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中共領導下的省港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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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說：“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其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抗戰時期省港地區的進步文化工作者，在中共的領導和推動下，為民族生存和祖國獨立，同軍事戰線協同作戰，其活動遍及各個文化領域。他們建立了文化團體，創辦進步報刊，進行空前繁榮的文藝創作，以及抗日根據地的文化宣傳活動等等。抗戰期間，中共領導下的省港文化活動對祖國抗戰勝利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歷史作用，並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廣州成為全國性抗戰初期國統區除漢口之外的第二個抗戰文化活動中心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廣東各地救亡運動日益高漲，眾多進步文化團體成立。1937年七七事變后，廣東黨組織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動和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由於民族矛盾上升，國民黨廣東當局出現了較為開明的政治傾向，適度開放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倡導救亡運動。上海淪陷后，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靳以、馬思聰、薩空了、歐陽山、草明、樓適夷、司馬文森、周鋼鳴、林林、郁風、蔡楚生等人會集廣州。廣州成為全國性抗戰初期國統區除漢口之外的第二個抗戰文化活動中心。

一批中共和其他進步報刊在廣州公開出版、發行 

1938年1月，以郭沫若為社長、夏衍為總編輯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機關報《救亡日報》在廣州復刊。該報以“建立統一戰線”為號召，爭取國民黨廣東當局余漢謀、吳鐵城等的支持。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該報由夏衍和八路軍駐廣州辦事處主任雲廣英單線聯系，並接受廖承志的指導。與此同時，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指定省委宣傳部部長饒彰風以作家身份與該報來往，使該報在宣傳上配合省委工作。

4月，中共在國統區公開發行的《新華日報》在廣州設立分館，每天用飛機由漢口將該報紙型運來廣州印刷並出版發行。省委把推銷黨報作為黨內基本工作之一，提出把黨報發行得“最快、最高、最遠”的口號，指定由省委宣傳部領導分管工作，增設發行部和服務部。因此，分館除翻印、發行《新華日報》外，還發行《群眾》《救亡日報》及中共的各種書籍。除《救亡日報》《新華日報》，廣州地區還有《抗戰大學》《大路》《游擊隊》《豐收》《抗日青年》《武裝》《大眾生活》《新戰線》《統一戰線》《抗先隊報》等報刊，開展抗戰宣傳。

眾多文化團體的建立 

1937年8月，廣東黨組織派黨員參加合法的群眾組織——救亡呼聲社，並擔任骨干。該社由開明的國民黨省黨部書記諶小岑任社長，中共黨員鄒優瑞、黃澤成分別擔任總務部、研究部負責人，鄧明達（不久后加入中共）擔任出版部負責人。該社出版的《救亡呼聲》旬刊，以其思想激進、態度鮮明、內容充實而深受國內外群眾的歡迎。該刊宣傳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開放民主和開展民眾救亡運動。

同年12月，由中共實際領導的廣東文化界統一組織——廣東文化界救亡協會在廣州成立（1938年2月，改名廣東文化界抗敵協會）。“文救會”號召各文化團體舉行保衛華南的宣傳，卓有成效地開展一系列文化工作。“文救會”還推動了廣東戲劇協會、廣東文學會、華南繪畫界救亡協會、歌詠團協會、國防協會、廣州新聞界從業員抗敵協會、社會科學者抗敵協會等文化團體的建立。

1938年夏，在大敵當前和國共合作的形勢下，第4戰區政治部成立負責軍隊文化宣傳工作的第三組，中共通過該戰區政治部主任秘書、中共地下黨員左恭，推薦進步教授尚仲衣（后加入中共）擔任第三組組長，還派黨員石辟瀾、孫大光、司馬文森等人進入第三組，並成立由張文彬領導的黨小組。第三組在第4戰區廣泛開展抗日政治宣傳工作，積極參加了廣州八一三獻金運動、紀念九一八活動等大規模救亡運動的宣傳工作。總之，眾多文化團體的建立，有力地推動了文化界以至整個廣東地區救亡運動的發展。

