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與新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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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博古於1937年7月離開延安前往上海，先后擔任中共長江沿岸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中共中央長江局組織部長、中共中央南方局組織部長，后於1940年11月由重慶奉調回延安。在南方的3年多時間裡，他為推動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6年4月8日，博古因飛機失事不幸罹難。本文僅就這一時期博古與新四軍的關系做一些初步的探討。

參與籌建新四軍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從1937年2月到9月，國共雙方代表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就兩黨關系、工農紅軍的改編和陝甘寧邊區政權等問題先后進行了6次談判。9月22日，國民政府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這時，淞滬戰事日急，中國軍隊在全國人民的聲援下奮起抗戰。在這種形勢下，如何改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留在南方8省的紅軍游擊隊，使之盡快開赴抗日前線，便成為國共雙方在談判議事日程中的重要議題。

對中國共產黨在南方的革命力量，蔣介石的態度是：能不承認的盡量不予承認，能消滅者則盡量消滅之。因此，直到1937年6月中旬，國共雙方關於軍事問題的談判，仍然局限於長征后到達陝甘寧邊區的主力紅軍改編問題，蔣介石頑固地拒絕承認中共南方游擊武裝的合法地位。

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同蔣介石、邵力子、張沖談判，因蔣介石固執己見，談判又陷於僵局。中共代表採取蔣不讓步，則不再與談的方針，周恩來、博古遂離開廬山到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周恩來遇到北伐名將葉挺，考慮到葉挺或許是蔣介石能夠接受的領導南方紅軍游擊隊的合適人選，就同葉挺商量，提出由他“編游擊隊”的初步設想。葉挺對此建議欣然應允，並開始向南京國民政府積極活動。國民黨在南方“圍剿”紅軍3年之久，師老無功。而當時，葉挺脫離中共已10年，而且新近剛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為中將高級參謀，對由他來改編中共領導的南方游擊隊，調虎離山，開赴對日作戰前線，國民黨當局當然是求之不得的。於是，就在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后5天，即1937年9月28日，蔣介石在事先沒有同中共中央正式談判並征得同意的情況下，便通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正式通報：“由委員長核定”，“任命葉挺為新編新四軍軍長”。這個通報是迄今為止查到的最早出現新四軍番號的歷史文獻。

但是，遠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並不清楚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的詳情，更由於當時南方有些地方黨組織和游擊隊在同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時因受騙上當而遭受損失的嚴酷現實，使中共中央對南方紅軍的改編不得不抱著十分警惕和審慎的態度，再加上國民黨蔣介石迫切要求南方紅軍迅速開赴前線以及在經費、編制、人事等問題上的苛刻條件，這一系列的因素決定了改編新四軍必然是一個充滿曲折的過程。

由於周恩來在與葉挺談請他“編游擊隊”后不久即赴山西開展同閻錫山的統戰，因此之后中共在南方的工作便暫時由博古負責。在獲悉國民政府正式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后，中共中央書記處立即於10月1日致電博古、葉劍英等人詢問原委，並指出南方各游擊區是今后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這些戰略支點是十年血戰的結果，應該十分重視它們”，“國民黨企圖拔去這些戰略支點，在西安事變后，還用了全力，用屠殺方法拔去它們”。電報要求他們對國民黨在屠殺方法失敗以后，企圖變換方法，以抗日為借口來拔去這些戰略支點的陰謀保持警惕。針對南方紅軍游擊隊的集中改編和葉挺出任軍長等問題，中央書記處明確指示：“在一切問題解決而實行將內地若干的游擊隊集中之時，該集中部隊領導、指揮及其作戰，國民黨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葉挺須來延安，在行營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軍事原則后，可以去閩粵邊（或閩浙邊）指揮張鼎丞部（或劉英部），並以此為基礎擴大部隊”。

任命公布后，葉挺立即分別與在南京、上海的中共有關人員接洽。10月5日，潘漢年在上海致電中共中央，匯報了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已經委任葉挺為新四軍軍長，任務為改編和指揮閩贛邊游擊部隊的情況，轉達了葉挺“在南京與劍英及博古同志接洽，尚未得最后結論，急待我方答復”的心情，並請示中央：“我們是否同意他去？”10月8日，博古、葉劍英和董必武3人聯名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從葉挺那裡了解的成立新四軍的以下背景：“葉挺事，據他說，恩來第一次在滬曾和他提過這個辦法，故他才敢活動。現已委任為新編四軍軍長，撥發了5萬元活動費。他表示，如我們不贊成，他仍可辭職。”並建議“南方各地游擊隊似以集合成為一個軍，歸八路軍指揮為好”。

