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的革命道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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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毛澤東有一段最著名的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和發展，走十月革命道路使中國革命浴火重生，苦難而輝煌。青年毛澤東對十月革命道路的認同和選擇，也有一個思索和比較的過程。

第一次發表思想有些糊涂的政見

毛澤東出生在湘中一個閉塞的山沖，在接受啟蒙教育時，不大受四書五經的束縛，用他的話說：“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於造反的故事。”那些殺富濟貧、除暴安良的故事，使他徜徉在可歌可泣的歷史敘述之中﹔那些叱咤風雲、掀天揭地的英雄，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成為他心向往之的楷模。

1910年4月，長沙因天災糧食顆粒無收，全省鬧起飢荒。官商乘機相互勾結，囤積糧食，把米價抬得一日高於一日。飢寒交迫的平民憤怒已極，蜂擁至巡撫衙門，要求平粜救災。腐敗的官府非但不賑災，反而實施血腥鎮壓。

這件事對毛澤東影響很深，他認為長沙飢民“也是些像我自己家裡人那樣的普通人，對於他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由長沙飢民事件，他把對下層民眾的憂患，升華到解救他們的思想沖動上。

這年秋天，毛澤東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在這裡，他閱讀了表兄所送的《新民叢報》，開始崇拜康有為、梁啟超，並對政治和國家的前途特別關心。他還讀了一本世界英杰傳，由對堯舜、秦皇、漢武的仰慕，擴大到對拿破侖、葉卡特琳娜、彼得大帝、華盛頓、盧梭、孟德斯鳩的神往。他對同學蕭三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顧炎武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1911年春，18歲的毛澤東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初到省會長沙，毛澤東眼界大開，不僅看到了同盟會的《民立報》，還知道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綱領以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他激情澎湃，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牆壁上，主張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的政府，來反對專制獨裁的清王朝。毛澤東后來說，這是他“第一次發表政見，思想還有些糊涂”。

武昌起義爆發后，毛澤東投筆從戎，在駐長沙的起義新軍25混成協50標第1營左隊當一名列兵。4個月的列兵生活，他除參加軍事訓練外，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到對時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他在閱讀《湘漢新聞》時，第一次看到了“社會主義”這一名詞。其實，當時毛澤東所看到的“社會主義”是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鼓吹的社會改良主義，但他卻興趣濃厚，並寫信與同學討論。

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說：“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

1912年2月，毛澤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學）。他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論》在省立一中頗有影響，表現了他思變務新的少年哲人風范。文章指出，政府要取信於民，開發民智，以法治國。國文教師柳潛在批閱該文章時，嘖嘖稱奇，欣然批曰：“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僅讀半年，毛澤東以省立一中所學有限，主動退學，並訂了自修計劃，每天去省立圖書館閱讀。這裡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書籍，成了他選擇性閱讀的書目。正是在省立圖書館，毛澤東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圖，由此眼界更加寬闊。他總結這自修的半年：“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

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次年2月，並入第一師范）。他在這所學校連同預科，一共讀了5年。他說：“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也是在這裡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驗的。”除修學儲能外，他對時事政治尤為關注，被同學們稱為“時事通”。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一年后更名為《新青年》），毛澤東成為其熱心讀者。學校現狀，中國的現狀，毛澤東都十分不滿意，有心改造，可又苦於酬志無門，郁郁不得志。

革命非兵戎相見乃除舊布新

1916年7月，湖南都督湯薌銘被湘人驅逐。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滿，認為不應驅逐湯薌銘，“湯在此三年，以之嚴刑峻法為治，一洗從前鴟張暴戾之氣，而鎮靜輯睦之，秩序整肅，幾復承平之舊”。又說：“湯可告無罪於天下，可告無罪於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

毛澤東在尋覓與彷徨中，相信好政府、好都督，認為改良主義才是治國的良方。他覺得“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改變這種狀況，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1917年9月22日晚，毛澤東與張昆弟等人來到蔡和森家，幾位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青年徹夜長談。毛澤東說：“現在國民性情，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他主張“家族革命，師生革命”，認為“革命非兵戎相見之謂，乃除舊布新之謂”。

在此期間，毛澤東讀了很多書籍，想從學理上思索和尋找到中國的出路。他在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上作了許多批注，從中可以窺見他的思想脈絡。其批注曰：

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宇宙之毀也亦然。宇宙之毀決不終毀也，其毀於此者必成於彼無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

毛澤東對古今中外的歷史頗多涉獵，對除舊布新的革命甚為贊賞。至於如何革命，尚未有定策，仍在尋覓中。

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是發生在20世紀最重大的事件。10日，在事件發生后的第四天，上海《民國日報》就報道了這一消息。17日，長沙《大公報》對此也作了報道。喜讀報紙的毛澤東也看到了這條消息。然而，此時的他正忙於學業，忙於開辦夜學，忙於新民學會的會務工作。

