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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和楊勇的將帥情

水新營

2018年05月10日08:2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鄧小平和楊勇,一個是人民軍隊的最高統帥,一個是赫赫有名的開國上將。可以說,盡管劉鄧大軍中的戰將如雲,但在漫長的革命、建設和改革歲月裡,能像楊勇那樣一直受到鄧小平賞識和器重的,也並不多見。

鄧小平:拍板楊勇擔任兵團司令員

楊勇是人民軍隊中著名的“三楊”之一,在群星璀璨的開國上將中也佔有突出的位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楊勇歷任紅一軍團第一師、第四師政治委員。當時,鄧小平也在紅一軍團工作,先后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職。楊勇對25歲就領導百色起義的鄧小平早有耳聞,十分敬佩,而且楊勇原任職的紅三軍團一部就是由百色起義余部改編的。鄧小平對軍政雙優的楊勇也印象深刻,頗具好感,但由於戎馬倥傯,兩人接觸不多。

抗日戰爭爆發后,鄧小平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接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委員,率部挺進華北開辟抗日根據地。楊勇歷任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六團副團長、團長兼政治委員、獨立旅旅長兼政委、魯西軍區司令員等職,率部鞏固擴大了魯西抗日根據地。1945年4月,他作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整風運動。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8月20日,晉冀魯豫軍區成立,下轄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軍區。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時任冀魯豫軍區司令員的楊勇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不久,晉冀魯豫野戰軍成立,楊勇先后擔任第七縱隊、第一縱隊司令員。在劉伯承、鄧小平的領導下,楊勇率部參加了平漢、隴海、定陶、豫北、魯西南等一系列重大戰役,他在戰爭中表現的軍事才能和大局意識,深受劉鄧首長的好評。

1947年8月,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由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千裡躍進大別山。楊勇指揮第一縱隊等部為西路,經過艱苦跋涉和激烈戰斗,於8月底到達大別山區。其后,楊勇率部轉戰江淮,逐鹿中原,屢建戰功。后參加了宛東戰役、鄭州戰役、淮海戰役,並在淮海戰役中率部參加阻擊和圍殲黃維兵團,為戰役的最后勝利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49年2月,根據中央軍委統一整編的指示,中原野戰軍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全野戰軍下轄第三、第四、第五共三個兵團和一個特種兵縱隊。第三兵團以陳錫聯為司令員,謝富治為政治委員﹔第四兵團以陳賡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第五兵團以楊勇為司令員,蘇振華為政治委員。

在醞釀第五兵團司令員人選時,充分體現了鄧小平對楊勇的賞識。第五兵團的司令員最初有兩個人選,一個是第一縱隊司令員楊勇,另一個也是一位縱隊司令員。兩個人的資歷差不多,紅軍時期擔任過師一級軍政主官,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都擔任過團、旅一級軍政主官。那位縱隊司令員在作戰指揮方面比較突出,但他不大善於團結同志﹔楊勇在作戰指揮方面不一定比那位縱隊司令員強多少,但是他比較大度,能團結人,考慮問題比較老練。當時鄧小平拍板,決定楊勇擔任兵團司令員。對此,那位縱隊司令員還有些想法,鄧小平找他談話時說:“你作戰勇敢,組織指揮能力比較強,有戰功。但是你有一個弱點,就是不太善於團結同志。作為一個兵團司令,更重要的是要能把大家團結起來,在這一點上,楊勇比你合適。”

1949年2月,楊勇任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司令員,參加渡江戰役,隨后參加進軍大西南作戰,率部解放貴州,兼任貴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貴州軍區司令員。

1953年4月,楊勇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先后任志願軍第二十兵團司令員,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司令員。1958年10月回國,歷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等要職。鄧小平則歷任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治委員、政務院副總理、中央秘書長、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等要職。尤其楊勇從朝鮮戰場回國后,長期鎮守京畿,和擔任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也多有交往。

