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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革命 奮斗一生——紀念項英同志誕辰120周年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2018年05月14日07:27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今年5月是項英同志誕辰120周年。項英同志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把自己短暫的一生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他對中國革命所作出的貢獻,人民會永遠緬懷。

一、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興起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項英同志1898年出生於湖北省武昌縣(今屬武漢市)一個貧苦職員家庭。由於生計所迫,他12歲輟學,15歲進入紡織廠當學徒,飽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工頭的虐待。1919年五四運動后,董必武、陳潭秋等同志在武漢傳播馬克思主義,項英同志受到影響,心中開始向往革命。1920年4月,他利用本廠工人對遭受工頭虐待和工資低微的不滿情緒,成功發動武漢紡織工人第一次罷工。在黨的教育培養下,項英同志逐步樹立起為工人階級解放事業而奮斗的信念。1922年4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了職業革命生涯。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中,項英同志是重要領導人之一。1921年12月起,他參加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工作,相繼在鐵路、工廠等組建工人俱樂部或工會,任江岸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秘書干事、武漢市和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組織主任。他深入工人群眾,宣傳革命道理,消除幫會影響,促進工人團結,很快贏得工人群眾的信任。1923年2月,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項英同志作為罷工委員會的總干事,與陳潭秋、林育南、林祥謙等同志一起指揮罷工,始終戰斗在一線。他堅決反對復工,斷然表示“頭可斷,上工命令不能下”,表現出堅強不屈、敢於斗爭的大無畏精神。在罷工遭到反動軍閥血腥鎮壓后,他不顧個人安危,組織營救被捕的林祥謙等人,積極處理善后工作。

大革命時期,項英同志按照黨的指示,輾轉於上海、武漢兩地從事工運工作。1924年,黨中央派項英同志到上海工作。他擔任滬西工友俱樂部主任,活躍於基層工人群眾中,積極宣傳黨的主張,把廣大工人團結和組織在黨的周圍。他參與領導了1925年上海滬西日商紗廠工人“二月罷工”和波瀾壯闊的五卅運動。同年5月,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1926年秋北伐軍攻克武漢后,項英同志擔任中共湖北區委組織部主任,參與湖北全省總工會領導工作,同時擔任武裝工人糾察隊總隊長,指揮武漢工人武裝支持、配合北伐軍作戰,維持革命秩序,參加收回英租界和反對夏斗寅叛變等一系列斗爭。項英同志還在武漢工人運動講習所擔任兼職教師,與劉少奇、李立三、林育南等同志一起培養一批工運骨干,“成績斐然”。這一時期,項英同志曾當選黨的二大代表,黨的第三、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屆中央委員。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項英同志轉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下開展工運工作。1928年11月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29年11月,他主持召開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並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在項英同志的革命生涯中,有近半數時間從事工人運動。他親身參與或領導了上世紀20年代中國工人運動中許多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活動,在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史上寫下光輝一頁。他在斗爭實踐中成為深受工人群眾信賴和擁戴的工運領袖。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給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的祝詞中,把項英同志稱為“工人階級的英雄人物”。

二、黨和紅軍的早期領導人之一——為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設與發展做了大量工作

從1928年起,項英同志任第六屆中央委員,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第六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他還先后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等職。在革命處於低潮的嚴峻形勢下,他不顧環境險惡,領導和開展黨的工作,進行革命活動,經受了鍛煉和考驗。

項英同志是紅軍的早期領導人之一。1930年底,他奉命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1年1月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4月改任中央局委員和中革軍委副主席。他認真貫徹黨中央的指示,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建設與發展殫精竭慮,做了大量工作。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和紅軍中出現的“肅反”擴大化問題,他堅持從團結對敵的大局出發,在調查研究基礎上,提出以教育為主解決黨內矛盾的正確主張。他重視軍隊政治工作,同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一起決定建立紅軍總政治部,並明確規定了紅軍總政治部的職責及政治部與政治委員的關系。1933年6月,項英同志以中革軍委代理主席名義發布命令,決定將南昌起義之日——8月1日作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同年7月,他提出並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批准,決定為紅軍軍人頒發紅星獎章,主持制定並頒布《中國工農紅軍誓詞》。8月,頒布《工農紅軍紀律暫行條令》,提出紀律是紅軍命脈的重要觀點。項英同志積極領導擴大紅軍,編組新的師和軍團,有力支援反“圍剿”斗爭。在擴紅運動中,他號召根據地群眾踴躍參加紅軍,加強革命戰爭的力量,同時告誡負責擴紅的同志絕不能強迫命令。

