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化作震碎舊世界的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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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太雷的名字，是與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上的諸多重大事件緊密相連的。他由英文翻譯出身，成為黨內最早的國際活動家。他是共青團的重要創建人和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他在武裝暴動中擔任總指揮，是第一個犧牲於戰斗火線的中央政治局成員，其英勇精神長期受到人們稱頌。在短短的29年人生歷程裡，張太雷擁有著中共歷史上太多的“第一”，重溫這位革命先烈的傳奇人生，會給人心靈以“巨雷”般的震撼。

五四運動的弄潮兒

張太雷原名椿年，后因立志化作“巨雷”，沖散陰霾，改造社會，遂取“泰來”的諧音，改名為太雷，寓意為驚醒世人、擊碎舊世界的巨雷。由於父親早逝，幼年的張太雷與母親相依為命，生活甚為清苦。1915年9月，張太雷進入北京大學預科學習。他本想畢業后謀取一個體面的職業，好賺錢養活母親，早日擺脫生活困境。哪知北大預科要學習三年才能升入本科，本科又得四年，這得花多少錢？學制太長，他的經濟條件實在難以維持。恰好這時北洋大學在《申報》連日刊登招生啟事，它的預科學制隻有半年。張太雷聞知后怦然心動，立即動員中學同學吳南如一起報考，順利通過考試后，於同年冬轉入天津北洋大學特別班學習。1916年暑假，張太雷轉入該校法科法律系學習。由於家裡無法供給費用，他隻得自謀生路。由於英語水平出類拔萃，因此入校不久即得以受聘於一位美國教授在天津主辦的《明星報》，擔任英文翻譯。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給沉悶的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中最早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連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等重要文章。張太雷讀了這些文章后深受啟發，他認識到中國要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解除人民大眾的困苦，隻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9年2月，張太雷在天津發起組織進步團體“社會改造社”，旨在改造黑暗的舊中國，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科學文化發達的新中國。五四運動爆發后，張太雷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場反帝愛國運動中去。6月1日，張太雷和3位同學赴塘沽兩等小學講演，接著又乘船過海分別到東大沽、西大沽演講。他們痛切的言詞、革命的激情，使聽眾十分感動。不少人主動給他搬凳子、燒茶倒開水。在返回塘沽的路上，他們又在車站附近進行演講，聽眾幾乎把道路都堵塞了。直到火車開動時，他們才匆忙跳上車。由於在活動中表現出堅定的斗爭性和突出的領導協調能力，張太雷被推選為天津學生聯合決策機構評議會的評議長，主持活動的策劃、部署和協調等。

為抗議軍閥馬良在山東槍殺愛國同胞的暴行，8月23日，北京、天津的25名代表到新華門北京政府門前請願，要求懲辦禍首馬良。同反動軍閥一丘之貉的北京政府逮捕了請願的代表。消息傳到天津，天津學生聯合會立即組織了數百人的代表團分批赴京營救。張太雷是代表之一，沖破反動當局的層層阻撓，和同學們到了北京，與北京的3000多青年學生匯合，浩浩蕩蕩地到北洋軍閥的總統府請願。他和同學們表示：“如果需要，我們可以隨時拋頭顱，洒熱血，決不遲疑！”在全國人民的聲援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反動軍閥被迫於8月30日釋放了被捕的全部代表。

中共黨團組織初創的參與者

1920年8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籌建過程中，發起人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就對發展中國青年運動、在青年中培養和挑選預備黨員的工作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因此，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一成立，陳獨秀便指派小組內最年輕的成員俞秀鬆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當年，大學畢業的張太雷來到上海。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由俞秀鬆、施存統、張太雷等8人正式發起建立。隨后，全國各地團組織相繼建立起來。在滬期間，張太雷還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籌備工作。

是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正式建立，張太雷參加了這個小組，成為最早加入的成員之一。從此，張太雷踏上了為民族解放而奮斗的革命道路。

