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與協商民主制度的確立

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為動員全國人民實現建立新中國的光榮使命，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五一口號”得到了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他們紛紛接受邀請奔赴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這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一個事件，標志著中國民主政治和政黨制度建設揭開了新的一頁。70年過去了，仍值得我們認真回顧，細心品味。

“五一口號”的提出

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明確提出：“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為了爭取這一前途，他還以“彌天大勇”，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最終簽訂了《雙十協定》，確定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逼迫國民黨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次年1月，有國民黨、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通過了五項協議。但剛到6月，蔣介石便撕毀政協決議，悍然挑起內戰，策劃和制造了一系列聳人聽聞的慘案，先后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朴、聞一多。在白色恐怖的高壓下，各民主黨派被迫轉入地下。

1947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並號召全黨“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重申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隨著解放戰爭局勢的發展，陳嘉庚、沈鈞儒等愛國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議盡快成立全國政權機關，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聯合政府。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的這些意見，立即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表評論，表示願意與民盟、民革等民主黨派“攜手前進”。4月27日，毛澤東又致信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長劉仁，討論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

恰在此時，新華社社長廖承志也發來一個電報詢問：“五一”國際勞動節快到了，按照慣例，中央有什麼重要政策和決定要向全國發布？這封電報讓毛澤東和周恩來意識到一個契機。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后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五一口號”共23條，其中最核心的第五條是毛澤東親自加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當天，“五一口號”通過新華社正式發布，新華廣播電台全文播發。

次日，毛澤東又親筆致信民革主席李濟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以協商的口氣提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具體事宜，對“五一口號”作進一步補充說明。“五一口號”的提出和毛澤東的這封信，充分表達了中共對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誠意，預示著一種全新的政黨制度的誕生，也標志著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

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

“五一口號”發布后，立即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的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的陳其尤，中國農工黨的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聯名致電毛澤東：“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勝欽企。”同日，他們還發出通電指出：中共“五一”號召，“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

在此期間，各民主黨派和一些民主人士還分別以各種方式擁護“五一口號”。5月7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稱：“在這時候，中共中央發表了這個號召，正切合全國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灣全體人民的願望。”並號召台灣同胞“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當時民建會總會和黃炎培等領導人仍在上海堅持地下斗爭。23日，民建會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上海秘密召開會議，“贊同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並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24日，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表宣言表明“同意其號召，並望中國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起而響應，一致奮斗！”民進領導人馬敘倫還發表《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一文稱贊：“這次口號，實際上是對世界宣布了新中國將出現的姿態”，預示著“太陽就要出來了！”

6月9日，中國致公黨發表宣言稱：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是“富有變革歷史意義的文獻”，號召社會各界都一致起來響應和擁護。14日，中國民主同盟發出正式聲明響應“五一口號”。民盟負責人沈鈞儒還說：“蔣介石召開偽國大，舉國唾棄，天怒民怨。而中共‘五一口號’一呼而天下應，足見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是一切民主黨派和民主團體及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啊！”16日，中國農工民主黨發表宣言號召本黨全體同志，團結廣大的群眾進行戰斗，與一切民主戰友攜手前進，有力地幫助和加速人民解放軍的勝利。2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發表聲明，稱贊“五一”號召“誠為消滅賣國獨裁的反動統治和建立獨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國所應循的途徑”。當時的九三學社領導人在第一時間獲悉了“五一口號”的精神內容，也立即秘密表示了歡迎態度。

以上這些對“五一口號”的熱烈響應，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標志著大多數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已經從同情中共轉變為擁護中共，這是一個根本性、歷史性的轉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由此拉開了序幕。

協商民主制度的確立

“五一口號”的提出與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奠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政治協商的基本格局。在這一格局中，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合發表《我們對於時局的意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這裡突出強調的就是中共領導。

“五一口號”還有一大特點就是協商。1948年8月1日，毛澤東復電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指出：為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充分表現出了一種平等協商的精神。

在此后籌建新政協的過程中，中共也以謙誠的態度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如在新政協籌備會和新政協的參與者、主要任務、時間地點，新政協名稱，新中國國名、國旗、國徽和國歌以及《共同綱領》內容等問題上，都進行了充分協商。中國共產黨作為革命勝利的領導者，沒有自恃政治力量上的絕對優勢把自己的主張強加給別人，而是與其他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平等協商、共同決策，創建了協商建國、共商國是的開國之路。周恩來當時就說：“凡是重大的議案提出來總是事先有協商的，協商這兩個字非常好，就包括這個新民主的精神。”為了平等協商，中共還摒棄了所謂“在朝”“在野”的說法。新政協籌備會秘書長林伯渠指出：“中國現在除去中國共產黨外，還有八九個黨，如民革、民盟、民建、民促等等……我們都是為人民做事情的，因此也就沒有什麼‘在朝黨’與‘在野黨’之分，都是受過人民的考驗的。”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毛澤東在開幕式上庄嚴宣布：“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共產黨提出“五一口號”和民主黨派紛紛響應的歷史，生動地印証了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