項英同志為推進根據地各項建設夙夜在公。1931年11月起,項英同志在較長時期內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積極協助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同志,致力於蘇維埃政權建設。他要求各級政府機關把認真貫徹臨時中央政府的訓令、通令、決議、條例作為重要任務﹔提出要加強地方蘇維埃政權建設,以鞏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礎﹔強調蘇維埃政權必須同廣大人民群眾建立密切聯系,建立代表會議制度,反映群眾的意見和呼聲。他提倡依法辦事,設立各級控告機關,保護工農群眾利益。他積極動員組織群眾發展生產、籌措給養,保証前線供應,使紅軍“無顧慮的順利的去積極進行革命戰爭”。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他配合臨時中央政府糧食部長陳潭秋同志籌集24萬擔糧食供應前方,保証了戰爭急需。他要求各級政府工作人員努力為人民服務,反對不良作風。他認為“節減一文錢即是對革命有一分的幫助”,堅決反對一切浪費行為,主張對貪污分子予以嚴厲懲治。他不僅帶頭艱苦奮斗、廉潔奉公,而且要求各級政府工作人員都必須這樣做。項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實踐探索,為黨領導的紅色政權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三、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為保存革命力量和日后建立南方各省抗日戰爭戰略支點作出重大貢獻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項英同志根據黨中央決定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堅持斗爭,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在生與死的嚴峻考驗面前,他堅決服從黨中央決定,義無反顧,勇挑重擔。他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同志等一起,率領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紅二十四師、獨立團和地方游擊隊約1.6萬人(加上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紅軍傷病員共3萬余人),採取阻擊騷擾敵人以遲滯敵之進攻、抗擊進犯敵人以減輕紅軍主力壓力等措施,牽制國民黨軍隊兵力,掩護策應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

1934年11月底,鑒於形勢惡化,項英同志主持召開中央分局會議,接受陳毅同志提出的立即轉變戰略思想、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建議,決定放棄依賴主力勝利回師反攻的設想,提出“獨立自主堅持游擊戰爭”的方針,開始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轉變,並逐步作出獨立自主堅持斗爭的部署。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項英同志根據黨中央於2月發來的指示,組織紅軍和游擊隊分路突圍,開展分散的游擊戰爭。他與陳毅、賀昌等同志率領紅二十四師一部在原中央革命根據地穿插游擊,指導各地工作,同時派負責干部到各游擊區領導開展游擊戰爭。1935年3月底,項英同志和陳毅同志等率領約300人先后到達贛粵邊地區,同贛粵邊游擊隊會合。他們貫徹依靠群眾、堅持斗爭、積蓄力量、創造條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針,在以油山為中心的贛粵邊地區堅持艱苦的游擊戰爭。

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系、持續遭到國民黨軍隊“清剿”的極端困難條件下,項英同志和陳毅同志等領導紅軍和游擊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巧妙地與敵周旋,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在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歲月,項英同志率領紅軍和游擊隊員經常出沒於崇山峻嶺和茅草密林之間,晝伏夜行,風餐露宿,但他仍不忘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將《共產黨宣言》《列寧主義概論》等書籍帶在身邊,隨時翻閱,從中汲取力量。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項英同志始終保持頑強的奮斗精神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對革命前途充滿必勝的信心。他堅持把革命前途教育放在首位,提出在政治上堅決反對悲觀主義傾向,教育激勵紅軍和游擊隊干部戰士堅定對革命勝利的信念。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在中國共產黨大力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大背景下,經過中共中央和地方黨組織領導人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艱難談判,迫使國民黨軍隊逐步停止了對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進攻。保存下來的南方各省紅軍游擊區,成為日后南方各省進行抗日戰爭的戰略支點。對於項英同志和南方各游擊區軍民的斗爭,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7年12月13日作出決議給予高度評價。決議指出:“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后,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的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夠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重要支點,使各游擊區成為今天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的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主要的領導同志以及在游擊區長期艱苦斗爭之各同志,他們的長期艱苦斗爭精神與堅決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范。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來學習這些同志的模范。”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三年游擊戰爭與紅軍主力的偉大長征交相輝映,譜寫了中國革命史上壯烈而光輝的篇章。

四、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為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創建和發展付出很大心血

