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傳播及其歷史經驗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領導各族人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在此過程中，我們黨用先進的理念和非凡的成就塑造出鮮明飽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形象，並為廣大人民群眾乃至國際社會接受和擁護，為我們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取得革命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政黨形象作為政黨本質的一種外在表現，指公眾對一個政黨的認識和評價，是政黨內部和外部的認知主體對該政黨的政治理念、品質、能力和作風等因素的綜合評價和認識，政黨形象傳播有助於增強黨的凝聚力、動員力和影響力。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並善於從歷史和傳統中尋找前進的力量和經驗，回顧歷史，我們發現延安時期（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形象塑造與傳播是我們黨獲得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認可、認同的重要途徑，也是其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基礎，其經驗尤為珍貴，值得總結學習。

1、形象定位和形象維護相統一，提升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凝聚力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剛剛經歷了與“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斗爭，損失慘重﹔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新一輪的反共高潮，危機四伏﹔由於信息不對稱、敵對勢力的詆毀等原因，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存在諸多偏見。面對這些不利因素，中國共產黨重視自身的形象傳播，提升了黨的凝聚力。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定位清晰、准確，主要體現在黨的目標、品質、能力、作風等方面。具體來講，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表現出廉潔奉公、艱苦奮斗的品質﹔團結黨內外力量，具備領導革命、英勇善戰的能力﹔凸顯求真務實、聯系群眾的作風。幾大因素綜合為一體，向國內外展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的形象。正是在這樣一種正面形象的感召下，黨的凝聚力、影響力和社會認同度不斷提高。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傳播也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響，往往導致受眾對黨的認知出現一些偏差。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民黨頑固派通過多種渠道貶低、污蔑中國共產黨，嚴重地損害了黨的形象。針對敵對勢力的污蔑，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強調，在宣傳上，一定要用事實說話，“請看事實”是維護中國共產黨形象的最可靠的武器﹔在革命中，抓好“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用實際行動向外界展示一個講團結、有作為、有組織的先進政黨的形象。二是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存在偏差，黨必須不斷借助國際輿論力量傳播真實情況，改變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偏見。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紅區內幕》、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人民的命運》等作品都是這方面的典范，對於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真實形象起到積極的作用。三是少數黨員干部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對黨的形象造成危害。我們黨高度重視懲治貪污腐化、加強作風建設，《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布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陝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等文件中，詳細地規定了對貪污腐敗行為的處罰政策。1939年，陝甘寧邊區司法部門共辦理84件貪污案件、20件瀆職案件﹔1941年，共辦理36件貪污案件、9件瀆職案件。這種高壓態勢在廣大黨員干部中起到巨大的威懾作用，大大地減少了腐敗現象，維護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提高了黨的凝聚力。

2、個體形象與整體形象相一致，提升中國共產黨形象的號召力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重視黨員個體形象的傳播，也重視黨員整體形象的傳播。發揮典型形象的模范帶頭作用，提高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黨員干部的身份特殊，露面機會多，影響范圍廣，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如果黨員干部徇私枉法，貪污腐敗，就會影響整個黨員隊伍的形象。針對延安時期少數胸懷私利的黨員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依法嚴肅處理，絕不姑息遷就﹔另一方面展現了大量可親可敬、真實可信的共產黨領袖以及普通黨員的形象。《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在重慶談判、延安整風等重大事件中，主動設置議題，旗幟鮮明地報道毛澤東的主張和態度，真實地呈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英明偉大、紀律嚴明的形象。媒體多次報道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黨員干部日常生活、社會交往等方面情況，反映了黨員干部與民同樂、艱苦朴素的情況。除此之外，媒體還聚焦一批模范黨員，樹立先進黨員的形象。張思德犧牲之后，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為人民服務》的演講，高度贊揚了張思德不計個人得失，忠實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隨后，《為人民服務》這篇演講稿在《解放日報》《新華日報》《戰友報》等發表，在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中產生深遠的影響，具有積極的示范作用。

在整體形象方面，紅軍到達延安之后，加大了黨員形象建設的力度，通過大眾傳媒、群眾大會和人際傳播等渠道，向外界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整體形象。1939年5月，陳雲發表了《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解放》第72期），明確地提出了共產黨員的標准，其中包括：要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要堅持革命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要成為群眾的模范等。這些標准既是對黨員個人的要求，也是對全體黨員的總體要求，為黨員形象傳播提供了范本，提升了黨員形象的號召力。中國共產黨多次在政府報告和各類文件中告訴人民群眾：在各個部門，無論是黨員干部，還是普通黨員，和普通百姓是平等的，沒有任何私利和特權。在媒體報道中，經常出現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同甘共苦、艱苦奮斗的事例。黨員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工同酬，共產黨的干部是人民群眾的“勤務員”。這些事實發生在人民群眾身邊，並不斷地見諸報端，人民群眾從中真正認識到，黨員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是統一的整體。

