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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從這裡出發:赴法勤工儉學上海紀事

陸其國

2018年03月15日10:27    來源:解放日報

原標題:他們從這裡出發:赴法勤工儉學上海紀事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陳列有一張1920年5月8日毛澤東與多人在當時上海名園半淞園的合影。此即毛澤東與旅滬新民學會會員,在半淞園開會並歡送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生的留影。照片左一為蕭三,右六為毛澤東。毛澤東當年主持編訂的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刊載了半淞園會議的情況,其中提到:“這日的送別會,完全變成一個討論會了。天晚,繼之以燈。但各人還覺得有許多話沒有說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覽淞江半水,綠草碧波,望之不盡。”

1917年5月1日出版的 《新青年》三卷三號,對發起赴法勤工儉學的目的介紹道:“諸先生所以有此教育運動者,實欲將歐洲近世文明之‘科學真理’‘人道主義’ 二大要素輸入本國。”可見赴法勤工儉學運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完全契合。

鐵路中斷,隻能從上海乘船赴法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最早發端於旅法的華工教育。1909年,旅法老同盟會會員李石曾、吳稚暉等人,通過在華工中開展勤工儉學的實踐,意識到此舉能使國內更多青年知識分子走出國門,接受深造,最后達到“輸世界文明於國內”以改良中國社會的目的。他們覺得當時的法國堪稱“民氣民智先進之國”,如“欲造成新社會新國民”,留學法國無疑是首選。於是在李石曾、蔡元培、吳玉章、吳稚暉、張繼等人的倡導與推動下,從1912年至1917年,先后在北京、直隸(今河北)、山東、上海、湖南、四川、福建、廣東、陝西、重慶等地建立留法儉學會、留法勤工儉學會、華法教育會等辦理赴法勤工儉學的組織機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從中國赴法,多從北京乘火車,途經奉天(今沈陽)、長春、哈爾濱、伊爾庫次克、車裡雅賓斯克、莫斯科、華沙,最后抵達巴黎。途中需換乘八九次車,快車需走12天,慢車要15天。“十月革命”后,俄境內(尤其是西伯利亞一帶)局勢不靖,且有國外重兵封鎖,陸路赴法因此告斷,這樣中國赴法勤工儉學生隻能改走海上,從上海乘船啟程赴法。沿途經過香港、海防、西貢(今胡志明市)、新加坡、科倫坡、吉布提、蘇伊士運河、塞得港、馬賽,然后再換乘火車抵達巴黎。走海上所花時間約40天左右。由於勤工儉學生多乘廉價無等艙,條件差,加之途中時間又長,所以一路非常辛苦。

當時赴法勤工儉學生有各式人等,年紀最大的是蔡和森母親葛健豪,已54歲,離開故鄉赴法接受中等女子教育﹔其次為湖南教育界領袖徐特立,赴法時已43歲,他也是作別安適的生活情狀,甘願赴法勤工﹔另外貴州教育界知名人士、王若飛舅舅黃齊生也類此。而年紀最小的是1919年7月由布裡村留法工藝實習學校法文教員齊連登帶往法國的王樹棠,當時才10歲,《時事新報》 刊登了王樹棠的照片。赴法勤工儉學生中還有約20名左右女性,如向警予、蔡暢等。當時法國社會男女同工但不同酬,顯見對女性有所歧視。這對她們來說,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比男子有更多不易。

前面提到,鐵路赴法中斷后,中國赴法勤工儉學生隻能改從上海乘船走海上。這樣一來,全國各地赴法勤工儉學生出發前,便都集中到了上海。尤其是1919年春,赴法勤工儉學運動進入高潮,四川、湖南、廣東、雲南等19省赴法勤工儉學生,絡繹不絕涌向上海,然后分批從上海乘船遠涉重洋,前往法蘭西。

毛澤東第一次來上海是1919年3月,那次他是專程繞道到滬歡送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生的。當時他是從北京返回湖南,本應由京漢鐵路經漢口轉長沙,為歡送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生,他特地轉道上海。然后於3月17日和31日,兩次趕到黃浦江畔碼頭送別兩批赴法勤工儉學生。這年12月,毛澤東再次來滬即是歡送蔡和森、蔡暢、向警予,及蔡母葛健豪等赴法勤工儉學。這次則是他第三次來上海。第二天毛澤東等人即在黃浦江畔歡送蕭三、勞君展等六人上船,踏上赴法勤工儉學的旅途。