10月底的一天，回到天津的張太雷在建國道91號與諶小岑等7人召開創建天津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會議。張太雷主持會議，由於椅凳不夠，大家都站著。他把自己起草的中國第一個團章念給大家聽：“我們的宗旨是：研究和實現社會主義。參加團組織主要的應該是青年學生和各行各業的工人，組織上凡經兩名團員介紹，要求入團者都可加入﹔團員如果是危害其他團員，或有不道德行為的，可作開除論處……”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張太雷示意大家小心，又接著輕聲念：“達此目標的方法是：幫助工人組織起來，並對工人進行教育工作﹔調查工人的狀況﹔散發文獻書籍﹔基礎的宣傳鼓動﹔組織討論﹔出版文獻讀物﹔邀請名人講演﹔組織研究會﹔協助組織罷工……”

大家舉手通過團章，並一致推選張太雷任天津青年團小組的書記。

張太雷領導的團小組每周開會一次，討論如何發展組織，交流彼此了解到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情況，研究如何深入到群眾中去的問題﹔同時還討論革命理論問題。他們還把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出版的《共產黨》月刊和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介紹給天津和北方地區的人民群眾，還將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翻印成小冊子在天津發行。張太雷領導的天津團小組成立才一個月，就公開出版發行了《勞報》。

由於軍閥的摧殘和搗亂，《勞報》創刊后不久即遭查封，張太雷於1921年1月4日將之改名為《來報》在天津繼續公開出版。

由於報紙具有鮮明的階級色彩，《來報》隻出版了20多天，即遭法租界巡捕房的查封，發行人陶某被捕，從他那裡“翻出來好多的過激派的書籍”。《來報》報社被迫遷出法租界。天津教育界愛國人士馬千裡幫助起草了呈文，《來報》以《津報》的名義重新出版，繼續戰斗不息。

張太雷成了當時活躍的革命“三張”之一。不過，張國燾、張申府還只是奔忙於北京—上海之間，而張太雷則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間頻繁往返。

共青團的青年領袖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洛斯基來到中國。馬林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建議召集一次全國性的建黨會議。李大釗贊成馬林的意見，但因工作關系，他暫時不能離開北京，即由張太雷和張國燾陪馬林到上海與李達、李漢俊商議，最后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會議籌備期間，張太雷把張國燾等起草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翻譯成英文，交由馬林修改。未及等到會議召開，張太雷即奉命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成為第一個出席共產國際會議的中國共產黨代表。

6月22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見到列寧，張太雷激動不已。列寧以流利的德語和法語發表演說，激情鏗鏘。他的最后幾句話，完全淹沒在霹靂般的掌聲和口號聲中了。張太雷看到列寧鏗鏘有力的手勢，不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與會代表討論通過了《共產國際與共產主義青年運動提綱》，這個文獻明確指出，青年團在政治上必須服從共產黨的領導，團組織的任務是“集中領導共產主義青年運動”“在沒有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地方建立新的組織”。

為了貫徹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青年共產國際於7月9日至23日在莫斯科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張太雷、俞秀鬆出席了大會，成為最早出席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中國人。

7月12日，克裡姆林宮安德烈大廳內人頭攢動，擠滿了各種膚色的代表。張太雷健步走上了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他沉穩地看著氣氛熱烈的會場，開始了他的演講。在5分鐘扼要簡短的演講中，他簡要地總結了中國青年運動的情況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產生的經過，團與工人運動結合開展活動的情況和發展前景。他表示，中國團擁護青年共產國際的領導，認為“革命青年運動不能隻局限於某一國家之內，它涉及到各國青年的利益”，必須團結奮斗﹔要“在中國貫徹和執行青年共產國際的決議”，同時要考慮以“中國現實的特點”﹔打算派遣團員赴蘇俄學習，為中國團和青年共產國際下設的遠東青年書記處培養工作干部。