楊勇:非常時期頂住“批鄧”壓力

“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一度受到沖擊,后下放江西數年,1972年初回京。楊勇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和迫害,被投入監獄達6年之久。1972年5月,楊勇重新出來工作,1973年6月后任中共新疆自治區委員會第二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當時的新疆軍區是個大軍區。那時我國與前蘇聯的關系緊張,新疆的位置十分重要。

鑒於楊勇的影響和所處的重要位置,江青對他也進行了拉攏。1974年6月后,江青兩次給楊勇寄來了“絕密”信,信封的落款是“江青同志處”。信裡面沒有文字,隻有幾期中央政治局委員才能看的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對於江青的試探和拉攏,楊勇斷然對秘書說:不看,退回去。並特別交代秘書要退到中央辦公廳。

1975年1月,楊勇出席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會上鄧小平被增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對此楊勇異常高興,回到新疆后,身邊工作人員多次聽他哼唱著“洪湖水,浪打浪”的小調。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國慶節前夕,楊勇和妻子林彬邀請了董必武夫人何蓮芝和羅榮桓夫人林月琴、謝覺哉夫人王定國、甘泗琪夫人李貞到新疆散散心。在疆期間,楊勇安排四位老大姐參觀了石河子、吐魯番等地,還陪同四位老大姐看了《洪湖赤衛隊》等電影。與此同時,有人向北京告狀,王洪文隨后派人調查幾位老大姐在新疆的活動情況。江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嚷著要追查后台,誣陷幾位老大姐為“寡婦集團”。對於“四人幫”的追查,楊勇坦然應對,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

1976年初,“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全國展開,新疆一直波瀾不驚。2月初,由於當時報刊逐步升級“批鄧”的宣傳和中央文件的口徑不一,社會上人心浮動,情緒不穩。楊勇一直堅持“要按中央文件辦,不要受報刊宣傳的干擾”。與此同時,新疆也有人往上告狀,反映楊勇等人抵制“反擊右傾翻案風”,說他“散布對中央報刊的不信任,煽動群眾對中央宣傳的不滿情緒”,並說“楊勇同志的這種態度,是新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展不起來的原因之一”。對那些人的告狀,楊勇始終不為所動。

2月13日,在新疆軍區黨委常委會上,楊勇強調“要以中央文件為准,按毛主席批發的中央文件辦事”。在中央沒有正式下達“批鄧”文件前,楊勇用隻要中央沒有正式文件,就硬頂著不干的辦法頂住了新疆的“批鄧”壓力。此時,楊勇的處境十分險惡,大字報的矛頭對准他,指名道姓批判他“按兵不動”“對抗反擊右傾翻案風”“推行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的代理人”。楊勇對軍區政治委員郭林祥等人說:“我相信毛主席對‘四人幫’的批判沒有錯,我也相信小平同志是正確的,我們就是按兵不動。”

1976年2月下旬,中央通知楊勇到北京參加“批鄧打招呼”的緊急會議。2月28日晚,中央政治局成員在人民大會堂召見各地參加會議的代表,給會議定了調子:揭批鄧小平同志犯的路線錯誤。在這種會上,人人都必須表態,還有專人記錄。楊勇和有關同志商量到深夜,確定發言的調子。楊勇說:“毛主席講‘他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嘛,我們要堅持對鄧小平稱同志,文字上你去斟酌,反正我們沒有那麼高的調門。”

會議結束后,楊勇同隨行的新疆同志研究回去傳達的問題。針對上面提出各地各部門自行翻印《清華大學大字報選編》,用以指導批鄧的要求,楊勇說,我們一不要翻印,二不要擴散,回去不要傳。楊勇還對身邊的幾位新疆負責同志說:“小平同志沒有錯,這樣做是不得人心的。”