文藝運動空前活躍 

著名文化人士主編了一批文藝刊物，出版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例如：蒲風主編的《中國詩壇》、巴金主編的《烽火》、靳以主編的《文叢》、歐陽山主編的《光榮》等刊物﹔溫流寫的《最后的吼聲》、蒲風寫的《六月流火》等詩集﹔司馬文森寫的《廣州，四月的轟炸》、歐陽山寫的《三水兩農夫》、丘東平寫的《我們在那裡打了敗仗》等報告文學﹔茅盾、夏衍、巴金、沙汀、鐘敬文、郁風等人也在廣州發表了一批作品。戲劇、音樂、美術的活動也開展得有聲有色。藝協劇團、鋒社話劇團、藍白劇社、廣州兒童劇團等工作十分活躍。

1938年3月，在中共廣東戲劇支部的組織發動下，國民黨省市黨部、省黨政軍聯席會議宣傳部，廣東文化界抗敵協會、抗戰教育實踐社、廣東歌詠協會、廣東戲劇協會等為籌備單位，聯合了20多個團體，發動300多人參加演出大型革命歷史劇《黃花崗》。該劇劇本由劇協組織幾十人集體創作，最后由夏衍、阮琪、胡春冰總整理。這是廣州最大規模的演出活動，群眾反響極其強烈，收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著名畫家關山月、黃新波、郁風、蔡迪支、李華、賴少其、劉侖創作了不少宣傳抗戰的作品。著名小提琴家馬思聰則為籌購國防公債、支持抗戰而舉行了音樂會。

抗戰教育活動有了新的進展 

全國性抗戰爆發后，著名文化人提出：“我們中國今日的教育是逐漸由階層斗爭的教育，即從某一特殊階級或某一階層利益出發的教育走到國內各階層、整個民族聯合起來爭取生存的教育。”他們呼吁“迅速地、普遍地在所在戰區組織抗戰教育網，並把它撒到全民族的大地上”。

1937年秋，尚仲衣教授在中山大學開設抗戰課程，參加選修的學生十分踴躍，整個課堂“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愛國熱情”。同年11月，在廣州文化界座談會的基礎上，成立抗戰教育實踐社。該社由尚仲衣主持，中共黨員孫大光、石辟瀾、梁威林、陳文信、劉向東為骨干。該社的工作重心是培訓民眾運動的干部，創辦新啟蒙班，中、高級自修班和特種訓練班。受訓的幾千人學習了抗戰理論與實踐、戰時民眾組織與訓練、抗戰經濟問題、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等課程后，把學到的這些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去，開展傷兵服務、難民服務、街頭壁報宣傳、民眾訪問等活動，成了救亡骨干人才。

以抗戰教育實踐社人員為班底創辦的《新戰線》周刊，則大量發表有關抗戰教育的理論文章和指導性文章，對青年界影響很大。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后，粵北韶關成了戰時省會和廣東新的抗戰文化中心。1939年3月，省委以統一戰線的名義創辦公開機關刊物《新華南》。根據黨中央關於改造國民黨軍隊，其“中心任務是改變軍隊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的指示，省委繼續在第4戰區開展政治工作，派了800多名愛國青年（內有部分黨員）到第12集團軍做政治工作，部分人參加了其中的政工總隊，爭取屬於地方勢力的余漢謀部隊抗戰。1941年后，在反共逆流的重壓下，黨在國統區的文化工作逐步受到壓制，但是劇宣七隊、第7戰區政治大隊等劇團仍堅持演出活動。1945年春，粵北淪陷后，大批文化人轉向抗日根據地。

1941年，香港抗戰文化活動空前活躍，成為對外宣傳團結抗戰的重要陣地

廣州和華南沿海地區相繼淪陷后，香港則暫時成為了免受戰火摧殘的“孤島”，政治形勢十分復雜：一方面，中共領導下的香港抗日文化活動有一定的發展。上海等地失陷后，許多文化人先后南下香港，使這裡的抗日文化力量得到加強。在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中共香港市委的推動下，各種進步團體和刊物，積極宣傳抗戰，給香港抗戰文化帶來了勃勃生機。另一方面，英國政府正策劃“東方慕尼黑”陰謀，企圖以犧牲中國為代價，來拉攏日本，促使日本進攻蘇聯，以保住自己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因此，港英當局對中共在香港的文化活動進行種種刁難和限制。不過，由於中共加強了在上層和文化界的統戰工作，到1940年，香港的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等部門還是初步建立起了愛國文化陣地，為香港成為重要的抗戰文化宣傳陣地奠定了基礎。

