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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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戰爭年代，博古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一直非常重視新聞宣傳工作對於革命事業的重要作用。他不僅是黨內著名的革命家、理論家，而且是一位真抓實干的宣傳家，曾參與和領導很多宣傳方面的重要工作。特別是在1941年到1946年間，他在擔任解放日報社社長的同時，還兼任新華社社長，並領導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廠的工作，成為當時黨中央新聞出版事業的主要負責人。博古對新華社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在他的領導下，新華社業務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為后來肩負起黨的新聞宣傳的主要職責和建設集中統一的國家通訊社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鮮為人知的歷史淵源

博古與新華社的歷史淵源要從紅中社時期談起。紅中社是新華社的前身，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其全稱為紅色中華通訊社。它與同年12月創刊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是一個組織機構，一班人馬，兩塊牌子。

1933年初，博古主持下的中共臨時中央到達瑞金。他先后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了不少重要的理論文章及政論、時評等，並對新聞工作有過專門的論述。如1933年8月10日發表於《紅色中華》報上的《願〈紅色中華〉成為集體的宣傳者和組織者》等。此外，他對紅中社的業務工作也非常關心。據當年曾在紅中社新聞電台工作的岳夏回憶，他到紅中社去送電訊稿時，經常在那裡見到博古同志。

紅軍長征途中，紅中社廣播停止了，但紅軍電台的抄報工作沒有中斷。1935年11月，紅軍到達陝北瓦窯堡后，《紅色中華》報恢復出版，紅中社業務也同時恢復。通訊社與報社仍合在一起。

12月9日，北平學生在黨領導下舉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開始高漲。“一二•九”運動后不久，博古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就白區學生反日斗爭問題對紅中社記者發表談話，高度評價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廣州等地學生示威游行的愛國行動，號召全國學生和人民大眾組織起來投入抗日救國斗爭。

1936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博古主要負責黨的宣傳工作，紅中社也在他的分管范圍之內。12月，在博古主持下召開了紅中社工作會議，確定了人員分工﹔廖承志負責國外電訊，翻譯全部外電﹔向仲華負責國內報道，每天發2000字的電訊，同時負責編輯《紅色中華》報﹔李柱南負責中文譯電。

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博古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為配合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擴大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不久紅中社西安分社（后改稱新華社西安分社）成立。博古曾到新華社西安分社和工作人員談話，要求西安分社要充分發揮黨的喉舌的作用，宣傳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的一系列政策，要求他們向西安各報社、各社會團體印發紅中社的新聞和黨的文告、宣言，進一步擴大宣傳輿論的影響。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遷到延安，紅中社也隨之遷到延安城內。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決定將紅色中華社改名為新中華社，簡稱新華社，博古兼任社長。

不久，由於工作需要，博古離開延安，先后參與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

再度擔任新華社社長

博古對新華社工作的具體領導，主要集中在1941年至1946年他第二次擔任新華社社長期間，他也是新中國成立前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新華社社長。

1941年5月，在創辦大型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同時，黨中央還決定，新華社與《解放日報》統歸以博古為首的編委會管理，“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各地應注意接收延安的廣播。重要文章除報紙刊物上轉載外，應作為黨內、學校內、部隊內的討論與教育材料，並推廣收報機，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廣宣傳，是為至要”。當時的新華社社長向仲華參加報社編委會工作。

此時，新華社的發展已有了一定規模，世界上一些重要通訊社的電訊，基本上都可以抄收下來。同時，國內文字廣播的數量也有了增加，內容的針對性和指導性都得到了加強，通訊員工作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1940年底，新華社試辦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口語廣播電台——延安新華廣播電台。隨著黨領導下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不斷發展，新華社也逐步在部分抗日根據地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機構，採通業務得到進一步擴大。可是，與當時中央對宣傳工作的要求相比，新華社無論從機構規模還是報道內容等方面都亟待加強。

根據中央的決定，新華社由楊家嶺遷至清涼山，與解放日報社合在一起。新華社機構設廣播科和翻譯科，原通訊科及其人員並入解放日報社採通科。記者既是報社記者，也是新華社記者。兩社行政后勤機構也是統一的。11月，向仲華調離新華社，社長由博古兼任，副社長由吳文燾擔任，並主持日常工作。