張太雷被大會選為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受命回國組織青年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會后，張太雷又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赤色職工國際成立大會。

11月，根據青年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的指示，張太雷主持制定了團的臨時章程，確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以研究馬克思主義、實行社會改造及擁護青年權利為宗旨”。同時明確在團中央機關正式組成以前，以上海團的機關代理青年團臨時中央局，執行中央職權。

遠東人民代表大會和遠東革命青年代表大會分別於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和1月30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如期舉行。其中，參加遠東革命青年代表大會的代表共67人，中國13個組織共派出代表27人，是人數最多的代表團。張太雷為這兩個代表大會的順利召開，付出了不少心血。他在會上作了重要報告，並參與了《對東方國家勞動人民宣言》的起草工作。會議期間，張太雷介紹江蘇五中時的同學瞿秋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彼此了解的兩位老鄉、老同學終於成為黨內並肩作戰的戰友，耳旁響起的國際歌的雄壯旋律：“這是最后的戰斗，團結起來到明天……”成為他倆共同的心聲。

會后，張太雷回到上海，受黨中央委托，與瞿秋白和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負責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

1922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104周年紀念日。就在這一天，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市東園隆重開幕。張太雷致開幕詞並向大會作了團章和團綱草綱的報告。大會正式制定了團的綱領和章程，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張太雷與蔡和森、俞秀鬆、高君宇、施存統被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施存統任書記。大會還一致同意加入共產國際領導的無產階級青年國際組織——青年共產國際。至此，中國的青年團組織實現了思想上、組織上的完全統一，中國青年運動從此有了自己的核心。

1923年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東南大學召開，張太雷和惲代英、鄧中夏等主持了大會，並在會上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精神，對團的工作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10月，張太雷代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青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被選為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后，張太雷又擔任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駐青年共產國際的代表。

1924年春，大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刻，張太雷奉命回國，接任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3月，他在上海主持召開團中央擴大會議，根據國共合作的形勢，調整和制定了團的行動綱領和策略，提出了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口號，動員全國的團員和青年積極投身到大革命運動中去。

1925年1月26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張太雷受中共中央和青年共產國際之命向大會作了工作報告，大會通過了宣言和一系列決議。在大會的第一天一開始就決定把團的名稱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因為“社會主義青年團”這時已是第二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下的青年組織的名稱，為表明中國團組織是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革命青年組織，大會決定和青年共產國際直接領導的各國青年團一樣，把團名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時也表示和第二國際領導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根本區別。在30日舉行的團三屆一中全會上，選舉張太雷、惲代英、任弼時、張秋人、賀昌5人組成中央局，負責常務，張太雷為團中央總書記、《團刊》編輯，兼婦女部長。

武裝斗爭的倡導者

早在北伐戰爭開始的前夜，蔣介石為了實現其政治野心，建立獨裁統治，展開了一系列限制共產黨的活動。張太雷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於1926年3月19日發表了《廣東革命的危機仍在啊》的文章，指出：“廣東已經統一了，”但是反革命的基礎，民團，土匪，地主，官僚還存在著，我們要“提防著”敵人的陰謀。果然，蔣介石於同年3月20日和5月15日陰謀策劃了“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企圖奪取革命的領導權。對此，張太雷贊同毛澤東、陳延年等人“進行堅決回擊”的主張，並提議把工農武裝起來，組織十萬工農群眾，以武裝反對蔣介石的進攻。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霎時間，中國大地烏雲翻滾，針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大屠殺接連發生。

為了總結斗爭經驗，挽救革命危機，1927年4月27日，黨在武昌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張太雷等與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力主脫離國民黨，實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堅決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大力組織工農武裝，開展武裝斗爭，實行土地革命的主張。