項英同志是抗日戰爭的名將之一。他為新四軍的組建積極奔走,嘔心瀝血。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在無法直接與黨中央取得聯系的情況下,項英同志敏銳地洞察到時局的變化。為了讓紅軍游擊隊早日開赴抗日戰場,他和陳毅同志一起,按照黨中央關於國共團結抗日的精神,在江西贛州、南昌與國民黨江西省政府進行停止沖突、合作抗日的談判,就南方紅軍游擊隊集中改編為抗日隊伍問題達成協議。在他的主持下,以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名義發表《告南方游擊隊的公開信》,要求各游擊隊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挽救國家危亡、爭取民族解放而戰斗。1937年11月,葉挺同志和他先后到達延安,接受中央賦予的組建新四軍、開展華中抗日游擊戰爭的任務。此后,項英同志任新四軍副軍長、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他及時傳達黨中央關於組建新四軍的指示,同新四軍軍長葉挺同志與各游擊區主要領導人商定具體編組方案。1937年底至1938年初,他和葉挺同志及陳毅等同志一起,輾轉奔波於武漢、南昌、皖南等地,很快將分散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組建為新四軍。他注重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教育部隊,動員各游擊區紅軍游擊隊下山集中,保証了部隊的順利改編。

項英同志為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壯大付出了艱辛努力,作出了重大貢獻。新四軍成立后,項英同志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關於積極主動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的指示,在大江南北、江淮河漢廣大地區,廣泛開展抗日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作戰。1938年4月,根據中央軍委指示,項英同志迅速派出先遣隊赴敵后作戰略偵察,並陸續組織部隊向蘇南、蘇中、皖東挺進。新四軍出師不久,就在巢縣以南的蔣家河口戰斗和鎮江附近的韋崗戰斗中分別殲滅日軍一部,有力地鼓舞了華中軍民的抗日斗志,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影響。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來后,按照黨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項英同志和新四軍其他領導人一起,指揮部隊不斷粉碎日軍的“掃蕩”。1940年4月,項英同志直接指揮皖南春季反“掃蕩”作戰,殲滅日軍近千人。10月,又參與指揮皖南秋季反“掃蕩”,殲滅日偽軍2000余人。到1940年底,新四軍共對日偽軍作戰2700次,斃傷俘敵5.5萬人。同時,還開展了反擊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制造反共摩擦的斗爭。這一時期,以項英同志為書記的東南分局和東南局,大力開展恢復和發展黨組織的工作,其中蘇南抗日根據地用一年時間就普遍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到1940年底,東南局所轄地區的黨員發展到5萬多人。新四軍主力部隊由組建時的1萬余人發展到近9萬人,脫產和不脫產的地方武裝達數十萬人。抗日根據地總面積達4.4萬平方公裡,人口達1400萬。

項英同志非常重視加強部隊思想政治工作。他認為,政治工作是軍隊的生命線,沒有它,部隊不能勝利而且不能生存。他主張發揮政治工作威力,激勵廣大指戰員樹立敢於勝利、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和動作敏捷、行動機警、攻擊勇猛、緊張活潑的戰斗作風。為加強新四軍的思想作風建設,他編寫《鞏固部隊提高戰斗力准備勝利的戰斗》的學習材料,並親自給政工干部講課。他撰寫的《新階段中我們在江南抗戰的任務》《一年來作戰的經驗與本軍建軍工作》等文章,是新四軍建軍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獻。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提高了部隊的凝聚力戰斗力,正如項英同志所言,能夠獲得在大江南北抗戰的許多勝利,正是我們依靠政治思想教育。

項英同志十分重視新四軍的干部隊伍建設。他強調要發揚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大力培養干部,努力提高軍政素質。新四軍組建時,項英同志主動向黨中央提出為新四軍調配領導干部。后來,他和新四軍其他領導人一起參照抗日軍政大學的辦學經驗設立教導隊,廣泛吸收年輕知識分子參加新四軍戰地工作。為了克服新四軍組建前存在的不足,項英同志提倡在部隊中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克服山頭主義、分散主義和游擊習氣,增強團結,提高戰斗力。他總結了十條優良傳統,教育指戰員摒棄不好的作風和習氣,使我軍成為最進步的革命軍隊。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項英同志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警惕不夠,在頑軍進攻時處置失當,對新四軍皖南部隊遭受嚴重損失負有責任。他在突圍中不幸遇難,年僅43歲。

項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項英同志為革命奮斗一生的經歷,充分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理想、斗志、情懷、品德、作風。他自加入中國共產黨起,就抱定為中華民族解放、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終身的信念。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始終保持旺盛的斗志,滿懷信心地為黨的事業而工作和戰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他經歷了許多艱難曲折,在生與死的嚴峻考驗面前,表現出共產黨人大無畏的革命氣概。他長期擔任黨、政、軍高級領導職務,但在工作中一貫以身作則、腳踏實地,與指戰員同甘共苦,始終保持艱苦朴素的生活作風。

項英同志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定信念,不怕困難、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砥礪我們開拓奮進。他勤勉敬業、廉潔奉公的優良作風,艱苦奮斗、聯系群眾的高尚品德,值得我們發揚光大。今天我們紀念項英同志,就是要學習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崇高風范和優良品格,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

《 人民日報 》( 2018年05月14日 06 版)

(責編: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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