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楊鬆的傳奇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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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鬆，1907年11月14日出生於湖北省大悟縣四姑墩一個貧寒的小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吳德秀，早年以教書為業，后到湖北督軍公署任職，因同情支持學生運動被解職，晚年蟄居武昌蛇山黃安學社，與董必武有深交。楊鬆是東北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一位領導者，后來在延安創辦和主編《解放日報》，是優秀的馬列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1942年楊鬆逝世后，毛澤東送的挽聯上寫道：“楊鬆同志辦事認真，有責任心，我們應當記住他，學習他。”

在董必武、陳潭秋的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

楊鬆自幼聰慧好學，6歲入村塾讀書，10歲隨父到武昌進高師附小讀書。當時，陳潭秋在該校任教，並以此為基地開展革命活動。楊鬆通過父親與董必武的關系，認識了陳潭秋，得到了他的直接培養和教育。

1921年，楊鬆考入武漢中學。這所學校是董必武、陳潭秋創建的，師生思想非常活躍。他在董必武的指導下參加青年讀書會，閱讀《新青年》等刊物上的文章，開闊了眼界，提高了思想，同許多先進青年一道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湖北女師校長王式玉反對新思想的傳播，以宣傳“赤化”的罪名，解聘老師，開除學生，引起女師學潮。在董必武、陳潭秋的領導下，楊鬆和同學們一起積極聲援女師。經過學生的堅決斗爭和社會輿論的壓力，終於轟走了反動校長，斗爭取得了勝利。

1922年秋，楊鬆到武昌高師附中學習。二七罷工發生后，他在中共湖北區委的領導下，全力支持工人斗爭。由於他積極勇敢，受到同學的信任，被推選為高師附中學生會的領導成員，曾參與組織支援京漢鐵路罷工慰問隊，並參加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1924年春，在陳潭秋的幫助下，楊鬆和另外兩位同學發起組織現代少年協社，團結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革命思想。

五卅運動前夜，楊鬆在武漢加入了當時尚處於秘密狀態的國民黨，並參加湖北省青年團體聯合會的領導工作。此時，他經常參加董必武、陳潭秋主持的會議。許之禎回憶說：“我認識他是在一九二五年春，在武漢的一次會議上，經陳潭秋同志的介紹。這次會議上，他並沒有多講話，但他提出的問題很尖銳，當時就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印象。”

五卅慘案發生后，全國各地迅速掀起反對日、英帝國主義的示威運動。楊鬆參加領導各校學生罷課、演講，聲援上海工人、學生的反帝愛國斗爭。6月，他和林彪等人代表湖北學生赴上海出席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從上海回來后，他進一步加強了對武漢學潮的領導，使得武昌高師附中的學生運動更加蓬勃發展。湖北軍閥對於學生的革命行動視為大逆不道，強令解散高師附中。楊鬆被迫轉入私立武昌中華大學讀書。這所學校也是中共黨、團組織活動的地盤。楊鬆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在學生中活動，在籌建學校國民黨組織的過程中，聯絡了許多革命青年作為基層黨部的骨干。1926年8月，楊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6年9月上旬，北伐軍攻克漢口、漢陽后，又在武昌城下展開激戰。為了配合北伐軍攻城，楊鬆同陳潭秋一起在武昌開展活動：一方面在城內設立秘密聯絡點，策動敵軍倒戈，破壞敵交通設施，布置群眾迎接北伐軍進城﹔一方面在城外指揮共青團員、青年學生和工農群眾給北伐軍運送彈藥，構筑工事，搶救傷員，送茶送飯。

北伐軍攻克武昌后，楊鬆到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部工作，兼任血光通訊社編輯和記者，還為董必武創辦的《漢口民國日報》寫了大量通訊和文章，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揭露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土豪劣紳的罪惡，揭發和批判國民黨右派破壞統一戰線、破壞革命的陰謀，報道國內外革命活動的消息，有力地支援了北伐軍的勝利進軍。

當時，黃陂北鄉土豪李旭亭魚肉人民，被黃陂縣黨部及農民協會在漢口拘獲。楊鬆立即在《漢口民國日報》上披露此消息，歷數李旭亭的十三條罪狀，並指出：“如此罪大惡極之土豪，苟不嚴重懲辦，一經出獄，豈但夏店五會人民難以活命，其他一切土豪劣紳無所忌憚矣。”這條消息引起黃陂縣黨部極大的重視，迅速將李旭亭槍斃了。