1918年6月，毛澤東於湖南一師畢業后，又與蔡和森、蕭子升等忙於籌備赴法勤工儉學運動。

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五四運動的推動，1919年至1920年間，中國共有1600多人赴法國勤工儉學，其中湖南有346人。毛澤東雖是赴法勤工儉學的積極組織者，但他並不主張大家都去法國，而是主張一部分人去俄國，提出“組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他認為，“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他為赴俄勤工儉學的事情，去信陶斯詠、黎錦熙，並專門和李大釗商量。他積極地准備著去俄國，甚至“想找一俄人，學習俄語”。可見十月革命后的蘇俄，對他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學生聯合會刊物《湘江評論》創刊，毛澤東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他在創刊詞中說：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對於強權，隻有“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他們打倒”。打倒強權的方法，不外乎“急（激）烈的”和“溫和的”兩種。毛澤東主張採用溫和的方法，因為在他看來：

一、我們承認強權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類。濫用強權，是他們不自覺的誤謬與不幸，是舊社會舊思想傳染他們貽害他們。

二、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但自相矛盾，並且毫無效力。

既然不用強權的方法打倒強權，那麼又有什麼良策呢？毛澤東提出了“無血革命”。他說：在對人的方面，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毛澤東后來說，這一時期“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我正在尋找出路”，這條路就是溫和的“呼聲革命”。

毛澤東創辦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呼喚新思潮，推動社會改革。他表示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他認為時代變革的大潮已經迎面扑來。他寫道：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

毛澤東傳播新思潮主要的工具是手中的筆，是針砭時弊的文章。11月，長沙《大公報》聘請他為館外撰述員，也就是特約記者。在以后的3年中，他為《大公報》寫了許多文章，且深得讀者喜愛。由此，毛澤東的社會活動能力和思辨才華越來越引人注意。他的恩師楊昌濟致信時任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長章士釗時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欲言救國必先重二子。”

楊昌濟信中提及的“二子”，即指毛澤東和蔡和森。

俄國道路是新發明的一條路

1919年7月21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在論証民眾大聯合的理由時說：“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他呼吁中國要實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認為“壓迫愈深，反動（抗）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第一次提到並贊頌了俄國的十月革命。他說：我們且看俄羅斯的貔貅十萬，忽然將鷲旗易了紅旗，就可以曉得這中間有很深的道理了。

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

但毛澤東仍不太認同暴力革命。他說：聯合以后的行動，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們拼命倒擔（搗蛋）。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思。一派是較為溫和的，不想急於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相互的道德和自願工作。貴族資本家，隻要他回心向善，能夠工作，能夠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殺他。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不是日本的親善——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於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

當然，毛澤東的思想絕非一成不變，仍在思索和尋找中。他對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分向往，較之一年前又多了肯定的語氣，可對於在中國實行十月革命的手段，又是矛盾和猶豫的。

1920年9月5日，毛澤東在《大公報》發表的文章中說：如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於流水之原，不崇朝而佔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中國如有徹底的總革命，我也贊成，但是不行（原因暫不說）。

在這裡，十月革命被毛澤東定義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造成革命成功的3個要素是主義、時機和群眾。主義是第一位，即布爾什維克主義（文中譯為布爾失委克斯姆），就是列寧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毛澤東認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革命才能成功。他贊成中國也可以實行這種“徹底的總革命”，可囿於不便言明的原因，又說“不行”，可見，他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還是沒有十足的信心。

10月，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到中國訪問，並於26日來到長沙。毛澤東應《大公報》之邀，擔任羅素演講會的特約記錄員。羅素發表了題為《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的演講，肯定地指出，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並將代替資本主義。主張共產主義，但又不贊成“勞農專政”，不贊成布爾什維克主義。主張用教育的方法，促使有產階級覺悟，以至不要妨礙自由，不要興起暴力革命，不要引起戰爭。

羅素的演講頭頭是道，但未能引起毛澤東的共鳴。12月1日，毛澤東在致蔡和森、蕭子升等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的信中，明確表示：“我對於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

在此之前，蔡和森已給毛澤東來信，就中國的出路提出了自己的意見：“我現認清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資本經濟制度，其方法在無產階級專政。”又說：“我認為現世界不能行無政府主義，固在現世界顯然有兩個對抗階級存在，打倒有產階級的迪克推多（英文dictatorship的音譯，意為專政、獨裁——作者注），非以無產階級的迪克推多壓不住反動，俄國就是個明証，所以我對於中國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

毛澤東贊成蔡和森的意見，主張採用“馬克思的方法”，“應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他說：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閥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我對於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隻認為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蔡和森在信中告訴毛澤東，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先要組織共產黨”。毛澤東復信明確表示“深切的贊同”。

1921年1月1日和2日，毛澤東在長沙新民學會新年大會發言時表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在此之前的1920年6月，毛澤東第二次到上海見陳獨秀。在與陳獨秀討論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時，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陳獨秀信仰的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道路——作者注）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11月，陳獨秀又委托毛澤東在湖南組織共產黨。此時已是一名共產主義者的毛澤東，合乎情理地選擇了十月革命的道路。

來源：《紅岩春秋》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