1976年4月,北京爆發“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隨后中央下發文件,明確要求“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在上面的一再催促下,新疆自治區黨委不得不召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會。開會前,楊勇對自治區黨委和軍區負責人司馬義·艾買提說:“我們是在違心地辦事啊!不過,我們的退讓隻能到這一步,今后無論如何不能再退,絕不能在新疆揪什麼走資派。”他還問司馬義·艾買提,這一點你能不能辦到?司馬義·艾買提說能辦到!楊勇說:“將來有人追究起來,我們一起負責,首先是我負責。”

那一段時間,楊勇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軍隊工作上,從6月1日到9月9日毛澤東去世,新疆軍區共召開過21次軍區常委會,但沒有一次是討論“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其間,他對鄧小平的遭遇一直憤憤不平,不止一次對身邊同志說:打倒小平同志,我想不通。

楊勇:為鄧小平復出奔走呼號

1976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局順應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楊勇和軍區、自治區其他領導一起,以很大精力投入了揭批“四人幫”的斗爭。

解決“四人幫”后,在傳達中央有關精神的區黨委常委會上,新疆一位領導同志認為,不能因為出了“四人幫”,就懷疑“文化大革命”,強調要繼續深入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楊勇對此觀點表示堅決反對,后來他將分歧報請中央裁決。中央的答復是“集中力量批‘四人幫’”,並未提“批鄧”的問題。

當時,“四人幫”雖然被打倒,但中央政治局內部對於鄧小平的復出仍有不同意見。11月17日,楊勇在新疆軍區黨委常委會上說:“我患肺氣腫,向中央請了假,去療養幾個月,准備到武漢住幾天,然后到廣州、海南島。”重新工作后,楊勇一直沒休過假,為什麼在粉碎“四人幫”后的揭批階段突然要到南方去度假呢?原來他是想以休假為名,到外面走走,沿途和一些地方及軍隊負責同志商量如何爭取讓鄧小平快一點出來工作。

這次他是和前總參謀長、時任中央軍委顧問的羅瑞卿,蘭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等一道南下的。在武漢和廣州,楊勇多次和羅瑞卿傾心交談,他們的一致看法是: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但真要讓小平同志出來,首先要給“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就涉及一系列復雜的問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造成輿論,不經過努力,是很難辦成的。在武漢,他們本想找楊得志司令員和王平政治委員“有重要事情相談”,不料他們在外地開會不在家。於是,他們同軍區其他有關領導同志深入交流思想。1977年元旦前,羅瑞卿和楊勇來到廣州,和許世友司令員等廣州軍區的一些老同志座談,許多人提出必須盡快讓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並且提出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強調這兩件事不能再拖,越拖越被動。

座談會后,楊勇給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耿飚打電話,向他反映在武漢和廣州了解到的情況,並提出:“在總理逝世一周年時,是否可以放映由小平同志致悼詞的總理追悼會的電影?廣大干部和群眾都有這個要求,請中央考慮。”“我一定向政治局反映你們的意見……”話筒那邊的耿飚停頓了一會兒,說:“中央已經決定,這次放映的電影還是由解說員念悼詞,……有人主張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都要堅持……”電話挂斷后,楊勇陷入久久沉思。隨后,他去找羅瑞卿,兩人長談至深夜。幾天后,楊勇又通過葉劍英之子葉選平向葉帥反映了他和羅瑞卿的意見,建議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揭批“四人幫”,請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等事宜。待這些事辦完了之后,楊勇等才開始了真正的休假。2月初,他們重返武漢,和楊得志司令員、王平政治委員商談。

3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楊勇到京后,隨即看望了尚在賦閑的鄧小平。楊勇十分關心鄧小平的身體狀況,在老首長面前,他無拘無束,暢所欲言。不久,在出國訪問朝鮮之前,他再一次看望了老首長鄧小平。

5月,楊勇率中國人民解放軍友好參觀團赴朝鮮訪問。在他率團訪問朝鮮歸來后,向中央和軍委寫的報告中,特意提到:“金主席、武振宇談話中還關心鄧小平同志何時出來工作,做什麼工作。金主席說,我見過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強。”