“東北抗日聯軍得以發展、統一，楊鬆同志有很大的功勞”

1927年2月底，經共青團中央介紹，楊鬆離開武漢前往莫斯科，進中山大學學習。不久，他在中山大學轉為中共黨員。楊鬆從中山大學畢業后，因為成績優異，繼續留校深造，兼作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員和俄文翻譯。

1934年后，日軍加緊了對東北、華北的侵略，東北的斗爭形勢更加困難嚴峻。中共吉東局遭到破壞，部分山林隊叛變投敵，日軍連續進行大“討伐”。在這關鍵時刻，楊鬆化名吳平，受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委派，以滿洲省委巡視員的身份，於1934年7月由莫斯科經海參崴回到東北。他首先到穆棱縣，住在下城子區河西屯抗日老人姜結存家，開始籌建中共吉東特委。10月初，在姜家召開了有各縣縣委書記參加的吉東黨的第一次工作會議，成立了中共吉東臨時特委，楊鬆任特委書記。會后，楊鬆化裝成鄉村醫生，提著藥匣子，戴著眼鏡，留著八字胡，穿著長袍、布鞋，深入穆棱、寧安、密山、勃利、饒河等縣工作。在密山縣，他發現縣委主要負責人不僅鬧派爭，而且也存在著嚴重的“左”傾錯誤。一是對上級黨的文件不認真學習、傳達貫徹，常憑個人主觀意志辦事。當時，日本人在土龍山要繳照（地主土地歸日本人收租）、繳槍、要姑娘，農民忍無可忍，起來暴動。地主謝文東也面臨著被繳照、繳槍的威脅，因而也被卷進了土龍山農民暴動的行列。他們迫切要求抗日武裝出兵支援，但縣委負責人以謝文東是地主武裝為由，拒不出兵。二是發展反日會會員條件過嚴，策反工作過急。共產黨員胡倫打入偽軍，工作很有成績，由於縣委負責人強令胡倫在偽軍中發動嘩變，致使胡倫過早暴露，策反工作受到損失。三是忽視保密工作，群眾都知道縣委機關駐地及縣委負責人姓名，若有一人叛變，縣委就會遭到破壞。根據這些情況，楊鬆採取了果斷措施，在密山哈達河子召開密山縣委擴大會議，進一步學習貫徹《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和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批評了縣委主要領導人的“左”傾關門主義錯誤，作出了改組縣委和加強反日武裝部隊領導等決議。會議還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決定，將密山游擊隊與人民革命軍合並組成東北抗日同盟軍第四軍，推薦李延祿任軍長，楊鬆兼任政治委員。日軍在我擴大會議之后不久，進行了一次大搜捕，由於措施及時，密山縣委未遭破壞。

抗日同盟軍第四軍剛建立時，部隊成分復雜，思想混亂，既有共產黨領導的密山游擊隊和李延祿領導的抗日義勇軍，還有亮山及王蔭武領導的抗日山林隊。一次，亮山及王蔭武部聯合繳了抗日義勇軍某部的武裝。抗日義勇軍主張以牙還牙，攻打亮山及王蔭武部，雙方劍拔弩張。楊鬆極力主張和平解決。他一方面批評亮山、王蔭武收繳抗日義勇軍槍支的錯誤﹔一方面又做抗日義勇軍的工作，給他們講若以武力解決，正中了日軍“以華制華、各個擊破”毒計的道理。他要求李延祿給對方寫信，告訴對方“隻要不反共，繳掉的槍支就送給他們作為抗日的武器好了。如果願意和我們建立抗日同盟關系，他們有什麼困難，我們還要幫助他們解決。”亮山、王蔭武接到李延祿的信后，派人來向李延祿道歉，並說：“本來我們在誤會發生之后也考慮過，要是密山、穆棱河一帶山林子裡實在站不住腳，就要投降日本了。接到你們的來信，我們的這個念頭才打消了。以后，隻要你們用得著我們，我們自然要盡力。”這樣，他們都不記宿怨，又重新聯合起來共同對日作戰。