服務機構伸出援手

當上海成為赴法勤工儉學生的海上出發地后,為應對來自全國各地的赴法勤工儉學生驟增的情況,上海也及時設立了一些相應的組織和服務機構。如除了已有的經辦留學生事務的社會團體“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外,又有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漁陽裡北衖5號的“預備赴法學生之聯合會”﹔在霞飛路尚賢堂對門的“上海留法儉學會”﹔還有最初設在嵩山路、后遷至法租界麥賽爾蒂羅路(今興安路)76號的赴法學生自發組織的“上海會集所”等。這些組織或機構的設立,為那些想赴法勤工儉學卻苦於不知門徑的學生提供了方便,雖然有點近似於今天的“中介”機構,但都不以營利為目的,而且更合乎會員制模式。

就以“預備赴法學生之聯合會”來說,入會者隻要有兩人介紹、繳一元會費、贊成該會宗旨,就可以享受以下利益:“一、初抵上海時之招待﹔二、代定廉價宿膳﹔三、得向上海華法教育會報名、繳費、領護照、買船票諸手續之指導﹔四、得加入國內勤工儉學預備團(籌備中)﹔五、襄辦出發事宜(治裝及購買途中用品等事)﹔六、得有留法儉學及勤工儉學各種詳情之報告﹔七、本會敦請名人演講時,得入會聽講﹔八、得閱覽本會所備之書報。”

這些服務對於一個初來乍到上海、打算遠涉重洋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來說,確實可以解決許多繞不開的困難和麻煩,從而得以省時省力省費用,踏上赴法勤工儉學的旅途。如1920年9月10日 《時事新報》 刊登上海會集所啟事:“留法儉學生與勤工儉學會前已議決,三月送學生一次。本屆十月,擬乘巴爾多司郵船赴法之各省學生紛紛到滬。惟是遠道來申,零星各處,聲氣不通。茲有學生數人,現在法(租)界嵩山路五十六號組織中華赴法學生上海會集所。特以連(聯)絡感情,磋商赴法事宜,並能代辦一切從儉行裝,兼可膳宿。來滬學生可向該所接洽,自能得其歡迎雲。”

有這樣的機構接待,對正打算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來說,無論是辦相關手續,還是解決衣食住行等事宜,自然方便許多。所以那時即使有人臨時起意,突然想赴法勤工儉學,也完全可以交由上述機構出面辦理,爾后成行。

1919年9月22日《上海晚報》就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那天有個叫靜的作者,在滬上“浴德池”澡堂洗澡,無意間聽到了鄰間姓林姓李二人的一番對話。

李問林近來可好,林答謝很好。然后問候李怎麼樣,這次又來上海,是否有什麼事。原來李此番來滬,是因為家鄉受軍閥混戰影響,地方不靖,百姓遭殃,所以他想離開那裡才來到上海。現在到了上海,他也沒有什麼事干,自稱只是鬼混而已。林聽后就問李,難道你就打算這樣鬼混下去?見李無語,林便對李說,你這樣混日子又有什麼意思,我覺得你最好還是和我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

一聽去法國,這下輪到李驚訝了,他問林,“你到法國去麼?你怎麼樣兒去的?你忽然間要去(法國)是個甚麼意思?你那(哪)裡又有錢呢?”

林告訴李,他已決定去法國勤工儉學,至於錢,他自己有十幾元,又向朋友借了兩百元。這些錢除了購買船票,再買些衣服,應該還有剩,此行法國巴黎沒有問題,到了那裡可以勤工賺錢。李聽罷,疑惑地看著林問,你就這點錢,到人生地不熟的法國勤工儉學,一定很苦。

