排到內務部任參事。周恩來為此向內務部部長曾山提出意見，讓胞弟提前辦理了病退手續。周恩來的表兄萬敘生寫信請他為當臨時工的表侄女安排個正式工作，周恩來回信說：“這是關系到遵守國家制度和服從國家需要的問題，我沒有權力要求國家對自己的親友給予特殊照顧。我從來也沒有這樣做過。”在我國剛開始實行機關干部下基層勞動鍛煉的制度時，周恩來就讓侄兒周榮慶由北京到河南當了農民。在黨中央號召知識青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時，周恩來又鼓勵侄女周秉建到內蒙古插隊。１９７０年，周秉建按正常手續應征入伍。周恩來對其講，女兵很難當，怎麼就偏偏挑上了你？那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這樣影響不好。“我們不能搞這個特殊，一點不能搞！”后經部隊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內蒙古大草原當牧民去了。他還嚴格要求身邊工作人員，不能有任何特殊。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制定了一個工作細則，提出“警衛保總理的安全，醫生保健康，秘書保工作”，周恩來又特別加上一條，“保政治影響”，即周總理、鄧大姐和身邊工作人員共同維護黨的政治影響。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知道身邊工作人員也有人走后門，把孩子送到部隊當了兵，很生氣，都讓他們給孩子辦理了退伍手續，仍送回農村插隊。

周恩來心中裝著億萬群眾，唯獨沒有他自己。他用一生的言行樹立了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偉大人民公仆形象。為我們增強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終生的政治定力，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四、加強黨性修養是增強政治定力的有效途徑

周恩來之所以能夠成為具有極強政治定力、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終生的共產黨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覺地加強黨性修養。偉大的時代造就偉大的英雄。周恩來之所以成長為人們公認的一代楷模，既與他經歷的波瀾壯闊的社會實踐密不可分，也與他長期自覺地進行黨性修養，具有很強的自我革命、自我完善精神緊密相連。他在領導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同時，也率先改造、完善著自我。研究他進行黨性修養的科學方法、特點和正確途徑，對於我們增強黨性，完善自我，提高政治定力，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是會有很大啟發的。

１．周恩來具有極強的自我完善意識

在“五四”運動時，他把“革新”與“革心”作為覺悟社的宗旨，這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革新”是要進行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根本改造中國社會。“革心”是要清除頭腦中的封建主義思想、資產階級利己主義以及阻礙改造中國、實現“革新”宗旨的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不“革心”，難以實現中國的“革新”﹔不投入“革新”社會的斗爭，難以實現自我的“革心”。那時，他就自覺地把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結合起來。他把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后，深知“實現共產主義不僅要徹底消滅剝削、消滅階級，還要鏟除剝削階級意識，造就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全面發展的新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他指出，無產階級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必須“對其他勞動者實行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而無產階級隻有首先清除掉自己身上沾染的舊社會的污泥，給其他勞動階級做出榜樣，才能帶領他們共同前進。因此，“無產階級首先要進行自我改造”，共產黨員是工人階級先鋒戰士，更要帶頭進行改造。而領導干部擔負著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的責任，身教勝於言教，因此更要帶頭進行改造。他指出：“沒有人是專門改造別人的。自居於領導，自居於改造別人的人，其實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對這種人大聲疾呼：‘請你自己先改造’！”

周恩來一再指出“隻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別人”，“任何共產黨員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生有限，知識無限，到死也學不完，改造不完”，“我的確常說我也要改造這句話，現在還在改造中。我願意帶頭。我希望大家都承認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認各種關系各種事物都會影響個人的思想。要經常反省，與同志們交換意見，經常‘洗澡’”，“自我改造是為了進步，是光榮的事情”，黨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氣一樣，非有不可”。１９４３年，他在《我的修養要則》中提出，“對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斗爭”，“適當地發揚自己的長處，具體的糾正自己的短處”等，並終身實踐這一修養要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擔任政府總理，但仍然“戒慎恐懼”地工作，自覺地完善自己。

２．周恩來進行黨性修養形成了自己顯著的特性

一是持久性。黨性修養貴在堅持。周恩來常講“生生不已”，“生生”是中國哲學術語，承認事物在發展變化中時時有新的事物產生，也就是講自我完善和改造不但要有高度的自覺性，而且要有持久性，要與時俱進。周恩來不但把黨性修養看成是每個黨員的必修課，而且看成是黨員終生的必修課，提倡人人要修養一輩子。“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覺地進行黨性修養的真實寫照。

二是實踐性。黨性修養貴在實踐。黨性不是喊出來的，而是干出來的。周恩來重視言行一致，知行統一，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踐中鍛造了堅強的黨性。他主張在社會實踐中進行黨性修養。共產黨人不能搞唯心主義的閉門修養，也不是為修養而修養，離開了造福人民的偉大社會實踐，黨性修養就偏離了正確方向，而且也失去了意義。不僅如此，他還強調黨性修養要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從高級領導干部做起。他要求領導干部進行黨性修養，要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生活關。這實際上也是他對自己黨性修養和自我完善的要求及經驗總結。