10月15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毛澤東復電潘漢年並告博古、葉劍英，同意葉挺指揮閩粵邊張鼎丞、何鳴兩部，但必須要事先由國民黨方面同意3個條件：一、何鳴部人槍全數先行交還，並公開聲明錯誤﹔二、國民黨不干涉一切內部人事﹔三、該兩部在閩粵邊原地活動，為保衛地方反對日寇進攻而作戰，不移駐他處。至於南方其他各地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經國民黨交還何鳴部人槍，並公開認錯之后，再行商量條件”。

10月18日，毛澤東復電博古、葉劍英、董必武、潘漢年，同意博古、葉劍英、董必武10月8日關於南方游擊區由八路軍節制的建議，並再次強調：“葉挺可管閩粵邊何、張兩部，在前電所述條件下，首先要國民黨交還何鳴部人槍，然后接洽張部。”次日，張聞天、毛澤東又詢問博古、葉劍英：要求何應欽將葉挺之新四軍隸入八路軍建制是否可能？葉挺是否願意恢復黨籍或完全受黨指導，而不受國民黨干涉？在取得何應欽批准的前提下，葉挺是否願意來延安及八路軍總部接洽一次？同時表示，如果上面幾項能夠辦到的話，中共中央可以同意經過葉挺去整理南方游擊隊，並集中各游擊隊之一部成為一個軍。張聞天、毛澤東在電報中還向博古、葉劍英通報：“我們正准備一批得力干部，經過葉挺派往閩浙贛三省整理各游擊隊。”

博古、葉劍英接電后，立即向葉挺轉述了中共中央的要求。葉挺表示非常願意前往延安，並迅速通過軍政部長何應欽取得批准。他還向博古、董必武、葉劍英鄭重聲明“完全接受黨的領導”。10月21日，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中共中央，報告葉挺不日即可啟程赴延安，他已領得新四軍關防及開辦費5萬元，其之所以至今尚未正式呈報就職，就是想等延安之行有了明確結果后再正式呈報。電報同時轉述了葉挺“完全接受黨的領導”的聲明。

10月30日，張聞天、毛澤東就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致電博古、葉劍英，提出了一個南方紅軍游擊隊留下五分之二於原地改為保安隊，集中五分之三編為一個軍的方案，“以葉挺為軍長（待考慮），項英為副軍長，陳毅或劉英為參謀長”。電報同時又一次提醒南方部隊“堅決反對投降主義，反對國民黨派遣任何人。同時嚴防國民黨之暗算，森嚴自己壁壘”。

從以上延安與博古等人的來往電報可見，中共中央對南方部隊改編和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採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先是隻同意他指揮閩粵邊張鼎丞部或閩浙邊劉英部，以后又同意他指揮張鼎丞、何鳴兩部，到10月底，才初步考慮從全部南方部隊中抽出五分之三編成一個軍，由葉挺當軍長，項英當副軍長。與此同時，還都附有重要的前提條件。

葉挺於11月3日抵達延安，表示願在中共的領導下進行工作。11月6日，毛澤東致電博古，向他通報了中共中央同葉挺商談的結果：“決定新四軍隸屬八路軍，編兩師四旅八團，擬項英副軍長，陳毅政治主任，周子昆參謀長。軍暫駐武漢，南昌、福州設辦事處。”

11月12日，葉挺返回武漢。接著又去南京，同蔣介石協商新四軍的編制問題。11月21日上午，蔣介石接見葉劍英和葉挺，明確表示新四軍“不能照第八路軍的辦法，延安提出干部名單不能同意”，還拒絕了葉挺關於增撥新四軍經費的要求。葉挺憤而向蔣介石當面辭職，又被拒絕。當天晚上，葉劍英、李克農將蔣介石接見的情況向博古、林伯渠作了通報。12月18日中午，參加完中央12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王明、周恩來、博古抵達武漢，當日便電告延安：蔣介石已到武漢，明后日或可見面。同時催促項英早日來漢，“以便趕快解決新四軍問題”。