1941年，香港抗戰文化活動空前活躍，成為對外宣傳團結抗戰的重要陣地，在中國抗戰文化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

大批文化精英抵達香港，大量進步報紙、雜志開始創刊和文化團體的逐步建立 

1941年1月，國民黨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國統區的大批文化人士撤退到香港。至5月底，鄒韜奮、茅盾、夏衍、范長江、張鐵生、姜君辰、胡繩、戈寶權、胡風、章泯、丁聰、胡考、宋之的、千家駒、林林、廖沫沙、張爾華、於伶、於毅夫、黎澍、李凌、張友漁、韓幽桐、鳳子、舒強、葛一虹、沙蒙、羊棗、胡仲持、沈志遠、葉以群、周鋼鳴、張明養、賀綠汀、金仲華、黃藥眠、蔡楚生、葉淺予、蕭紅、袁水拍、林煥平等從桂林、重慶、上海等地抵達香港。此時，由於日本侵略東南亞、太平洋地區的南進態勢既定，英、美與日本的矛盾日益不可調和。為了利用中國的抗日力量，港英政府對中共在香港的抗戰文化活動採取了較為開放的態度。進步文化人士利用這種有利的政治環境，創辦了一批文化團體和報刊。

1941年4月，由中共實際領導的、以商界人士名義登記的大型報紙《華商報》創刊。此外，《大眾生活》《時代文學》《青年知識》《筆談》也應運而生。而在1941年以前創刊的《世界知識》《文藝周刊》《文藝陣地》《文藝青年》《文藝通訊》《大地畫報》《中國詩壇》《戲劇與電影》等進步雜志也繁榮起來。

為適應大批文化人到香港的新形勢，以宋慶齡為名譽會長，顏惠慶為會長的中蘇文化協會，張一麐、許地山主持的新文學會、世界語學會，喬冠華、胡一聲、吳全衡等主辦的香港中國通訊社，葉以群、戈寶權創辦的中國文藝通訊社，丁聰等主辦的新美術社，司徒惠敏、章泯、宋之的、於伶、金山等主持的旅港劇人協會等先后成立。加上早先建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中華全國漫畫家協會香港分會、中華全國木刻家協會香港分會、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香港政治經濟學研究會等組織，香港進步文化團體的活動空前活躍起來。

文化活動具有鮮明抗戰和反對法西斯的政治傾向 

1941年的香港抗戰文化，一方面配合國內政治斗爭，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以爭取國內時局的好轉。皖南事變爆發后，由許地山、戴望舒、喬冠華、楊剛等任理事的中華全國文化界協會香港分會出版的《文藝青年》，公開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投降、反共、反民主的政策。由中共發起、以張一麐領銜，許地山、馬鑒、郭步陶、金仲華、羊棗、喬冠華、范長江、惲逸群、胡仲持、端木蕻良、郁風、周鯨文等400人聯名上書林森、蔣介石，呼吁制止內戰、一致對外。鄒韜奮、茅盾、惲逸群、金仲華、范長江、沈志遠等9人發表《我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和主張》，嚴正指出，隻有團結、進步、民主才能抗戰。金仲華、紹宗漢、羊棗、郁風聯名發表聲明，集體辭職退出《星島日報》，以抗議該報屈服於重慶的壓力向右轉。何香凝、柳亞子發起的人權運動，則著重提倡和聲援內地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的反共獨裁專制，並逐步把宣傳工作向南洋及內地推進。

