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與革命

容閎與孫中山同為中國近代史上西學東漸、西制東移的重要人物，而他們之間有一段鮮為人知的密切交往歷史。

兩個香山人的讀書與革命

香山是容閎與孫中山共同的故鄉。1828年11月，容閎出生在廣東香山縣南屏村。孫中山則是1866年11月誕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雖然容閎比孫中山年長38歲，相當於是孫中山的父輩，但這兩位香山人擁有相似的讀書經歷與革命奮斗，並且在革命道路上交匯和共鳴。

容閎與孫中山都出身於香山縣的普通農民家庭，在青少年時均有海外留學經歷。19世紀初，傳教士所辦的教會學校，因可以免除學費，一些貧窮的農家子弟得以有機會入學就讀。1841年，容閎進入澳門馬禮遜學校讀書，他在這裡開始接觸西方科學文化知識。1847年，19歲的容閎跟隨老師羅賓·勃朗前往美國讀書。到了美國之后，他先在馬薩諸塞州的蒙森城讀預備學校。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回憶道，蒙森學校的老師“注重培養學生的品格，而不是把他們變成活百科全書或聰明的鸚鵡”。由此可見，在預備學校的學習過程中，容閎廣泛涉獵西方文學作品，注重形成自己開闊的視野與高尚的品格。

1878年，12歲的孫中山跟隨母親前往夏威夷檀香山探望在那裡經商的哥哥孫眉。1879年，進入夏威夷意奧蘭尼書院就讀。孫中山初到夏威夷時不懂英文，但他刻苦攻讀，很快掌握了學習英語的規律，讀寫能力獲得驚人的提升。那時的孫中山掌握了英語這門國際語言，為他此后博覽外國書籍及接觸世界各國同情革命的人士打下了基礎。從意奧蘭尼書院畢業后，孫中山進入教會學校歐胡學院。該校是檀香山的最高學府，宗教教育佔據了重要地位。因哥哥孫眉擔心孫中山信教，孫中山被迫於1883年回國。海外4年多的學習生活經歷，拓寬、提升了孫中山的視野與格局，使其成為一名初步具有民主政治觀念和科學文化知識的青年。

對比容閎、孫中山二人的大學時期，他們都大量閱讀各種書籍。1850年，容閎從預備學校畢業，被耶魯大學錄取。容閎在耶魯大學所受的是博雅教育，系統研習了高等數學和西方近代文明的經典著作。孫中山於1883年返回中國后，繼續讀高中，高中畢業后，孫中山在1886年先后進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校和香港西醫書院讀醫學本科。在醫學院讀書期間，孫中山並沒有隻專注於醫學課程，還閱讀了大量有關國際政治和經濟的書籍。據與孫中山同窗5年的關景良回憶，孫中山最愛讀的書是《法國革命史》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容閎、孫中山在大學時代系統接受了西方高等教育，而后來二人的事業發展歷程也印証了青年時代學習的民主科學思想對他們的影響深遠。

雖然容閎、孫中山都深受民主思想影響，但容閎直到晚年才轉向支持革命，孫中山青年時即以革命為業。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回到中國之后，一直在尋找能夠支持他主張的中國政治力量，幻想成為智囊式的“師爺”。從訪問太平天國向洪仁玕提出七項建議，到向曾國藩提出“幼童留美教育計劃”，再到向張之洞提出辦實業、成立國家銀行的主張，到最后向孫中山提出革命及國家建設的諸多建議，反映了容閎作為耶魯大學畢業生，將自己定位為“學者型”人物，從西方現代社會文明經驗的角度出發向中國不同的政治力量堅持不懈地獻言獻策。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讀大學時，即在同學之中積極組織領導政治小團體“四大寇”，“物色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與孫中山交往密切的同學有陳少白、尤列、楊鶴齡、陸皓東、鄭士良等，而這些人日后也成了香港興中會的成員。可見，孫中山自大學時代起，就在籌劃組建以自己為核心的政治團體，並在該政治團體中任領袖角色，希望在未來的中國變革中施展力量。

