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講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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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干部講黨課，宣講馬克思主義、介紹國內外形勢和時事政治、解讀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一直是我們黨的一項光榮傳統和政治優勢。特別是中央領導人在講黨課中高屋建瓴、說理透徹，並密切聯系中國革命斗爭實際進行權威的講解，效果更好。在這方面，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身體力行，親自講黨課，作出了表率。

“教員，給我們講講形勢吧！”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差不多已經決定自己最適合於教書”了，開始將當一名教師作為自己將來從事的職業。美國記者斯諾曾說：“毛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教員。甚至在他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他就是長沙的一個小學教員。”毛澤東早年在培養小學教員的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學習，學的專業是師范教育。

在此期間，毛澤東籌辦工人夜學，並兼任甲班的歷史課教師，以通俗、生動的講授方法，成為深受學生愛戴的教師。

192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親自擔任“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三門課的講授工作，其中“中國農民問題”達23課時。1927年3月至6月，毛澤東又在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農民問題”“農村教育”“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課程。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紅軍教導隊開學后，毛澤東很關心學員，經常抽空來給他們上政治課，講解人民軍隊的宗旨和性質。在江西中央蘇區，毛澤東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學員講授“蘇維埃運動史”課程，並常去蘇維埃大學作《鄉蘇維埃怎樣進行工作》的報告。

抗戰時期，毛澤東更是經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講黨課。有一次，毛澤東等領導同志走進教室時，大家站起來熱烈鼓掌。毛澤東微笑著擺擺手，讓學員們坐下。他先介紹了跟隨他來的幾位領導同志，然后說：“我今天幫你們請來幾位教員，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個。”當介紹到徐特立時，他說：“他不僅是你們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

據統計，僅從1938年3月至年底的10個月中，毛澤東就為“抗大”等在延安的學校開學、期中、畢業講話多達40余次。從1936年10月27日至西安事變發生這段時間，毛澤東在紅軍大學（“抗大”前身）開設並講授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課程。1937年4月至8月，毛澤東又在“抗大”開設了“辯証唯物論”課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課，每次4學時，下午參加學員討論，總共達到110多學時。毛澤東日后回憶說：“那時抗日軍政大學要我去講一講哲學”“他們強迫我去講課，我沒有辦法。這是寫的講義的一部分。花了幾個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每天晚上寫，白天睡覺。”

除此之外，毛澤東還在陝北公學講過哲學，做過《中國憲政運動》和《青年運動的方向》的報告。據陝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回憶：“有一個時期，毛主席經常到陝北公學來，陝公的教員和干部見到毛主席就說：‘教員，給我們講講形勢吧！’（毛澤東說他是教員出身，所以同志們親切地稱呼他‘教員’）他也很高興答應作報告。”毛澤東第一次到陝公講哲學課時，一開頭就說：“今天跟你們講一個翻天覆地的大問題。”把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哲學問題，說成是‘翻天覆地’的大問題，學員們真是聞所未聞。毛澤東先講唯物論和唯心論，后講反映論和辯証法。這個講稿后來整理出來，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兩篇文章。這說明，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最先是在陝北公學講的，后來才在“抗大”講授。對此事，毛澤東在洛川會議前夕曾對郭化若說：“別提講課了，最近我在陝北公學講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時間，准備講課提綱，講矛盾統一法則，哪知半天就講完了，這不折本了嗎？”

“不能照書本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

毛澤東曾深有體會地回憶他在“抗大”講黨課時的情形：“不能照書本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脫離實際的講課不僅使學生缺乏興趣，達不到應有的教學效果，而且還背離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嚴肅批評了當時根據地學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的做法，強調指出：“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毛澤東講黨課時，不僅將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與當時國際國內形勢聯系起來，還將革命斗爭實踐中產生的最新的理論成果及時地充實到教學內容中，而且用豐富多彩的實際生活中的事例來論証自己的觀點。在毛澤東的言傳身教下，“抗大”要求教員在講授時，“每一抽象的概念的說明，都必須証之以具體的例証﹔每一具體經驗的講述，應當引導向一定的原則”。在講述任何革命理論時，“都必須特別注意到與當前中國革命運動相聯系，以及與學生所切身經驗過或者所能體驗到的許多實際工作實際斗爭相聯系”。《魯迅藝術文學院教育計劃及實施方案》中也明確規定：“理論課的講授，力求材料豐富具體，並注意聯系當前政治上文化上的具體策略問題，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毛澤東在“抗大”講課和作報告時，通常隻帶一個簡明扼要的提綱，把提綱上的問題講完后，還允許學員寫條子提問題，並隨即予以解答，因而課堂氣氛十分活躍。毛澤東后來回憶說：“我過去在抗大講課的時候，就是把講稿發給學員，我隻講30分鐘，讓學員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問題，教員解答。”毛澤東在講黨課時反對注入式、填鴨式的教學，認為“在教學方法中，應堅決採取啟發的、研究的、實驗的方式發展學生在學習中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在毛澤東的指導和影響下，“抗大”講課不是注入式、不是講演式、也不是簡單的問答式，其基本方式是啟發式。啟發式教學法的具體做法是從近到遠，從局部到整體，把大問題分解成若干小問題，啟發誘導學員從問題的各個側面了解問題的全面，從事物的發展過程了解事物的發展規律，從事物的現象中認識事物的本質。