為了進一步糾正“左”傾錯誤，貫徹執行“一•二六”指示精神，1934年12月20日，楊鬆又主持召開了寧安縣委擴大會議，並在會上講話，分析了東北的形勢，闡明了我黨的抗日主張。他指出：抗日斗爭是艱苦的，日軍的冬季大“討伐”即將開始，必須堅決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合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做到有錢出錢，有人出人，有槍出槍，有糧出糧，共同抗日救國。會議經過協商，發表了抗日聯合宣言，並將綏寧反日同盟軍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五軍，由周保中任軍長。會后，楊鬆又深入部隊，幫助五軍層層建立黨團組織。通過各級黨團組織的政治工作和黨團員的模范作用，糾正了部隊過去存在的某些不良傾向，更加增強了戰斗力。

吉東地區抗日武裝的統一和發展，威脅著日偽的統治。敵人為消滅抗日力量，在1934年冬至1935年初，對寧安地區連續進行了大規模的“討伐”。他們在戰略上採取一部分兵力駐在交通要道，一部分兵力集中進攻我抗日武裝﹔在經濟上採取封鎖政策，強迫山區農民搬家，實行“歸大屯”、十家連坐的保甲制，以斷絕抗日軍與人民的聯系﹔還進行分化宣傳，提出“專打共產黨，收降山林隊”的口號。雖然日軍的“討伐”來勢凶猛，但是，經過整編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政治素質發生了很大變化。各抗日武裝在楊鬆、李延祿、周保中的領導下，聯合各階級、各階層、各民族，採用靈活的游擊戰術，攻擊敵軍薄弱環節，沖破包圍，開辟新的游擊區。部隊從寧安、密山向額穆、穆棱、勃利、依蘭等縣發展，形成掎角之勢，相互援救，牽制敵人兵力，並轉而包圍敵人的據點，襲擊車站和小市鎮，打得敵人首尾難顧，反“討伐”取得了很大勝利。

活動於密山、勃利一帶的“小白龍”“打東洋”“義軍”“西邊好”等山林隊，一方面反日抗日，同時又有綁票、搶老百姓馬匹和衣物的行為，群眾十分不滿，稱他們為“胡子”（土匪）。因此，有的人主張派部隊去繳他們的械。楊鬆則主張採取幫助、改造的辦法。他在李延祿部隊工作期間，得知李延祿的游擊隊經常配合、增援“小白龍”山林隊打擊日軍，因此兩部交情很深。於是，他在向李延祿了解情況之后，便跋山涉水，在深山老林中找到了“小白龍”。經過十幾天的工作，楊鬆了解到，“小白龍”原名蘇衍仁，是一位很有正義感、血氣方剛的愛國青年，曾率領五六百人的山林隊攻打過梨樹鎮，嚴懲了鎮裡的漢奸和地頭蛇，他的身上還留有日軍機槍打的傷疤。楊鬆對“小白龍”說：“你蘇衍仁舉義旗打日本，甚至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身負重傷仍然不悔，決心和日寇血戰到底，這是為了什麼？”

“小白龍”毫不遲疑地回答：“為的是趕走日本強盜，讓東三省的老百姓過上太平日子。”

“這就對了。可是你的部下卻有個別人打罵老百姓，搶奪群眾財物，他們這樣做，和你讓老百姓過上太平日子的意願不正相反嗎？”楊鬆的這句話問得“小白龍”面紅耳赤，無言以對。

當他聽了楊鬆對他耐心講解軍民關系應當是魚水關系的道理之后，當即表示要把混進部隊裡的壞分子清洗出去，恢復“小白龍”山林隊的名譽。楊鬆離開這支山林隊不久，就接到自稱“吳平老弟”——蘇衍仁的親筆信，信中說他已從山林隊裡清除了20多名慣匪。這支山林隊經過整頓之后，軍紀嚴明，作戰勇敢，不久就加入了抗日聯軍第四軍，蘇衍仁還擔任四軍三團團長。后來，這支部隊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延祿回憶說：“東北抗日聯軍得以發展、統一，楊鬆同志有很大的功勞。”

組成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5年2月，中共吉東臨時特委機關由穆棱縣遷至牡丹江市的“惠存厚”藥店。在整頓和加強各個縣委組織的基礎上，楊鬆又在牡丹江市主持召開了吉東黨的第二次工作會議。經過討論，正式成立中共吉東特委，楊鬆任特委書記，李范五任組織部部長，孟徑清任宣傳部部長，趙採青任工運部部長，張林任團委書記，各縣委書記為委員。此間，吉東特委所領導的有寧安、密山、穆棱、勃利等縣委及葦河、刁翎區委。