三是徹底性。這種徹底性突出表現在進行黨性修養的“嚴格”“全面”“透明”方面。周恩來終生按照共產黨員、人民公仆的標准要求自己。一絲不苟，“嚴”字當頭。而這種“嚴”，是為了維護人民的利益，維護黨的光輝形象，“保黨的政治影響”。他深知領導者是人民的公仆，又是群眾觀察黨的窗口和大大小小的旗幟，因此，強調“領導者切勿輕視自己的作用和影響，要戒慎恐懼地工作”，“要起模范作用”。“全面”主要指他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的各個歷史時期﹔在戰斗、工作、生活、人際交往的各個方面，包括婚姻家庭個人生活方面都嚴格以黨性原則指導自己的行動，都為我們樹立了榜樣。“透明”主要表現在他光明磊落，襟懷坦蕩，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特別是自己的缺點錯誤。有的人害怕公開做自我批評會喪失威信和工作信心，周恩來認為：“領導威信不是從掩飾錯誤中而是從改正錯誤中提高起來的﹔不是從自吹自擂中而是從埋頭苦干中培養起來的。工作信心，改正錯誤后隻會增強，不會減弱。”“因為丟掉的是錯誤，留下的是正確，就是說去掉毒瘡，留下健康。為革命奮斗的歷史，別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毀掉它。”

四是開放性。周恩來視野開闊，胸懷博大，學貫中西，智慧超群，這與他在黨性修養中表現出的開放性是分不開的。首先，他反對保守封閉，主張學習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文化和政治文明成果，為社會主義服務。對古今中外一切人類創造的優秀文化成果，他都敞開胸懷，博採眾長，吸收、消化、提煉、揚棄、升華。他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我為主”原則，指出，我們應該從世界各國吸取一切好的東西，但必須讓這些東西像種子一樣在中國土地上扎根，生長壯大，才有力量。“要先把我們民族的東西搞通。學習外國的東西要加以溶化”，“溶化是化學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目的是為了今天的創造”。正是開放性的學習、修養，使他“既有東方的寬容，又有西方的精細﹔既有東方的綜合思維，又有西方的分析思維”，既有東方的智慧，又有西方的幽默。所以周恩來被尼克鬆稱為“多種金屬鑄成的合金”，“比任何一種單獨成分都堅強有力”。其次，他反對自我封閉、自我隔離。堅持敞開思想，置身群眾之中，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批評，吸收群眾智慧，在與黨內外、國內外各種人的接觸交往中，加強黨性修養。他一生中交了無數的朋友，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上層下層、各行各業、不同年齡、不同信仰的人中都有他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諍友。在與群眾的交往中，既宣傳了黨的方針政策，送去了黨的溫暖，解決了復雜的問題，又了解真實情況，聽取群眾的呼聲、意見和批評。他從群眾中不斷地吸取營養、力量、智慧、朝氣和創造精神，所以他永遠不知疲倦、永不停步，有一顆永遠年輕的心。

五是科學性。針對在黨性修養方面存在的一些“左”的影響和錯誤認識，周恩來在講話中從多方面強調了黨性修養的科學性。他強調“思想改造靠自覺”，不能靠強迫，搞運動。思想改造也需要幫助，但“改造”方法要和風細雨，不能粗暴，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不要抓辮子，打棍子，對於一些錯誤，“一時改不過來的還要等待”，要“一看二幫’”“要區別何為政治問題，何為思想問題，何為習慣勢力，不能不分清問題性質事事斗爭”。他強調黨性修養不能“空談政治”，紅與專不能有所偏廢，要重視業務修養。一個人專心致志為社會主義服務，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兩年把導彈搞出來了，另一個人天天談政治，搞了五年也沒有把導彈搞出來，你們贊成哪一個人？他“贊成第一個人”，第二個人“隻能在導彈部門搗蛋’”。他還提出要研究各類人員增強黨性和改造思想的規律。

３．“學習、實踐、總結”融為一體的黨性修養的途徑

周恩來不但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堅持黨性的楷模、自我完善的典范，而且為我們拓展了一條“學習、實踐、總結”既融為一體的黨性修養的正確途徑。學習為指導，實踐為基礎，“總結”是理論聯系實際的橋梁，也是“發現和創造”的重要環節。總結有多種方法：“自省”，過嚴格的組織生活，開展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到群眾中去聽取意見等。總結既是實現一次次思想飛躍的新起點。學習、實踐、總結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體”，又是一個循環往復的無止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自覺地推動社會前進，也自覺地推動人們自身的全面發展。隻有像周恩來那樣自覺加強黨性修養，不斷完善自己，才能增強政治定力，禁得起各種復雜斗爭和風浪的考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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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組，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業績方略情懷﹝Ｍ﹞．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４：４１４－４１５．

（作者單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本文刊於《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18年第2期，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