“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

毛澤東在講黨課時善於根據說服教育對象的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語言內容和表達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對症下藥，激起了教育對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鳴。他強調：“到什麼山唱什麼歌”“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毛澤東指出：“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也要跟學生學，不能光教學生……就是教員先向學生學七分，了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學生。”“教員不根據學生要求學什麼東西，全憑自己教，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毛澤東就多次強調和要求紅軍宣傳員找群眾談話時，首先要放下官架子，要看不同對象說不同的話。碰到雇農要講雇農話、碰到中農要講中農話、碰到商人要講商人話、碰到工人要講工人話，不能講一大篇。針對中國農民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文盲和半文盲佔絕大多數的實際，在湖南農民運動時期，毛澤東要求“夜校講課一定要通俗易懂”“如講打倒帝國主義就說‘打倒洋財東’，這樣農民一聽就懂”。在給工人夜校上課時，一次毛澤東先在黑板上寫下“工人”兩個大字，然后對工人們說：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說工人沒出息，其實，說起來工人的力量最大。他然后提高聲音說，大家不是說天最大嗎？什麼是“天”？他指著黑板上寫好的“工人”兩個大字說：“大家看，‘工’‘人’兩個字連起來就是‘天’。”他邊說邊在黑板上把“工”和“人”兩個字上下連起寫出一個“天”字，又指著“天”字啟發工人們說，大家都說工人沒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關鍵是要團結起來，團結起來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顆小石子，用腳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許多小石子粘成一塊大石頭，那就搬也搬不動了。這些針對工農特點的極其鮮明而朴實的語言，很容易為工人、農民所接受。

192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舉辦第六期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在講課中十分注重根據學員特點來說明問題。據當時的學員回憶，有一次毛澤東講課，在黑板上畫了一座寶塔，一邊畫、一邊講，說：“你們看，最下層是塔基，有工人、農民，還有小資產階級，人數最多，受壓迫和剝削最深，生活最苦﹔壓在他們上面的一層，是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人數不多﹔再上一層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人數更少﹔更高一層是軍閥﹔塔頂是帝國主義。”毛澤東接著說：“壓迫、剝削階級雖然很凶，但人數很少。隻要大家齊心，團結緊，勞苦大眾起來斗爭，壓在工農身上的幾座大山都可推翻。百姓齊，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這種形象化的教學方法，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延安時期，毛澤東每次講黨課時，總是事前了解學員干部的思想情況，語言的針對性強。在紅軍大學講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毛澤東每次講課的前一天夜裡，都在紅大窯洞附近的大樹前挂上馬燈，請來學員、干部了解情況。在“抗大”上黨課時，毛澤東每次都利用課間休息20分鐘的時間，找學員交談，了解學員來延安以前在各地區的情況，同時也征求大家對他講課的意見。然后，針對學員的不同情況而採取了不同的教學方法。例如：毛澤東有一次講到我們有的指揮員，對情況不加分析，別人一鼓動就來了勁，結果事與願違，成了魯莽家。有的人越聽越感到，毛澤東講的像自己曾指揮過的一次失利的戰斗。於是沒等毛澤東講完，就有一個學員站起來說：“主席講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魯莽的毛病。”接著，又一個學員說：“不！主席講的是我。”從此，“不當魯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抗大”學員的座右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抗大”針對學員的不同情況採取了不同的教學方法。對於斗爭經驗豐富、文化水平較低、理論基礎薄弱的學員，採取啟發式、問答式為主，講演式為輔的教學方法，啟發他們積極思考，提高分析問題的能力﹔對於理解能力較強卻缺乏實踐經驗的知識青年，則採取講演式、啟發式為主，問答式為輔的教學方法。