另一方面，開展了以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為目標的宣傳。為了使中外人民認識到法西斯外強中干的本質，堅定戰勝侵略者的信心，聲援世界反法西斯斗爭，茅盾、夏衍、戈寶權等著名作家發表《致世界作家書》，郭沫若、茅盾、許地山、夏衍等署名的《中國文藝作家給歐美文化界的一封信》，呼吁全世界文化界團結起來，提議組織反法西斯作家同盟。文協香港分會為響應國際反法西斯運動，舉行了音樂會，為蘇、英兩國將士募捐。鄒韜奮、金仲華、楊東莼、喬冠華、胡繩、范長江、張友漁、羊棗、惲逸群等著名文化人士和國際問題專家則發表一系列評論文章，或從政治、經濟、國際關系的影響，指出蘇德戰爭標志著世界大戰的性質已根本轉變為一場反法西斯的正義斗爭，法西斯必敗，蘇聯和世界人民必勝﹔或抨擊“東方慕尼黑”，指出美、英等國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犧牲中國而謀求局部暫時妥協的綏靖政策和行為，說明這種慕尼黑危機必須引起中國人民的注意﹔或深入剖析日本南進、北進的可能性會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而變化，指出無論南進或北進，日本都不會放棄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野心，因此必須密切注視國際形勢的發展。

文藝創作、宣傳盛極一時，影響深遠 

文學方面，茅盾、巴金、冰心、巴人、丁玲、郭沫若、端木蕻良、蕭紅、胡風、葛一虹、袁水拍等均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小說、散文、文藝評論、詩歌、譯文等。他們的作品揭露和抨擊了國民黨消極抗戰、專制獨裁的黑暗，呼吁團結、抗戰和民主，謳歌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抗戰精神。例如：茅盾發表在《華商報》副刊《燈塔》上的長篇筆記《如是我所見》，以其“精密而正確的觀察，用充滿愛和力的能筆，做深刻而雋永的敘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戰中的舊勢力和新的運動的斗爭和消長，暴露著黑暗社會孕育著危機與沒落，指示出新中華民族的生長和出路”。名作《白楊禮贊》就是其中的一篇。此外，夏衍的《春寒》、范長江的《祖國十年》、茅盾的《腐蝕》也是很有影響的作品。

戲劇方面，旅港劇人協會先后演出了暴露國民黨腐敗丑惡的《霧重慶》，創造在香港一個劇目連演14場的紀錄﹔宣傳國際反法西斯斗爭的《希特勒的杰作》，則受到國際友人的熱烈贊揚，並引起空前的轟動。

電影方面，大觀電影公司的《保衛四大邑》《最后關頭》《前程萬裡》等一批抗戰影片在香港、南洋相繼上映，起了很好的宣傳作用。

美術方面，丁聰、黃新波、特偉、胡考等創作了大量美術作品，一本反映八路軍、新四軍血戰沙場的《團結抗戰》大型畫冊，吸引了眾多的讀者。

音樂方面，進步的歌詠活動發展到高潮，虹虹歌詠團等進步歌詠團甚為活躍，《義勇軍進行曲》《全國總動員》《游擊隊之歌》《在太行山上》《打走日本鬼》《黃河大合唱》等救亡歌曲廣為流行。“這些反映了為民族解放而斗爭的時代精神歌曲，起到了振聾發聵、催人覺醒的作用。”

中共對文化工作加強領導，並與文化界人士建立血肉聯系 

1941年初，周恩來致電在香港的廖承志，就如何接待文化人、建立黨的文化工作領導機構、創立文化宣傳基地等問題作了一系列的指示。5月，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漢年、胡繩、張友漁組成的文化工作委員會，下設文藝、學術、新聞三個小組。小組組織了多場座談會，例如：文藝座談會、戲劇座談會、學術座談會、新聞座談會、國際問題座談會、婦女座談會等。座談會每1至3個星期舉行一次，討論各部門的工作及文藝政策等問題。中共香港文委通過這些座談會，領導文化人開展抗戰文化工作。

根據周恩來關於“在香港建立我們自己的宣傳據點，出我們自己的一張報紙，不僅在香港發行，還要發行到東南亞菲律賓等地去”的指示和香港的實際情況，香港黨組織以“灰皮紅心”的形式在1941年4月創辦了《華商報》。這是中共運用統戰政策領導文化工作的一個范例。該報由廖承志的表妹夫鄧文田（華比銀行華人經理）及其弟弟鄧文釗公開出面向港英當局注冊辦報，用“華商報”的名稱則是為了市民和工商界人士閱讀方便，同時也使報紙能公開郵寄到南洋。該報在政治上由廖承志領導，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副總經理范長江、總編輯胡仲持，夏衍主管文藝版，張友漁主管社論、理論、時事版等，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反對投降、分裂、倒退﹔反對英、美對日妥協政策和“東方慕尼黑”陰謀。《華商報》不僅在港澳地區和內地，而且在南洋也有較大的影響，它不愧是當時香港愛國進步報刊的“中堅”。