容閎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影響與支援

容閎對清朝政府失望后，開始轉向同情革命。戊戌變法失敗之后，容閎參與維新派領袖唐才常組織的旨在保衛光緒皇帝的自立軍活動，被推選為“中國國會”會長。后因自立軍起義計劃遭到泄露，唐才常被捕犧牲，容閎被迫從上海逃往日本避難。1900年9月，容閎在去往日本的輪船上與孫中山相遇。這是容閎和孫中山的第一次會面。當時，容閎72歲，孫中山僅34歲，容閎比孫中山年長38歲，但並未妨礙他們成為革命道路上的志同道合者。容閎是“西學東漸”的先驅者，而孫中山是“西制東移”的領袖，加之他們同為廣東香山同鄉，使得二人一見如故，在輪船上促膝長談、縱論中外古今。容閎對孫中山初次會面的印象是“其人寬廣誠明，有大志”，並以“華盛頓、富蘭克林之心志”勉勵孫中山。而孫中山也在事后推崇容閎“聲望素著，富新思想”，是致力於中國革新的老前輩。容閎與孫中山的此次會面，是容閎傾向於革命的開始，是他一生思想的轉折點。從此，容閎放棄了改良中國的想法，轉而積極支持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

1908年12月，容閎寫信給自己的美國朋友、軍事學家荷馬李，建議他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1909年12月，孫中山抵達美國與容閎見面。容閎提出了一個名為“紅龍中國”的起義計劃：募集五百萬美元、一億發子彈和十萬支槍，支持孫中山發動武裝起義，推翻清朝政府。1910年2月，容閎又寫信給孫中山討論“紅龍中國”計劃的具體安排，並安排美國軍事學家荷馬李、財經界人士布思與孫中山會談，籌劃軍事費用。在荷馬李、布思的建議下，孫中山對起義做了更為周全的謀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中國兩千余年的封建專制王朝被推翻，以民主共和制為政體的中華民國成立。辛亥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美國，已是83歲高齡的容閎極為激動，他向國內的革命者寫信表示祝賀。1912年，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隨即致函容閎邀請他回國參加建設。但那時容閎已中風臥床，無法行動。在彌留之際，容閎叮囑兩個兒子務必回到中國，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學識，“吾費如許金錢，養成汝輩人材，原冀回報祖國”。容閎的兒子容覲槐謹遵父親的教誨，在美國學成后回到中國擔任廣東革命政府軍火制造局總理兼工程師，獲授陸軍少將軍銜。容覲槐在職期間，軍火制造局生產增長一倍以上，各類武器的質量也有較大的提高。

香山思想家與革命者現象

有一個文化現象值得關注，容閎與孫中山同是廣東香山縣人。自明清尤其是近代以來，香山因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與人文歷史環境，孕育了眾多追求民主的愛國人士。香山縣在近代涌現出很多影響深遠的歷史人物，究其原因，可主要歸納為三點：

其一，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門的居住權，經過400余年歐洲文明的洗禮，澳門成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中心，是中國近代觀察西方文明的首要窗口，促成了香山文化開放包容的特點。此外，香山縣毗鄰香港，鴉片戰爭后，英國對香港的文化輸出，也增加了香山與西方文明的接觸。其二，香山人讀書不局限於參加科舉，有機會接受西式教育。其三，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廣泛交友，尤其注重與香山同鄉之間的聯絡與支持。鄭觀應、容閎、陸皓東、鐘榮光、鄭藻如等香山同鄉與孫中山來往密切，啟發和支持了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以孫中山、容閎為代表的香山人視野寬廣，更易接受外來新事物，善於吸收西方文明的進步因素，這些香山人逐漸從邊陲小縣走向中國民主革命的舞台。他們的讀書、革命與交往經歷至今饒有意味，對時下的廣大學子、學人如何正確理解讀書治學與國家建設的關系，仍具有深刻鏡鑒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