3、組織動員與各類媒介相呼應，提升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傳播力

延安時期，我們黨非常重視運用組織的力量來提升黨的動員力。黨的組織動員過程表現在相互關聯的三個方面：一是拓展組織動員的主體結構。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多種社會組織團體，包括救亡、文化、農業、工業、商業、學生等各類社會團體和組織50多個。在農村，建立了大量的“互助組”﹔在工商業界，建立了各類“合作社”﹔中國共產黨還與民主黨派建立良好的關系，互通聲氣，傳播了黨的政治主張。二是創新組織動員的方式。中國共產黨將密切聯系群眾作為長期堅持的優良作風之一，使之成為組織動員的新途徑。1943年11月，毛澤東發表了《組織起來》的重要講話，強調要將群眾組織起來，為宣傳黨的主張奠定了基礎。三是改善組織動員的綜合效果。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網絡狀組織溝通體系，通過多種形式進行組織傳播，向外界傳播了中國共產黨深入群眾、聯系群眾的親民形象。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動員工作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贏得廣大群眾的信任和擁護，為傳播黨的形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延安時期，我們黨借助多種媒介形態傳播自身形象，與組織動員相呼應，提升了傳播力，使黨的形象傳得更遠、更深入。具體來講，主要有以下幾種媒介：一是通過中國共產黨所創辦的革命報刊、廣播電台等媒介傳播黨的形象。如利用紅色中華通訊社、延安新華廣播電台以及《新中華報》《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共產黨人》《晉察冀日報》等媒體傳播中國共產黨的聲音，這些媒體是黨的喉舌，是中國共產黨形象傳播的主力軍。二是擴大宣傳陣地，借助民營傳媒傳播共產黨的形象。如借助《文匯報》《全民抗戰》等進步的民營報刊傳播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這些媒體的報道具有較大的說服力，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傳播范圍。三是借助油印宣傳品、黑板報、壁報等小眾化媒介傳播黨的形象，還曾經將革命標語刻在竹子上，寫在木板、樹葉和廁所牆壁上。這些方式有助於實現精准傳播，提高中國共產黨形象傳播的針對性。四是借助口語媒介優化傳播效果。由於邊區群眾的文化程度較低，許多人並沒有閱讀報紙的習慣，而口頭傳播能夠彌補這一缺陷，不僅比較及時、可靠，並且有一定的示范效應。我們黨利用多種類型的口頭傳播，如讀報組的負責人、集會報告的宣講人、宣傳隊的發動者等，大大提高了形象傳播的效果。

4、對內傳播與對外傳播相結合，提升中國共產黨形象的影響力

延安時期，我們黨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孤立，但是黨並沒有封閉起來，而是主動與外界聯系，全面展示中國共產黨熱愛人民、為人民服務、艱苦奮斗、團結一致的形象。當時，我們黨宣傳的主要受眾群體在國內，通過各種媒體的報道以及組織傳播，使廣大人民充分了解中國共產黨崇高的目標、優秀的品質、出色的能力和良好的作風，這是提升中國共產黨號召力和影響力的重要保障。通過有效的對內傳播，塑造了中國共產黨的真實形象，消除了謠言和詆毀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辦報條件困難重重。盡管如此，各個根據地都創辦了各類報刊，如《抗戰報》《救亡報》《三邊報》《大眾報》等，通過這些媒體大力宣傳黨的思想。國民黨的新聞檢查極其嚴格，《新華日報》採取“暴檢”“拒檢”等方式相抗爭，表達了黨的立場和態度﹔《晉察冀日報》發揮“八匹騾子辦報”的精神，體現了黨的奮斗精神和不屈意志﹔我們黨還克服了紙張、油墨缺乏等困難，採取油印、標語等簡單的方式宣傳黨的方針和政策，取得了良好的宣傳效果。

與此同時，我們黨還大力克服物質條件和外部封鎖的制約，積極向國際社會傳播黨的形象。其主要做法如下：一是建立對外傳播機構。1937年底在延安成立了對外交際處，1938年1月成立了“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同年在武漢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等等。這些機構成為我們黨開展國際傳播的重要力量，積極向海外宣傳黨的形象。二是借助外媒傳播黨的形象。1944年5月，美聯社、合眾社、塔斯社、《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國外媒體的6名記者隨同西北參觀團到達延安，毛澤東親自安排接待工作，並修改了葉劍英撰寫的長篇報告《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報告中詳細披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基本情況，並以確鑿的事實批駁了詆毀黨的形象的各類謠言。此后，一些外國媒體繼續通過各種途徑報道了中國共產黨的情況，起到了形象糾偏的作用。三是通過組織華僑支援國內抗日的機構，宣傳黨的形象。1938年，我們黨成立中央華僑工作委員會，並於1942年成立海外工作委員會，組織海外華僑支援國內抗日戰爭，同時積極通過僑務機構，宣傳黨的理念和形象。我們黨將對內傳播與對外傳播有機結合起來，拓展了受眾群體，使黨的政策主張扎根群眾，先進形象深入人心。

（作者：李春燕，系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意識形態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規劃項目〔17YJA86000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