皖南事變前后，國民黨強化法西斯文化專制，為保護文化人生命安全，周恩來主持南方局緊急會議，決定有組織、有計劃地將重慶等地的部分文化人疏散到暫時免受戰火摧殘的香港。文化人抵達香港后，周恩來又致電廖承志就如何對待和團結文化戰線的朋友作出指示：“不能用抗戰前的眼光看待他們，因為他們已經過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時代的生活了”，“不能用一般黨員的尺度去衡量他們，去要求他們”。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在香港的文化人又面臨日軍的圍困和殺害的險惡環境。周恩來急電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要不惜一切代價“搶救文化人”。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工作，在東江縱隊的努力下，從香港搶救出文化界人士和其他愛國人士共800多名。一大批黨外文化人在被營救的過程中，親身感受到在危難之際，中共千方百計地營救他們，大公無私，情義深重，因此對中共更加信賴。“搶救文化人”之舉“為日后共產黨與愛國民主人士之間相互信任、共同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東江和瓊崖根據地的抗戰文化

在東江和瓊崖兩塊抗日根據地中，中共克服戰事頻繁和物質極度貧乏的困難，堅持和發展抗戰文化事業，是省港抗戰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報刊方面，主要有東江的《前進報》和瓊崖的《抗日新聞》。《前進報》的前身是創辦於1940年底的《大家團結報》和《新百姓報》（1941年兩報合並為《新百姓報》）。1942年2月，《新百姓報》改名《東江民報》，該報得到鄒韜奮、茅盾、胡繩、楊剛、丁聰等的支持和贊揚。不久，又改名《前進報》並作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1943年以后改名為東江縱隊）機關報。1939年春創刊的中共瓊崖特委機關報《抗日新聞》，影響很大。根據地報刊宣傳注意大眾化和通俗化，語言文字通俗易懂，有時加上地方方言﹔副刊常以民歌、講“新故事”、連環畫、漫畫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出現。

文藝宣傳方面，主要有東江流動劇團、魯迅藝宣隊和瓊崖的抗日歌劇團等。這些文藝團體隨部隊活動，利用戰事空隙迅速編演反映斗爭現實的短句、歌曲，有很強的戰斗性，宣傳效果顯著。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從香港到東江的一批文化青年成了東江游擊隊的文藝骨干分子，1943年初成立東江流動劇團，后來發展到40多人。該劇團在東江縱隊成立周年大會上演出了由孫孺創作的、真實反映東江路西游擊區團結抗戰的多幕話劇《路西一年》，引起了轟動。1944年底，第7戰區政治部文化人士撤到東江，會同當地的政工隊組成魯迅藝術宣傳隊和拖拉機政工隊，共同戰斗，掀起了東江縱隊文藝活動的高潮。在瓊崖，1941年夏成立的獨立總隊政治部歌劇團，深入瓊文和六連嶺根據地各支隊和民眾中開展文藝宣傳。其中，吳乾鵬為話劇《家鄉進行曲》創作的一首《牧歌》流行全島。

軍政文化教育，一直被擺在根據地黨組織的重要議事日程，被認為是根據地建設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1940年初，廣東軍政委員會創辦軍政干部訓練班﹔1941年，舉辦華南隊和布吉隊訓練班﹔1942年，又舉辦戰術爆破、地雷等訓練班﹔1944年秋冬，舉辦青年干部訓練班，對大后方來根據地的知識青年進行短期訓練。在瓊崖，1940年初，創辦西路黨校﹔同年7月，創辦瓊崖抗日公學﹔1941年夏，創辦瓊崖抗日軍事政治干部學校。與此同時，地方民主政權文化部門提出了“實行為抗日救國服務的文化教育政策，造就抗戰人才”的施政綱領，辦起各種新型的正規學校和教育班、夜校等教育陣地，提高了民眾文化水平和政治覺悟。

來源：《黨史博覽》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