“在語言運用上，毛澤東既是高超的理論家，更是卓越的實踐者”

毛澤東講黨課時不僅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樣，且富於變化，而且十分注意語言藝術，生動活潑、幽默風趣，深受學員們的歡迎。著名語言學家邢福義曾說過：“在語言運用上，毛澤東既是高超的理論家，更是卓越的實踐者。”

西安事變發生后，延安學校的師生們聽說抓住了蔣介石，都欣喜若狂。可事隔幾天，中央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不少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覺得蔣介石殺了我們那麼多人，又一向奸詐刁滑，不能輕易放虎歸山。毛澤東來到紅軍大學給學員上課，他說：“蔣介石罪惡滔天，欠下全國人民無數的血債，大家要求殺他，可以理解，不算過分。不殺他，確實不能平民憤。但是，蔣介石是不能殺的，在目前的形勢下，殺了蔣介石，會使國內形勢更加復雜和混亂，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何況殺了一個蔣介石，還會出現第二、第三個蔣介石。諸葛亮對孟獲還搞七擒七縱，我們對蔣介石為什麼不可以一擒一縱呢？”台下有人提問：“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抗日主張怎麼辦？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義，放了他，他會抗日嗎？”毛澤東聽后，風趣幽默地說：“你們看，陝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願上山的，但是陝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意抗戰的，我們就採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很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西安事變就是這樣。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既聯合又斗爭。”

1938年，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講課。為了動員滿腔熱情的革命青年離開糧食缺乏的延安，轉戰洛川，他就以“肚先生”為話題說：“就有那麼一個人不同意。整天嘰裡咕嚕的，這個人是誰呀？”毛澤東接著風趣地說：“這個人就是肚先生，也就是你們的肚子嘍！”頓時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你們別笑了”，毛澤東又接著說：“不相信試試看，誰敢同這個‘肚先生’較量較量？中國古代有一個道學家叫老子，他非常信這個邪。他說：‘民以食為天’，我說是吃飯第一。”接著，他把話轉入了正題，說：“我要講的‘小事’，就是動員同志們去洛川‘就食’。把飯吃飽，解決‘肚先生’問題。所謂‘就食’，就是古人所說的‘就糧’，也就是把人帶到積糧甚多的地方去找飯吃。今天，我們黨中央也學點古人的做法，動員同志們去洛川‘就食’。其目的就是讓大家吃飽肚子，學習好、訓練好，做好抗日的准備。”毛澤東語言風趣幽默，道理實實在在。在笑聲中，大家思想都通了。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講話，在談到黨內存在的“學風”“黨風”“文風”有些不正時，說：“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佔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股逆風，一股歪風，是從防空洞裡跑出來的。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產生這種歪風的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從而形象地說明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必要性。為了克服黨內存在的嚴重教條主義，幫助揭示其錯誤的性質及原因，毛澤東在講黨課時形象地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准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就是箭和靶的關系。有些同志卻在那裡‘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系。”形象地說明了書本知識與實際的關系，使人們認識到教條主義的危害。

在“抗大”講黨課時，毛澤東為了說明“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這個論點，舉了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而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的生動例子。為了說明“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毛澤東舉了一個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的例子。在講解“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時，毛澤東說：“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他伸出一個指頭去戳一塊木板，木板沒有變化﹔他又拿出一根錐子去扎木板，一會兒就扎透了。他說打仗也是這樣，我們的力量越大越好，和敵人的接觸面越小越好，這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從而通俗地說明了殲滅戰的重要意義。還有一次，毛澤東在上黨課時把日本侵略中國比作一頭瘋牛沖進了中國，我們正面和他直接對抗暫時抗不過，怎麼辦？靠持久戰、游擊戰和全民族抗戰。有扳牛頭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結果是這頭瘋牛必死無疑。聽課學員在會心的笑聲中感到受益匪淺，終生難忘。

毛澤東講黨課面臨的對象來源復雜，思想基礎、覺悟程度、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有工人、農民，也有高級知識分子。但毛澤東“以通俗的語言，講親切的經驗”，能吸引著每一個人，使文化水平低的感到通俗易懂，文化水平高的也不覺得粗淺。蕭三在上個世紀40年代曾評論毛澤東道：“他的報告、演說、講話，是那樣明白、淺顯、通俗、動人，富於幽默、妙趣橫生，而又那樣意味深長、涵義深刻、左右逢源、矢無虛發。他的說話常是形象親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會場裡，工人、農民、兵士、老太婆們聽了他的講話不以為深﹔大學教授、文人、學士聽了不以為淺。”

來源：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