新華社與《解放日報》的業務各自獨立又流水般地連在一起，一方面《解放日報》刊載了大量新華社抄收的電訊，另一方面《解放日報》上刊登的很多重要文章，都由新華社對外廣播。博古作為這兩個中央主要新聞單位的負責人，身上肩負著很重的責任。毛澤東對報紙廣播的重要意見和指示都是由博古親自貫徹落實的。如毛澤東在1943年9月11日給博古的信中談到要《解放日報》刊登蘇聯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對於中國政府之批評》一文，指出“並發廣播”。1945年2月12日，毛澤東在寫給博古的信中又談到《解放日報》上刊載的張平凱《晉察冀機關部隊大生產的第一年》，並寫道“請全文分數日廣播”﹔提到《貫徹減租》社論及路家口村新聞，寫道“諒已廣播了”﹔提到《民主同盟宣言》時指出“請予發表，廣播”。這幾處的“廣播”都是指新華社廣播。類似這樣的指示還有很多。

這一時期《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對外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新聞單位，但實際上報與社是一家。開始《解放日報》的規模和組織機構要相對大些，隨著新華社事業的不斷拓展，至抗戰勝利以后，報與社的關系上已發生很大的變化，新華社在黨的新聞宣傳上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

對新華社事業發展的貢獻

博古對新華社業務很關心，經常與新華社副社長吳文燾一起交流、探討工作上的問題，對很多工作都有具體細致的指導。每天博古都要對新華社准備播發的新聞稿進行最后的審定，還通過新華社電訊了解世界形勢的最新發展，為撰寫社論、評論等積累素材。在他的領導下，新華社在業務建設方面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進展，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統一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文字新聞廣播 

為進一步改變國內各根據地宣傳上的分散狀態，更好地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及抗日形勢的發展，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統一各根據地對外宣傳的指示，指出：“各地應經常接收延安新華社的廣播，沒有收音機的應不惜代價設立之。各地報紙的通訊社，應有專門同志負責接收與編輯的工作，應同延安新華社直接發生通訊關系，並一律改為新華社某地分社。關於電台廣播內容與廣播辦法等，應受延安新華社之直接領導。”“各地報紙應經常發表新華社廣播。”

博古對統一廣播的工作非常重視，提出新華社應建立自己的通報台，並加強對分社的業務聯系和指導。經過積極籌建，新華社總社通報台於1941年7月建成。任務是負責總社與各地分社進行通訊聯絡，抄收分社來稿，為文字廣播補漏糾錯，並向分社發布報道提示、業務通報等。最初通報台隻有1個，通報用的機器是15瓦的小型發報機和手搖馬達。通報台的建立為加強總社與分社的聯系，建立統一的發稿網絡奠定了基礎。1942年上半年，新華社基本統一了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文字新聞廣播。到1945年，總社與分社聯絡的通報台已發展到4個。

對外英文文字廣播的創建和對外宣傳報道的加強 

1944年，為了適應抗日戰爭即將取得最后勝利的新形勢，更好地對外介紹解放區的真實情況，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和主張，促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面勝利，黨中央指示新華社創建英文文字廣播。

此前，中宣部曾於1941年出版發行過對外新聞刊物《中國通訊》，用英、俄、法等文字向海外讀者介紹中國革命和解放區的一些情況。這份刊物后由新華社接辦，共出版了10期。另外，新華社所屬的延安新華廣播電台還曾從1941年12月3日起開辦日語廣播節目，主要以侵華日軍為廣播對象，宣傳中共的抗戰政策主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罪行和闡明日本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等，后來由於技術原因而停播。新華社英文文字電訊的開播，為中國人民對外宣傳事業提供了一個新的可靠的窗口和途徑。

從1944年5月開始，在英國友人林邁可的幫助下，軍委三局的同志經過多次研究和試驗，進行了發報設備改裝和架設天線等工作。兩個多月后，周恩來1940年從莫斯科帶回、最早曾用於新華社口語廣播的那部已破損的發射機被修好了，定向美國舊金山的天線也架起來了。9月1日，在經過20多天的試播后，新華社英文文字廣播正式開播。新華社英文廣播部主任由當時的副社長吳文燾兼任，重要稿件送社長博古審定，編輯有沈建圖和陳庶。年底，林邁可被聘為英文廣播部顧問，負責英文改稿。英文廣播創建初期，每天廣播兩次，每次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小時。英文廣播部主要編發每日新聞，還出版重要文件的翻譯本，如國共談判的文件、毛澤東的講演稿等。