隨著國民黨內戰政策的暫時轉變，在長期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的南方紅軍游擊隊中，開始產生非常危險的右傾情緒。1937年7月，何鳴領導的閩粵邊紅軍游擊隊因右傾麻痺，喪失警惕，被國民黨第一五七師師長黃濤誘騙，集中開進漳浦縣城，結果被全部繳械。同年9月，湘鄂贛邊紅軍在談判中接受了國民黨派去的副司令員、副官主任、軍需主任。為此，中共中央特派董必武前去武漢，否認舊談判一切不利條件，重新提出有利條件。9月14日，張聞天、毛澤東又向博古、葉劍英等人發出指示，指出湘鄂贛談判“完全錯誤”，同時提醒鄂豫皖等地談判不得重蹈湘鄂贛及閩粵邊之覆轍。最后嚴肅指出，“統一戰線中，地方黨容易陷入右傾機會主義，這已成為黨主要危險，請嚴密注意”。

主力紅軍長征時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的中共和紅軍游擊隊最高領導人項英，由於還不了解國共兩黨對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上的分歧意見，所以極力集中部隊。9月29日，項英發表了《告南方游擊隊公開信》，要各地游擊隊“接信后立即集中，聽候點編”。為此，中共中央書記處於10月1日致電在南京的博古和葉劍英等，明確指出在目前“把各區游擊隊完全集中，對於我們是十分不利的”。10月2日，張聞天、毛澤東又發一急電致博古、葉劍英：“速電項英到南京，告以政策。”10月3日，張聞天、毛澤東再次專門發出指示：“國民黨企圖集中南方各游擊隊，我們決不可中其計。速派人傳達黨的正確方針。”

10月1日，博古向黨中央轉報了項英通過江西省保安處發給博古的第一個電報：“久別以來，音信斷絕。現為改編各邊區部隊抵達南昌。已與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贛南以求迅速集中。聞諸兄在京，特此電達，請派人來弟處聯絡。如有電復及來人，可到省保安處找。”當天晚上，博古親筆起草了給項英、陳毅的回信。在信中，博古除了詳細介紹主力紅軍長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經過和國共合作、紅軍改編八路軍等情況外，還針對南方各邊區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特別以何鳴部隊因集中進城被粵軍欺騙繳械為例子，給項英、陳毅交代了黨中央指出的“最低限度”之3點指示：“一、不允許國民黨派人到隊伍中來，隊伍可以變番號為保安獨立大隊，或其他各名義，隻受地方最高機關之節制，這為保持軍隊之獨立性及我們的絕對領導﹔二、要求與國軍同等待遇，極力求得物質、軍隊與經濟之補充接濟﹔三、各地隊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脫離根據地。”博古將此信以及“陝北出版之《解放》全部14期及中央決議、宣言、大綱、地方工作指示與地方紅軍談判必須堅持的條件各一份”，派與項英相識的交通員顧玉良以八路軍南京辦事處上尉副官的身份隨身攜帶，急送項英，並轉告項英，請他按中央精神安排好工作后，立即來南京面談。

10月20日，項英隨顧玉良到達南京，受到博古和葉劍英的熱情接待。博古向項英傳達了黨中央關於南方紅軍改編新四軍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使項英對國內外形勢和中央指示精神有了新的理解和認識。對此，博古、葉劍英在10月26日致張聞天、毛澤東電中實事求是地說：“因情況不明，項、陳在談判中有些不妥處，但總的方向是對的。”並建議項英回延安后以留在中央為妥。

經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林伯渠、董必武等人與國民黨的艱苦談判和反復協商，最后，中共方面在部隊編制、薪餉等問題上做出了一些讓步，同意新四軍不隸屬八路軍，由所在戰區直轄，軍以下不設師、旅、縱隊，直轄4個支隊，在南方各地區隻設留守處、辦事處，部隊全部開赴抗日前線﹔但同時在堅持單獨成立一軍、國民黨不插入一人、堅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權和敵后游擊戰爭的獨立性等原則問題上，也迫使國民黨方面做出了讓步。12月28日，毛澤東復電批准了關於新四軍編為4個支隊和干部配備的具體方案。何應欽亦於1938年1月初正式核定有關新四軍的編制、薪餉及干部配備問題。不久，又批准了項英、張雲逸、周子昆、袁國平、鄧子恢等人擔任副軍長、正副參謀長、正副政治部主任的委令。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從武漢移至南昌三眼井。4月4日軍部離開南昌，4月5日進至皖南歙縣岩寺，直接指揮新四軍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斗爭。

