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延晚黛櫛風沐雨

有一片淨土不時地呼喚你，那是山村的月光，大山間的白雲，淳朴鮮活的口語，靜候時光的變遷，聽聞山水之聲，雞犬之鳴。——在延川關庄陝北黃土高原的一個小村落，竟是給我青春時代留下難忘記憶的地方。
　　近五年，我退休后，常來常往於延川，就是因為對這第二故鄉的記憶，讓我總想找回些什麼，探究些什麼，更想追回那段時光中的，讓你生命變得纖細而精微，遼闊而豐盈的印記。可是有個人，卻永遠找不回來，他在歷史的那一刻，用他固有的時代把握，把一代人的命運與貧困聯系在一起，讓他們在歷史的征程中，煥發了時代的力量。我想申昜書記當年的作為就是應該體現在人們的追憶中，延川欠他一個証明。
     初識申書記
　　1969年1月，一群北京知識青年，從大城市激蕩的紅色風暴中走來，一下子看到了曾經以革命聖地著稱的陝北，一個仍然貧困、荒涼甚至原始的高原，時空的巨大轉換，使我們這群不到20歲的革命青年感到沉重、不安，甚至產生了困惑和疑慮。偌大的中國卻仍有著偌大的貧困，中國革命的幾十年間，這樣一個紅色的陝北聖地卻依然沒有擺脫貧困而實現革命初衷的理想。天大地大的荒涼，天大地大的無助，我們心中的熱血一下子就冰涼而凝固了，這恐怕是初到時最強烈的反應，當然我們是在熱烈而真誠的歡迎中，在鑼鼓秧歌的氣氛下，在熱情安置中到達的。可是大雪封山的幾日后，靜下來面對生活的時候，在所見所聞的那些無法相信的窮困生活就在眼前時，我們這些熱血青年，怎能用一個“傻眼”就能夠表明那時的全部呢？這就是歷史的功能，它告訴你現實的真實。
　　我們的關庄村是一個200多戶人家的大村，又是關庄公社所在地。鄉親們住在那遍布山間的土窯洞裡，他們憂愁每天的生活如何維持，干每天那些干不完的事，靜心於山村，忙活於生計。
　　由於大雪又是春節前夕，農活也就無從安排進行。男人們手中拿著一個木質的線軸，手中捧著一團羊毛，用他們那粗糙的手捻毛線，有的用粗車條做鋼針織毛襪，這一風景在陝北是極具特色的。女人們則是忙著家務，用僅有的好吃食，准備著過年的東西。在公社院牆和牲口柵、供銷社的夾道間的一片空地上，迎著初升的太陽，借著那陽光，就是村民們一個聚齊和拉家常的場所。社會的、各村的所有事情就是從這裡傳播出去。當然談論北京知青成了他們最主要的話題。
　　他們不曾見過這麼多大城市來的人，不曾想象出北京城裡的孩子們會是怎樣的，看我們的穿戴，他們感到那麼的羨慕，那麼的想走向前摸摸翻翻弄明白個究竟。看我們的手和臉，羨慕我們皮膚那麼細那麼白，竟擔心怎能在這兒受得下苦﹔聽我們說話覺得那麼快，那麼甜，好生羨慕，好想能聽明白。但我們為什麼來？能在這兒待下去嗎？他們始終也弄不明白，他們好奇地到我們住的窯洞中，看我們怎麼住，怎麼生火，怎麼做飯，看我們看書，聽我們帶去的收音機，總想弄個明白，城裡人的生活。更有人幫我們生火教我們做飯，為我們送柴火，送來一切的關照。巨大的差別就是他們目光中所傳遞的，所追求的，所不可思的。然而就在日后的交往中，我們與他們在面對貧困中走到一起，相互的了解把我們與他們密切了起來，我們的改變也就遵從了他們。
　　關庄大隊養著一匹灰白花的馬，這也是十裡八鄉少有的公馬，每次配種都會在人們聚齊的地方上演，這樣的場面會驚動許多人，也是農村最熱鬧最有氣氛的場面，也是一片生機，一種生活的畫面。
　　然而這匹大馬卻病了，瘦了、老了，大隊曹書記叫上我一同去縣城給馬治病。我們走了70裡路才到了縣城，在一個馬車店住下來，趕緊找獸醫。我們牽著馬走在縣城的大路上，迎面走來了一位干部，他身材高大，披著一件軍大衣，頭上戴著一頂呢子帽，尖尖的鼻梁，瘦瘦的帶有棱角的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就像《英雄兒女》中王芳的父親——那位軍人老首長。他快步迎上來，張開大手，那麼關切地與曹書記拉著話，又上前拍拍馬，問起我們來縣城的事由，忙說，“不怕我來解決，可別著急”。一切顯得那麼親切，那麼熟悉和關切。這就是申書記——延川的一把手，他一再說晚上讓我們到他那兒吃飯。
　　走進縣城十字路口旁的一個大院，申書記的家就在那南面的一孔石窯裡，一進窯就看見在窯旁的一鋪土炕，我們被招呼著脫鞋坐在炕上，上面已經擺了一個漆盤，裡面有酸菜、芝麻鹽、辣椒面，三雙筷子也擺好了，這時申書記回到窯裡陪我們坐在炕上，熱氣騰騰的雜面就端了上來，申書記說，“吃，吃，吃了再說”。這時我才觀察到申書記的家，也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人家，一切都那麼簡陋那麼簡單，除了窯前的一個不大的書桌和一個書櫃外，可以說什麼都沒有。當他問起馬治得如何時，曹書記卻淚流滿面，這時我才知道那馬死了，老曹竟沒有讓我知道。申書記也落下了淚，一陣沉寂后，申書記說：“你們明天先回去，我來處理后事，馬沒了這麼大損失，縣上一定會幫助你們，牲畜會有靈性的，他懂得你們的感情，它會感謝你們為它做的一切”。簡短的安慰，說出了靈性，這是我從來沒有的感觸，一個縣委書記，他用自己的那份情感搭建起了人與牲畜之間友誼和情分的橋梁，這是怎樣的一份關懷啊。申書記問起我，這也是他知道黑蔭貴的第一次，於是我們也就有了聯系，也開始了他對我的關懷。臨出門申書記語重心長地說：“老曹啊，北京知識青年到老區來插隊落戶，需要我們的多方照應，他們是有知識有抱負的一代，也是我們延川的幸事和責任，咱們得把他們安排好。”是啊，就是他們這一代人，在北京知青面前牽挂著多少情懷，心中有著一種使命的擔當。直至今天你去陝北一旦有人聽到地道的北京話，再看一眼年齡，一定會上前來問“你是當年的知識青年吧”，或說“你是北京知青吧”。在延安人民的記憶中知識青年成了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知識青年在他們的認知中，“知識”兩字、“北京”兩字包含了那一份珍惜、那一份情誼、那一份無法割舍的歲月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