新華社英文文字電訊的對外廣播及英文廣播部的成立，大大加強了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宣傳。早期的新華社英文廣播在國外產生了一定影響。英國廣播公司的人說，他們收聽延安的廣播比收聽國民黨廣播的效果還要好。英國報紙上有時刊登中國的消息，就是通過收聽延安廣播得到的。來延安的美軍觀察組也反映，通過定向天線發出的新聞，在美國西部可以收到，通過那裡的報紙、刊物，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在華北抗日的消息開始在美國、歐洲傳播。另有消息說，地處與美國相反方向的印度加爾各答，也能收聽到新華社的新聞。

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正式恢復播音 

新華社曾於1940年底開辦口語廣播，即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延安台的廣播沖破“新聞封鎖”，不斷把全國軍民抗戰的消息，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殺敵的事跡，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情況傳送到各地。通過延安台的廣播，很多人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了解，當時有不少青年就是從延安廣播中受到教育，毅然走上抗日斗爭的征途。但由於延安台當時設備簡陋、發射功率小、機器又經常出故障，所以一直時播時停。1943年3月，不得不停止播音。

在抗日戰爭取得輝煌勝利的時刻，為了有力地揭露國民黨當局搶奪抗日戰爭勝利果實的陰謀，中共中央決定盡快恢復延安台的廣播。1945年8月中旬，經過軍委三局九分隊同志的日夜奮戰，延安台終於又發出了革命的聲音。延安台在試播期間反復播出了朱德總司令發布的幾次緊急命令及我軍不斷收復失地的消息，同時還針對國民黨當局誣蔑我軍收復失地是所謂“唐突和非法之行動”等謬論，及時廣播了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評論，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壯大自己的力量，制止內戰的發生。9月5日，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正式恢復播音，每天中午、晚上各播音一次，一次一小時，播送節目有時事新聞、解放區消息、時評及名人講演等，還有記錄新聞，供各地抄收。延安台恢復播音后，廣播稿件仍由新華社供給。博古每天在審閱新華社文字廣播稿件的同時，還要對全部口播稿件進行最后的審定工作。

初步形成一個遍布各根據地的新聞通訊網 

隨著抗日戰爭的進展，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新聞事業蓬勃發展，新華社地方分社也開始在各地建立起來。各地分社的發展，使新華社的採訪通訊業務逐步擴展到各個敵后抗日根據地。新華社遍布各根據地的通訊發稿網絡的建立，也為積極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時交流延安與各根據地間信息，充分反映全國抗戰形勢的發展情況提供了重要的渠道。

那時，新華社地方分社基本都是與當地黨報合在一起的，組織上往往附屬於報社，業務上與延安新華總社發生關系，一些規模較大的分社后來發展為總分社。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建立的地方分社，主要工作是負責向報紙提供新華總社發出的國內外新聞電訊，並向延安新華總社發稿，反映根據地建設和抗戰形勢的發展情況，還負責發展通訊員等工作。新華分社的記者同時也是地方黨報的記者，分社社長常由地方黨報的社長或總編輯兼任。

按照博古的意見，1942年以后，總社為加強對分社的業務聯系和指導，陸續開展了如下幾項工作：一、向分社發有關新聞業務的指導性材料﹔二、針對不同時期和情況，不定期向分社索取指定的匯報性材料﹔三、針對分社來稿情況，每月或兩三個月給分社以指示﹔四、依照形勢發展，不斷調整機構，改進內部管理教育。當時總社發給分社的一些重要業務電也都是經由博古審定的。

在總社的不斷指導和支持下，各地新華分社的業務發展很快，在當地的影響和作用也日益加強。至抗日戰爭勝利后，遍布各解放區的新聞通訊網已初步形成。設在延安窯洞裡的新華總社就是整個通訊網絡的神經中樞，分布在各個抗日根據地的9個總分社和40多個分社是其軀干和脈絡，而廣大農村的各個通訊小組則是其基石。在這個通訊網中，除擁有一批專業的新聞採編人員外，還活躍著一支由近3萬名通訊員組成的業余通訊大軍，來自各地的信息源源不斷地匯總到延安新華總社，又由這裡通過電波發往全國和世界。在抗日戰爭時期各根據地分割的情況下，新華分社為各根據地向中央反映情況、報告工作以及與其他地區交流經驗做出了重要貢獻。從新華社系統反映上來的情況和信息，對中央及時了解下情並實現對各地的領導，發揮著愈來愈大的作用。