在新四軍籌建過程中，博古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完滿地完成了肩負的歷史使命。

恢復和重建中共南方黨組織，為新四軍輸送大批領導骨干

為加強對南方各地黨的工作的領導，在1937年8月22日至2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洛川會議上，決定成立中共長江沿岸委員會，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為委員，周恩來為書記。會后，博古即於9月8日到達南京，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住進設在傅厚崗66號的八路軍駐京辦事處。

為了盡快恢復和重建中共南方黨組織，博古花了很大的精力營救被關在獄中的同志們。當時在南京有中央軍人監獄、老虎橋監獄和首都反省院，這3座監獄關押了大批的共產黨員。經過周恩來、博古等人的努力，先后從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等地監獄將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荊、黃文杰、張琴秋、張越霞、陶鑄、曹瑛、錢瑛、劉順元、李世農、張愷帆、桂蓬等1000多名政治犯營救接應出來。

為了讓這些出獄的同志盡快投入工作，博古讓熟悉監獄情況的黃文杰、劉順元牽頭，成立營救組，負責營救、接應、安置和審查工作。經過嚴格的政審，這些同志中的一部分被輸送到延安，一部分被分配到南方各地，成為恢復和重建黨組織的領導骨干。10月21日，博古致電張聞天匯報說：“現已建立江蘇、湖北兩省委，浙、粵、閩已派人去。南京已建立市委，現擬建立皖、贛兩省工作，請富春注意准備南方各省干部。”許多從國民黨監獄營救出來的同志，經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和武漢長江局組織部分配到南方各地，大都成為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和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重要骨干。

積極貫徹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

新四軍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新四軍的發展方向、作戰方針、斗爭策略做出了一系列具體明確的闡述。迅速開赴敵后，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大膽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發動民眾建立根據地，是貫徹新四軍戰略發展方針的基本要求。

在此背景下，毛澤東於1938年5月4日發出第一個《五四指示》，對新四軍挺進敵后的任務和步驟做了具體規劃，即第一步，先按照第三戰區命令向蘇浙皖邊進軍，“在廣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5區之間廣大地區創造根據地”﹔第二步，“在茅山根據地大體建立起來以后，還應准備分兵一部進入蘇州、鎮江、吳淞三角地區去，再分兵一部渡江進入江北地區”。這裡，毛澤東關於新四軍戰略發展方向的思路已基本形成。6月2日，毛澤東又致電項英，再次強調：“根據戰爭的實際經驗，凡敵后一切無友軍地區，我軍均可派隊活動，不但太湖以北、吳淞江以西廣大地區，即長江以北到將來力能顧及時，亦應派出一小支隊”，“敵之總目標在進攻武漢，你們可放手在敵后活動”。

1938年9月至11月，博古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深刻領會了會議確定的發展華中的戰略決策。六中全會決定對中央在各地的派出機構做出調整，撤銷長江局，分別成立北方局、中原局、東南局與西南局。鑒於中央決定西南局統管包括粵、桂、港、澳、雲、貴、川在內的整個南方地區，周恩來、博古、凱豐於1939年1月7日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建議將西南局改為南方局，在13名委員中設立常委主持日常工作。1月13日中央書記處復電同意南方局名稱，以周恩來、博古、凱豐、吳玉章、葉劍英、董必武6人為常委。根據分工，3名政治局委員中，由周恩來任書記，博古兼組織部長，凱豐兼宣傳部長。同年6月周恩來回延安開會，7月因墜馬右臂受傷，8月27日飛蘇聯療傷，因此從8月27日起至1940年5月31日周恩來返重慶期間，由博古代理南方局書記工作。

1939年8月，為向軍政部交涉增加編制軍餉等事宜，新四軍軍長葉挺由皖南赴重慶。葉挺在南方局受到博古的熱情接待，並就新四軍如何貫徹執行黨中央制定的戰略發展方針與博古進行了探討。10月初，南方局致電延安，提及葉挺對新四軍問題的看法：“葉挺到渝情緒頗好，政治有進步。他堅決主張在斗爭中求發展。”並要求中央將他們的意見答復項英：“發展方針，仍遵照中央原來決定（鞏固江南，發展江北，向東行動）﹔在江北組織隊伍和政權，同時須多注意發展方式和方法，勿與廖磊增加摩擦（自然不能因避免摩擦而停止發展）﹔在江南或在江北，應經常有堅決的自衛的准備，如部隊遇到無理壓迫，須堅決予以反擊，然后交涉。”