為了便於開展秘密工作，楊鬆和幾位負責同志都找到了公開職業，他自任一雜貨店的經理，前房有幾人站櫃台賣貨，自己在后房管賬，不公開露面。李范五是面包鋪的掌櫃，張林是玻璃匠，背著玻璃箱走街串巷。特委還有兩個交通員：張哈跑密山，與國際交通站接線﹔李發跑哈爾濱，與滿洲省委取得聯系。此后，楊鬆還為吉東特委建立了四個交通站：牡丹江市德發客棧，交通員倪景陽﹔密山縣平陽鎮東窯地，交通員趙麻子、康德亮、權克仁、陳紅眼﹔林口石印局，交通員黃志山﹔穆棱縣麼刀石車站，交通員趙榮華。另外，還在密山縣半截河城東浴成當鋪建立了一個國際交通站，交通員王志城、魏紹武。這樣，吉東特委便成為滿洲省委和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聯系的重要樞紐之一。中共代表團給東北黨的重要文件、書報和指示，如《八一宣言》等，都是通過吉東特委送到滿洲省委的。1935年蔣經國在蘇聯給他母親毛氏的信，其中有奉勸蔣介石放棄對日妥協投降政策的內容，也是由共產國際通過吉東特委轉送到陝北的。

楊鬆在牡丹江市工作期間，經常深入到各地去調查研究，吃、住和辦公都在老百姓家裡，深受群眾的愛戴和擁護。吉東的老百姓曾多次掩護過楊鬆和他的戰友。一天，他與一位同志在黃昏時通過日軍封鎖線，被敵探發覺。敵騎追趕至大道的岔口，向一牧童詢問前面兩個人向哪條路走了？牧童知道追的是抗日游擊隊員，便給指了一條相反的路，楊鬆兩人才幸免於難。1935年春，楊鬆與張林去馬河檢查反日會工作，剛剛走進我黨地下聯絡站黃曉英的家裡，尾隨其后的七八名日偽軍就殺氣騰騰地越過了馬河。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共青團員黃曉英急中生智，巧妙地將日偽軍領到東院，接著全家人便忙著燒水沏茶做飯，一邊穩住敵人，一邊機警地將楊鬆和張林轉移到村后禾場的麥秸垛裡，使他們又一次脫離了危險。

當時擔任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主要負責人之一的康生，無端懷疑滿洲省委有“內奸”。他不但把省委的幾位負責同志調到莫斯科審查進而迫害，而且對東北送往莫斯科學習的同志也進行誣陷，並准備判刑或流放。在這個時候，楊鬆挺身而出，到海參崴找康生說：“東北選送到莫斯科學習的同志，都是經過嚴峻斗爭考驗的好同志，他們經過各級黨組織的反復審查，政治上完全可靠，不應該對他們有任何懷疑。”

康生問：“你說他們沒有問題，那麼你敢為他們擔保嗎？”

楊鬆毫不遲疑地回答：“我完全可以擔保。”

康生又問：“你用什麼擔保？”

楊鬆果斷地說：“我用黨籍擔保！”

康生對此十分惱火，一直懷恨在心。后來，為此事楊鬆還受到王明、康生所給予的黨內警告處分。

1935年9月下旬，楊鬆離開牡丹江市，再次調到莫斯科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工作。10月11日，他受共產國際的委托，到海參崴主持召開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至第七軍領導干部會議，研究貫徹《八一宣言》及組成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會議發表了由楊鬆起草的《東北抗日聯軍向關內軍政領袖呼吁電》《東北抗日聯軍為華北事變告東北同胞宣言》，代表東北3500萬同胞和各地反日隊伍向國民黨將領呼吁：“不論蔣總司令的軍隊也好，不論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也好，不論過去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軍隊或未參加過的也好，互相打過仗的或沒有打過的也好，都應不記舊仇宿怨，應該都以中華民族利益為前提，馬上停止內戰，槍口一致對外，一致去武裝抗日，一致去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統一，一致去保護中華祖國的領土完整。”