對戰爭年代建設現代通訊社的思考

在深入思考黨報改革模式和道路的同時，博古也在思考如何在戰爭年代建設現代通訊社的問題。他認為，建設真正的現代通訊社應建立完備的發稿系統和通訊網絡，技術支持是其中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體制和組織建設，如總社應加強對分社的聯系和指導等。

1942年5月29日，《解放日報》、新華社編委會專門開會討論新華社的業務工作，博古在大家發言后指出：新華社工作有了改進，人員安心工作，建立了校對制度。但是作為真正的通訊社，尚未建立起完備的發稿系統和通訊網，指導分社也不夠。現在應當向正規方面努力，要統一指導敵后各分社工作。新華社發出指示要與我們接頭﹔利用通報台與山東、晉西北、冀中、晉察冀等分社聯系﹔廣播科應認真研究各分社發來的電報。吳文燾要負責建立對外通訊網，加強指導分社工作，不必親自去搞校對，要把秘書工作建立起來，電台盡量收集材料，鞏固工作人員情緒，使他們安心工作，提高他們的能力。廣播科工作值得研究，主要對象還是供給敵后，我們的廣播要有充實的政治內容，文字與口語要嚴格劃分。

10月26日，博古又在編委會上指出，新華社在對外宣傳上比《解放日報》還要廣，它對黨的宣傳指導是很重要的。我們黨辦通訊社是從延安開始新的創業的。不久前才正式統一了廣播，由總社統一領導，這是通訊社的一大進步，是通訊社的雛形。因此也加重了我們的責任。今后要提高質量，使內容生動精確。今后新華社的作用及影響，在傳達黨中央的意志上佔很重要的地位。目前的任務是：一、真正管理好各分社，了解分社狀況。二、指導分社工作。三、廣播出去。目前廣播的內容冗長，沒有改寫，要精練，要有選擇。技術上要改進。四、電務科盡量多收電訊，提高工作情緒。五、翻譯部要提高質量，工作效率太低的可以精簡，要增加業務學習。

這兩次編委會都是集中探討新華社工作的，博古在會上的發言具有很強的指導性，對新華社業務建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會議精神的指導下，新華社在抓總社各項業務建設的同時，加強了對各地分社的指導和聯系，至抗戰勝利后，以總分社、分社為基礎的解放區通訊網已初步形成，新華社的業務范圍逐步擴展到各個解放區，在新聞宣傳方面的影響也不斷擴大。

對通訊社其他業務工作的開展，博古也有具體的建議。1945年9月，由於技術原因中斷兩年多的延安新華廣播電台正式恢復播音，紅色電波再次沖破敵人的封鎖，將黨的聲音傳向四面八方。10月8日，編委會在討論廣播問題時，博古指出，廣播的聽眾基本是城市市民，對我們了解不多，因此要從ABC講起，內容是國內外的要聞。解放區新聞的播音時間要長一些，時評要分我們的和轉別人的。目前要搞“三三制”，中共對外的態度，對工人、對技術人員、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減租減息、擁政愛民、八路軍介紹等。星期二、五作為政策廣播時間，還可以搞一些廣播劇。另外，要馬上做幾件事：1.要給中央擬一個決定﹔2.給各分社發一個電報﹔3.給各機關發一個通知﹔4.四版上登載延安廣播台介紹。在10月22日的編委會上，博古又提出：口語廣播要活潑，可以一問一答，不要太枯燥，要口語化。從廣播對象到宣傳內容、風格，博古都在簡短的發言中做出了明確的分析和闡述，可見他對新華社工作的許多問題都是做過認真思考的。

1946年初，中央決定派博古到重慶協助周恩來工作，擔任政協憲草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2月10日，博古在編委會上對他赴重慶參加政協憲草審議后報社、新華社工作做了具體安排，並提出了下一步的發展思路。他指出，報紙與新華社目前處於過渡階段，隻能維持現狀，但要准備將來成為全國的報紙和通訊社。成為全國的通訊社，這是博古當時對新華社提出的新的、也是最后的要求。歷史很快驗証了博古的預言。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新華社在黨的新聞宣傳中起到的作用大大增強，逐漸成為當時黨中央對國內外進行輿論宣傳的最有力的工具。在解放戰爭中，新華社的事業進入了大發展時期，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成為國家通訊社。