在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老同志的強烈呼吁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的決議。

鄧小平:推薦楊勇作為總長接替人選

1977年9月,楊勇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央軍委列席常委,協助兼任總參謀長的鄧小平主持總參日常工作。

到總參上任后,楊勇用很大精力推動總參機關的“揭批查”工作,以解決總參的作風及紀律問題。經過總參黨委研究,下發了《關於“三查三整”的通知》。楊勇親自動員,積極推動工作,搞清問題,平反大量冤假錯案,為以張愛萍、李達、彭紹輝等為代表的400多名在“文革”中受審查、受批判人員平反昭雪,落實政策。經歷了“文革”十年的非常日子后,在“揭批查”過程中總要觸動一些人不願被觸動的東西。客觀上說,楊勇主持了這項工作,想不得罪人是不可能的。而總參作為解放軍的統帥機關,又是個敏感特殊部門,利益關系復雜,能通天的人物很多。楊勇后來的遭遇,也驗証了這一點。

由於總參謀長鄧小平身兼多個黨和國家的重要職務,總參的日常工作由楊勇負責,因而楊勇成了實際上的總參當家人。然而在對外交往中,由於外軍不了解中國軍界的這一特殊情況,導致出現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問題。1978年6月,楊勇率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然而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卻沒有出面會見,原因是南方認為楊勇是中國軍隊的副總參謀長,地位不夠,故隻由南斯拉夫人民軍總參謀部對等接待。同年9月,南斯拉夫人民軍總參謀長斯塔查·波托查爾上將率團回訪中國,鄧小平會見了代表團一行,楊勇則負責日常接待。在訪問過程中,斯塔查•波托查爾上將了解到了楊勇在中國軍隊中的實際地位后,飽含歉意地對楊勇說:“我明白了你在中國軍隊的身份,我接待你的規格不夠啊!”

1979年底,中央軍委決定對解放軍三總部和各大軍區領導班子進行了一次較大的調整。鄧小平由於事務太多,決定不再兼任總參謀長。在醞釀總參謀長接替人選的過程中,鄧小平在廣泛征求黨內、軍內一些老同志的意見后,認為楊勇打仗不錯,能團結同志,“文革”期間受過迫害,主持總參謀部時工作認真負責,擬由他接任總參謀長,並准備將總后勤部部長張震調任第一副總參謀長,協助楊勇主持總參謀部工作。當時,軍委一位領導還找張震談話,向他說明軍委“考慮到楊勇一直當指揮員,對參謀業務不太熟悉,決定調你任第一副總長,協助他工作”的意圖。

就在此時,情況出現了一些變化。由於楊勇在主持總參謀部日常工作期間,比較堅持原則,得罪了一部分人,有些人不願意看到楊勇接任總參謀長,於是關於楊勇是是非非的議論多了起來。其間,一些匿名信也寄到了軍委等有關部門。針對出現的新情況,軍委對總參謀長人選又有了新考慮。

1980年2月,楊得志任解放軍總參謀長,楊勇協助他抓全盤工作。對楊得志的到來,楊勇表示熱烈誠摯的歡迎。戰爭年代,楊勇曾兩次給楊得志當副手,他比楊得志小兩歲,總是尊稱楊得志為“老楊哥”。為了讓“老楊哥”熟悉部隊情況,楊勇多次抱病陪他到外地視察。雖然有些地方楊勇剛去過不久,但仍然堅持陪同前往,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向新任總長現場匯報、介紹情況。

1983年1月6日,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楊勇在北京病逝,終年70歲。在病逝前4個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楊勇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以副總參謀長的身份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在黨的歷史上是唯一的一次,這個職務也可以說是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對楊勇一生的充分肯定。有關資料還顯示,在黨的十二大前后,對楊勇在軍隊的任職,鄧小平還有更深的考慮。但天不假年,楊勇過早地走了,也永遠留下了他和鄧小平那段珍貴的將帥情。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4期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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