1936年2月3日，由於抗日聯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羅英被捕后叛變，吉東特委遭到破壞。次日，李范五連夜去海參崴，見到了斯達干諾夫。斯達干諾夫又將楊鬆從莫斯科請到海參崴。他們3人舉行了會議，討論了如何在吉東地區加強黨的領導，發展和組織農民運動，運用多種形式發展武裝和建立抗日根據地等問題，並由楊鬆起草了在吉東地區組建下江、道南、道北三個特委的指示信，委托五軍軍長周保中在吉東地區傳達。接著在3月12日，楊鬆又以中共代表的名義給珠河黨團縣委及三軍軍政負責同志寫了一封信，肯定了三軍及哈東各縣在近年來取得的成績，同時也指出了四個方面的缺點，並對軍隊、黨團建設及農村、城市斗爭策略作了全面的指導。

《解放日報》成為當時辦得最好、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

1938年2月，楊鬆回到延安。10月，他作為東北抗日聯軍的代表，出席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會后不久，楊鬆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宣傳科科長。他常對同志們說：“我是從國外回來的，對於國內的情況知道得很少，你們是先生，我是小學生。”這種謙虛的態度，給周圍的同志留下很深的印象。

楊鬆除在中宣部任職外，還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任教，給在職干部上大課，講授中國歷史、民族問題和聯共（布）黨史，有時也教戰士識字、唱歌，給他們講革命斗爭故事。據當年在延安工作過的同志回憶：“楊鬆歲數不大，但博學多才，懂英語、俄語，能講政治經濟學、古典哲學、中國歷史和聯共黨史，既有理論、又有實際，我們都很羨慕他。”楊鬆在處理日常公務及講課之余，還致力於寫作，著有長達7萬多字的《論民族》，在《解放》周刊上連載﹔主編《今日蘇聯》一書，介紹蘇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情況。他還與鄧力群合編了近百萬字的《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這本書對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對中國近代戰爭的研究很有見地，對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各個重大歷史事件的評價，直到現在還為史學家們所推崇，曾於1947年、1949年、1954年連續再版。《解放》周刊、《八路軍軍政雜志》《中國文化》《中國婦女》等刊物，還大量發表了他的時論、專論和翻譯作品。在這些著譯文章中，他論述戰爭性質，評述國際形勢，探討民族解放運動、中國歷史和聯共黨史，總結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經驗教訓，介紹列寧、斯大林著作以及黑格爾的哲學著作。同志們稱贊他是我黨宣傳教育戰線上的卓越戰士。

1941年5月，黨中央創辦《解放日報》，楊鬆調任總編輯。辦報開始，條件很差，人少事繁，百端待舉。但他知難而上，除親自處理各項繁重的日常事務外，還親自寫作社論，報紙發刊一個月，他就寫了29篇社論。這些社論，比較正確地分析了當時的戰略形勢，揭穿了遠東慕尼黑的陰謀，聲援了蘇聯人民的衛國戰爭和印度人民的民族獨立戰爭，批判了國民黨頑固派積極反共、消極抗戰的行徑，號召邊區人民、全國人民起來反對分裂，反對投降，堅持抗戰到底，對制止新的遠東慕尼黑陰謀，擊退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起了很好的作用。

創辦大型日報，開始缺乏經驗，辦報方針也不太明確。楊鬆最初是服從社長博古的指示，模仿蘇聯報紙的做法，每天一定要發一篇社論，國際新聞都要放在頭版等。聽了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以后，他認識到報紙需要結合實際進行改革。他說：“我對於外國的事情，還可談幾句。對於本國情形，的確一點都不熟悉。今后我要下個決心，把自己改造一下，不然，對黨實在沒什麼用處。”他號召報社工作人員要加強學習，不僅要了解國際、國內形勢，更要熟悉邊區和根據地的歷史和現狀，腳踏實地地進行研究。為了更好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楊鬆多次到毛澤東那裡請教。毛澤東每次會見蘇聯客人，總是請楊鬆當翻譯。毛澤東還給他講蘇德戰爭、中國抗日戰爭，講紅軍長征和中國革命運動史，並指出：講中國歷史，要多講現代，少講古代，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后，黨如何挽救危局，要多加宣傳，讓大家知道正確路線是怎樣把革命引向勝利的。