模范的新聞工作者

博古兩度擔任新華社社長職務，雖然工作相當繁忙，對新華社的領導都是兼顧，但他的領導風范給新華社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博學多才，工作勤奮，為人平和謙遜，勇於承擔責任，改正錯誤，很多曾在新華社工作過的老同志對他十分敬仰和懷念。

1941年11月，向仲華調離新華社后，博古把時任《解放日報》編輯的吳文燾叫到他的窯洞中，告訴他中央決定向仲華同志調離新華社，社長由自己兼任，副社長由吳文燾擔任，並由吳文燾主持新華社日常工作。博古察覺到吳文燾有畏難情緒，便鼓勵他下決心克服困難，和同志們一起，努力使新華社成為解放區的新聞總匯，黨和人民的喉舌。在后來的共同工作中，博古的領導才能給吳文燾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在工作中，博古體現了嚴格和一絲不苟的精神。1942年10月，在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關鍵時刻，他一再親臨新聞台去掌握情況。毛澤東的名篇《紅軍的偉大勝利》，就是根據新華社編譯的有關戰況的電訊寫成的，而為他直接提供這些資料的正是博古。實際上博古每天都要聽吳文燾匯報當日收下的重要新聞，並向中央反映。他經常告誡同志們：辦報、辦通訊社，就要隨時准確地了解時局的動向，做到在政治上對黨和人民負責。

博古對別人的勞動非常尊重。按照博古的意見，從1942年起，新華社要求各分社定期進行工作總結，總社也對他們的報道工作及時提出要求和改進意見。在一份給分社的意見書上，吳文燾在下款署了“總社博古”四個字，博古審閱后把稿子退回時，卻把下款的“古”字改為“吳”字。他對吳文燾解釋說：“裡面主要是你們的勞動，由兩個人署名，也表示要共同負責的意思，以后就那麼辦好了。”

當工作上出了差錯，博古首先歸咎於自己。1943年初，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打電話向博古傳達說：《解放日報》發表過的10多篇對敵后根據地生產建設有指導意義的文章通訊，新華社沒有加以廣播是錯誤的，應該早日補發出去。對此，吳文燾寫了一篇檢查，交博古閱后轉中央辦公廳。博古仔細看了一遍，抽出筆來在后面批了“這個責任應由我負”幾個字，並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1942年2月，陳克寒被任命為延安《解放日報》編委會委員，負責新華社工作，8月被正式任命為新華社第一副社長。在和博古相處的過程中，陳克寒深感博古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表現都很好。尤為突出的是博古對革命事業無私奉獻的精神，他工作認真，思路清晰，筆鋒犀利，寫東西很快，《解放日報》上有關國際問題的社論，很多都出自他手。

據任豐平回憶，1945年日本投降后各地解放軍向敵佔區大舉進軍時，博古親自制作了一套卡片，把各地進軍的日期、地點、戰果、戰局的變化發展等都簡要地做了注解，以便在寫文章、評論或修改稿件時查對參考。他還不止一次地強調：干部不但要精通業務，而且要加強在政治上的進步和修養。在緊張的工作之外，博古還和同志們廣泛接觸，當時的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就像一個大家庭，彼此友愛、團結，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上級與下級之間，彼此關系很近。1944年，新華社開展模范工作者運動，在出第一期牆報時，請博古給牆報題詞，他很快就寫出來了，題詞是：努力學習，精通業務，幫助同志，聯系同志，做一個模范的新聞工作者。

1946年2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博古到重慶協助周恩來參加憲草審議工作，擔任政協憲草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4月8日，博古與王若飛、鄧發、葉挺等13人乘飛機由重慶返回延安時，因飛機失事而遇難，年僅39歲。博古等同志遇難后，延安各界和重慶中共代表團分別舉行了悼念活動，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紛紛發表題詞或文章，悼念犧牲的戰友，表達懷念之情。《解放日報》總編輯余光生、《解放日報》副總編輯艾思奇、新華社副社長陳克寒等合寫了《悼念我們的社長和戰友博古同志》一文發表在《解放日報》上。他們在悼文中寫道：“對於我們從事黨和人民的新聞事業的人們來說，是喪失了一個最有權威的指揮官和最親密的戰友。”“他的忠心耿耿，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的認真負責，堅決機敏，勇於進取，精通業務，好學不倦的作風以及指揮若定，談笑風生的風姿，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裡。他不僅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而且是我們從事新聞工作的同志們的最杰出的導師和模范。”

來源：《黨史博覽》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