林回答道:“這苦甚麼?那些拉車子和做苦工的整天沒有一息息功夫,又便怎麼樣?我們是讀書去的,要多少錢做甚麼?每日做幾點鐘工,讀幾點鐘書,吸收西洋的新空氣與新知識,精神上恐怕還要舒暢多了。我看你是很可以去。你們這樣的鬼混,就把你們當作最善意的最高上(尚)的看,不過是幾句牛皮話,說想把中國弄好。我想我們既然是國家一份子,要把國家弄好,一定是先要把自己弄好。把自己弄好第一是求知識。求知識不外讀書。我敢說句不客氣的話,你們自己還沒有弄清楚,還講甚麼國家不國家。趁著這世界潮流正激烈的時候,不趕快圖‘個人自決’,偏偏要跟著鬼混。他們這些武人官僚今天和,明日又可以打的﹔今年和,明年又可以打的,一世鬧不了,你不要鬼混一世麼?”接著林繼續勸說李,你還不到30歲,求學並不晚,如果你願意和我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我們可以一起去。林一番話最后終於打動了李,李當即表示,“我去。我緩天回家裡打個轉身再去”。

按說李下決心要去遙遠的法國,回家和家人告別一下,再帶上些生活必需品,也在情理之中。不料林卻說,“現在博多斯號(輪)月底准開,要去就在上海朋友處借點錢去,何必又跑回家去做甚?家裡(人)有飯吃,有衣穿,干你甚事?(你有)一個老婆不得了,我們這半生不曉得老婆是個甚麼東西的又便怎樣?我曉得你是一個虛榮心最大、惰性最深的人,但是你要曉得凡事隻要能夠下決心,百樣難題都可以打過(克服)。並且做事第一要趁著機會,若是依違苟且,一定是不能成功的。即如我這一次若要是回家去商量,或者是等你同我哥哥來,或者是怕錢少畏難吃苦,三翻四覆,那(哪)裡會去得成功……”。接下來因為李、林二人穿好衣服離開了“浴德池”,文章戛然而止。也許李即刻去為赴法做准備也未可知。

有人意志薄弱,更多人志存高遠

當年赴法勤工儉學的莘莘學子,不一定都有志於從事革命事業,甚至剛跨出去又縮回來的大學生也不乏其人。如1919年10月1日《上海晚報》發表的一篇記者文章,就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昨日‘博多斯號’(輪)搭載的十五位勤工儉學生,有‘某某兩位’剛剛搭拖船到吳淞口上船,說是船上有些‘冷’,便決心擲棄(浪費)一百元的船票,乘拖船回來了。對人說是靜待俄亂平靖后,再取道西伯利亞的鐵路前去。我先以為,他已經嘗了海船在濤浪中的滋味,萬分受不住了,所以回轉來的。船既泊在吳淞口,並未到海裡去,自然沒有風浪。他明白說是冷,便沒有嘗過海浪的滋味,可以想見。以八月的天氣,就說是冷,就因為這冷拋棄了張船票不去,這種人還配講勤工儉學嗎?隻好長年用狐皮包了,收在箱子裡。一張船票花了一百元,也隨便拋棄,還算是儉嗎?最妙是他再要待俄亂平靖,取道西伯利亞去。俄亂設若不平靖,你們就不讀書了嗎?西伯利亞設若沒有鐵路,你們怎樣呢?我恐怕你們這兩位大學生這世是去不成了。因為西伯利亞的氣候,盛夏的時候也同上海八、九月的天氣一樣。你們既是這樣怕冷,自然這世沒有去的機會了。”文章接著又披露,有個外地青年,也是因赴法勤工儉學到上海乘輪船,不料到了上海后,竟然天天泡妓院,不想赴法勤工儉學了。其父聞訊后,急得頻頻來信催他動身,他總是不理。直到其父在第二十封致兒信中說:“一些朋友餞的餞行,送的送行,你若再不赴法,有何面目見人?”此人總算勉強踏上赴法勤工儉學旅途。文章作者最后忍不住發出詰問:或怕冷、或愛嫖,“這種人到了法國,還會勤工不勤工、儉學不儉學呢?我恐怕他不特不勤工儉學,還要鬧出許多奇怪的笑話出來”。

當然,就當年數千名赴法勤工儉學生整體而言,更多的是胸懷抱負、志存高遠者。他們中許多人后來回國投身革命事業﹔ 另一部分人則抱持“科學救國”的信念,在異國他鄉埋首學習,日后也多有建樹,為祖國和世界文明的建設,貢獻聰明才智。而為他們送行的毛澤東以及胸懷革命理想而奔赴法國的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

(責編:常雪梅、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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