《解放日報》創刊以后，楊鬆採用群眾辦報的方針，親自寫信給在莫斯科的肖三，請他給報紙寫文章，特別囑咐說：“這也是你的責任。”肖三應約寄來了《紀念屈原》《偉大的愛，神聖的恨》等文稿，先后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在楊鬆擔任總編輯期間，《解放日報》已開始注意培養工農兵通訊員，到后來形成了一個有1000多人的基層通訊網。楊鬆對編輯部工作一絲不苟，每天從社論到消息報道，都逐字逐句的仔細檢查，用紅藍鉛筆勾出其中的錯誤。遇到疑難問題，就翻閱參考資料，找有關同志研究推敲，以求准確無誤。他白天在辦公室忙個不停，晚上回到家裡還工作到深夜，有時通宵不眠。吳文燾回憶說：“我們編輯每天三點鐘起床到新華社取新聞稿，此時，楊鬆還在工作，在煤油燈下寫文章或審閱稿件。”在楊鬆和同志們的刻苦努力下，《解放日報》越辦越好，成為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辦得最好、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

毛澤東曾兩次親臨醫院探望楊鬆並拿出稿費給他買營養品

楊鬆在東北從事抗日游擊戰爭時，由於環境惡劣，患了肺病。后來經過在蘇聯的治療，已經基本痊愈。但是，自從到延安以后，由於夜以繼日、廢寢忘食、不知疲倦地工作，加之當時的營養條件很差，又舊病復發，身體很快垮了下來。陸定一回憶說：“他是個好同志，服從了博古，一天寫一篇社論。據說寫了29篇，身體就垮台了。”起初是咳嗽、發燒，腰老是直不起來，隻能支撐著趴在桌子上寫文章。大家都勸他去檢查一下，他也答應抽空去醫院看看，但是一工作起來又忘記了，以致病情越拖越重。當時，他的夫人在棗園工作，周末才能回家一次，生活上不能照顧他。他卻安於艱苦的生活，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辦報上。這種奮不顧身的精神，竟連他最親近的人也誤以為他精力旺盛。

1942年1月底，楊鬆的病情加重，連續吐血，但他用手絹捂住口，仍奮力支持工作。經過博古、張聞天等的一再敦促勸說，他才答應到中央醫院治療。臨去醫院的頭天夜裡，他還把吳一鏗送來的一篇文稿認真修改完畢，寫上意見后才離開工作崗位。他躺在醫院，仍吐血不止，被子、枕巾都染上了鮮血。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然在夜裡護士休息后，自己靠著枕頭為報社寫文章，有時通宵達旦。護士和身邊的同志不得不把筆墨紙張藏了起來，強迫他休息。他懇求地說：“時間對於我太寶貴了，工作怎麼能停止呢？請把筆和紙給我吧！”護士們望著楊鬆那浮腫那泛起不正常紅暈的面孔時，無不偷偷地落淚。

重病期間，每當報社的同志前來探望，他都要逐一詢問國內外的時局和各部門的工作情況。當聽說有的年輕同志不安心報社工作時，他便托人把這些同志找來，語重心長地勸告他們：“我們要為黨、不要為個人利益打算，個人的得失算什麼。”他還說：“做一個黨報工作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蘇聯能做一個‘真理報工作者’是非常榮耀的，因為他必須各方面都健全。”“我們要為黨培養大批的黨報工作者，我們自己也得積極鍛煉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黨報工作者。”

黨中央十分關心楊鬆的病情。毛澤東曾兩次親臨醫院探望，並拿出自己的100元稿費給楊鬆買營養品。朱德、賀龍、博古、蔡暢、葉劍英、關向應等，也多次到醫院探視，囑咐醫護人員千方百計進行搶救。黨中央領導同志的關心，使楊鬆充滿戰勝病魔的信心。他對博古說：“我的病有好的希望，我准備用七八年的時間和病魔戰斗，病愈后還有幾十年可以為黨工作。”

由於當時的醫療條件和物質生活條件的限制，楊鬆的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療，病情越來越惡化。1942年11月23日，楊鬆懷著“戰勝病魔、為黨工作”的美好願望溘然長逝。噩耗傳出，各界震驚。熟識他的人都說：“楊鬆是活活累死的啊！”他死在自己的戰斗崗位上，把一生獻給了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聞事業。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