在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的前夜，張太雷發表了《武漢革命基礎之緊迫的問題》的文章，指出現在我們的厄運是反革命給我們的﹔現在是反革命四面八方來壓迫及從內部來破壞我們的局面，因為敵人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來進攻我們的，而我們自己是無組織的抵抗，因為我們現在落在很困難的地位。張太雷認為：“應該整頓與強固我們的隊伍”“有組織的抵抗反革命的進攻”。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大革命已到了危急關頭，必須公開亮出自己的意見，義無反顧地履行一名共產黨員的職責。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時局問題。會上張太雷提出，敵人可能會制造出“馬日事變”同一把戲，造謠武漢工人糾察隊要繳何鍵部隊的槍械，並以此為借口，對我們進行鎮壓，因此我們一定及早提防。7月上旬，黨中央政治局進行改組，成立了由瞿秋白、周恩來、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組成的5人常委會。

7月15日，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逮捕、槍殺中國共產黨人和其他革命分子，一片白色恐怖籠罩著全國，中國的革命形勢轉入低潮。

在大革命遭到失敗的緊急關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分析了當前的政治、軍事形勢，認為汪精衛和蔣介石已聯合起來，武漢政府已完全反動，在這千鈞一發之際，隻有立即舉行武裝起義，才能挽救革命，挽救黨。張太雷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組織者和籌備者之一。他在會議上和其他代表一起，批判了陳獨秀反對工農革命的右傾錯誤，積極支持毛澤東提出來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力主發動工農群眾，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提出：“共產黨現在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有計劃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准備農民的總暴動。”並決定了湘鄂贛粵四省發動農民秋收起義的計劃，建立工農革命政權。

在危急的時刻，張太雷等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反動派的屠刀所嚇倒，對革命的前途始終充滿著信心，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迎著暴風雨，堅持繼續革命。他以堅定的意志表示：“無論怎樣，最后的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我們的失敗只是暫時的。”與此同時他在思考著革命的道路問題，曾說：“要獲得革命勝利，就要改變斗爭方式。”

張太雷親身經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敗，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挫折和損失的過程，目睹中國共產黨人遭受屠殺的慘狀。他深有體會地指出：血的教訓已無情地告訴我們，靠國民黨軍隊，我們革命不會革掉敵人的命，隻有革掉自己的命。他主張組織工農武裝起義，並親身投入革命斗爭的實踐，探索中國革命發展的趨向，堅持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

廣州起義的主要領導人

八七會議上，張太雷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后，為了加強對廣東、廣西和閩南等地區的武裝斗爭和政治軍事工作的領導，臨時中央決定派張太雷到廣東工作，並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廣東省委軍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兼南方局軍委委員。8月下旬，張太雷一到廣東，立即傳達八七會議精神，研究制定廣東全省的暴動計劃，並決定成立暴動領導機構，同時改組了廣東省委。9月到潮州、汕頭一帶組織群眾接應南昌起義軍。11月到上海中共中央參與制定廣州起義計劃，下旬回到廣州主持武裝起義准備工作，組建了廣州起義指揮機構——革命軍事委員會，擔任總指揮。

正當准備工作緊張進行之時，起義消息泄露。張太雷當機立斷，於12月10日召開省委緊急會議，決定提前一天起義。12月11日，經過幾個小時的激戰，起義軍佔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在張太雷主持下，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張太雷任代理主席、人民海陸軍委員。

廣州起義引起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極度恐慌，他們聯合起來鎮壓起義。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雖經起義軍民浴血奮戰，但是到12日下午，起義武裝已經難以與敵軍抗衡，敵軍攻佔了起義軍的重要陣地，並分兵直扑起義總指揮部。張太雷聞訊，立即乘車趕赴前線指揮戰斗。車行至廣州市大北直街（現解放北路）附近，遭到敵人伏擊，他身中三彈倒在插著紅旗的敞篷汽車裡，壯烈犧牲。

張太雷為中國革命獻出了29歲的年輕生命，成為我黨第一個犧牲於戰斗火線的中央領導人，他用自己的熱血和青春，實踐了他少年時立下的“願化作震碎舊世界驚雷”的誓言。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