在重慶，博古、葉劍英等人與葉挺就新四軍問題進行了多次深入的研究。當年4月底至8月初，為組建新四軍江北指揮部，葉挺在江北皖中、皖東地區作了整整3個月的考察，對江北敵后的地形地貌、日軍布防以及社情民風有了深入的了解，提出新四軍在江北發展的條件遠較皖南有利。博古多次聽取葉挺的匯報，對孤懸江南、身處面敵背頑困境的新四軍軍部寄予深切的擔心。同年11月7日，由博古牽頭，凱豐、董必武、葉劍英、葉挺5人聯名發出致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並轉項英電，就長江以南的新四軍發展方向提出他們的看法：“江南新四軍目前是處在極困難環境中，區域縮小和隔絕，行動被約束，部隊被分散，編制、經費被限制。嚴格說來，新四軍是在頑固派和敵寇的攻擊中掙扎著。隻有堅決而秘密地執行以一部堅持江南現地區，主力向江北發展的方針，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裝繼續發展。”同時向中央提出了5點具體可操作的建議：

（一）立刻調大批政工人員到江北進行政治准備﹔

（二）先將子彈、藥物等移到江北適當地點﹔

（三）除酌留部隊在江南外，主力分批組織游擊支隊分頭過江﹔

（四）主要地區放到津浦以東﹔

（五）指揮機關秘密到江北去。

這個建議比劉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蘇北為突破口打開發展華中局面的方案，時間略早幾天，可謂英雄所見略同。11月11日，從延安南下華中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在豫皖蘇邊區根據地新興集致電中央書記處，首次提出“創造蘇北根據地”的建議。中共中央在收到南方局和中原局的報告后，於11月19日發出對華中工作的重要指示：“整個江北的新四軍應從安慶、合肥、懷遠、永城、夏邑之線起，廣泛猛烈地向東發展，一直發展到海邊去，不到海邊，決不應停止。一切有敵人而無國民黨軍隊的區域，均應堅決地盡量地但是有計劃有步驟地去發展，在此廣大區域應發展抗日武裝（正規的與地方的）5萬至10萬人槍。”遺憾的是，新四軍個別領導人並沒有採納博古和葉挺等人的正確意見。

與新四軍軍長葉挺同機罹難

1940年11月，博古奉黨中央指示從重慶到延安，不久出任由《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合並組成的《解放日報》社社長，同時兼任新華通訊社社長，后在中共七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46年1月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憲法草案規定，2月中旬，博古被黨中央派到重慶，擔任政協憲草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參加憲草審議工作。

經中共中央多次努力，1946年3月4日，在皖南事變中因談判被國民黨拘押5年之久的新四軍軍長葉挺終於獲釋。當日下午6點50分，葉挺在國民黨元老、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陪同下，乘車抵達重慶中共代表團駐地紅岩村。紅岩村貼滿了“歡迎葉挺將軍”“葉挺將軍是人民的軍隊的光榮”“葉挺將軍的出獄是人民的勝利”等標語，其中還有葉挺12歲的女兒揚眉親筆書寫的“歡迎爸爸”的一條標語。博古和董必武、王若飛、陸定一、鄧穎超等迎上前去，熱烈祝賀葉挺回家。

4月上旬，葉挺接到中共中央關於前往延安參加整軍工作會議的通知，正巧博古、王若飛也要回延安向黨中央匯報請示憲草審議中的一些重大原則問題，於是確定4月8日與葉挺一同乘飛機去延安。同行者還有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返回的解放區代表鄧發，王若飛的舅父、老教育家黃齊聲老先生及其孫子黃曉庄，葉挺夫人李秀文，女兒揚眉和3歲的幼子阿九，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等人。美軍駕駛員蘭奇上尉等4人執行飛行任務。

不幸的是，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險墜毀，博古及機上全部人員都不幸罹難。噩耗傳來，山河失色。延安、重慶兩地同時舉行追悼大會。周恩來懷著無比悲憤的心情，奮筆疾書寫出題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其中寫道：

“博古！你是為修改憲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記住，我永遠記住。我敢向你保証：我們要為堅持完成一部民主憲法，建立民主中國而奮斗到底！”

來源：《黨史縱覽》201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