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內部事務裂變提供了契機

　　1918年11月，北京街頭童子軍游行慶祝一戰結束。

　　1914年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開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一戰”）爆發。中國的北洋政府先是“中立”，后於1917年8月14日對德、奧宣戰。1918年11月11日，協約國與德國簽訂休戰條約，標志著持續四年之久的一戰宣告結束。中國作為協約國參戰，也屬於戰勝國。一戰勝利，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帶給中國一系列深刻影響。

　　一戰為中國內部事務的裂變提供了契機

　　一戰主要發生在歐洲，因而在二戰之前一般都稱為“歐戰”。中國原本和歐戰毫無關系，歐戰的爆發與結束，卻都為中國內部事務的裂變提供了契機。

　　1912年誕生的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家，也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第一波最大的國家。中國能夠走出帝制，走向共和，是一件了不起的歷史大事變，是對幾百年西方迅猛發展的積極回應，所以盡管有點突兀，超出中國人預想、規劃，但在歷史大變動當口，除了極少數清醒的，或者具有濃厚眷戀情感的，更多人並不覺得有多大問題。袁世凱也在大總統就職誓詞中表示：“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共和元年，民主早春，中國政治氣氛確為前后幾十年較好的時期。

　　盡管之后發生了“宋教仁案”“二次革命”，但共和已是既成事實，共和又確實不足以解決中國問題。重回帝制風險太大，盡管那時共和不過三年。歐戰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契機。

　　戰火燃起不到一個月，日本成為歐洲以外第一個參與這場戰爭的國家，就近攻佔德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最大的軍事基地青島，並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五號共計二十一個條款的文件，即著名的《二十一條》。在日本的強大壓力下，袁世凱權衡利弊，中日雙方於5月25日簽署《民四條約》，原“二十一條”中最有害於中國的條款予以刪除。

　　中日交涉讓袁世凱和他的同僚深感中國的弱勢，在交涉同時，他們也在思考症結在哪兒？就在這時，楊度撰寫《君憲救國論》，專談君憲救國的理由、民主共和的不適，建議袁世凱棄共和，回君憲。袁世凱高度認同楊度的觀點。此后的帝制運作，其思路均可從楊度這篇長文中找到依據。一戰引誘中國重回帝制，這個契機被楊度、袁世凱敏銳捕捉到。

　　一戰讓中國人恍然有悟，似乎學習西方就是一個根本錯誤

　　學習西方，接納西方，是一戰之前半個世紀中國人不曾懷疑的根本方向。假如不是歐戰，中國也會不斷反思，但歐戰讓中國人恍然有悟，似乎學習西方就是一個根本錯誤。

　　嚴復是鼓吹學習西方的先驅者，自甲午戰爭爆發二十年來孜孜不倦鼓吹天演、進化、適者生存。然而歐戰給嚴復當頭棒喝，讓他覺得過去二十年找錯了方向：“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隻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

　　就知識背景而言，沒有誰比嚴復更有資格談西方談歐戰，“復自歐陸開戰以來，於各國勝負進止，最為留神，一日十二時，大抵六時皆看西報及新出雜志也”，從中編譯一部分成《居仁日覽》，差不多日出一冊，以供袁世凱參考，因而嚴復的觀察並非虛言。

　　嚴復對西方失望是有根據的，西方幾百年發展，太刻意追逐物質，忽略了人的心性，結果讓人類付出了巨大代價。這場歐戰大約六千萬人參戰，兩千萬人受傷，一千六百萬人死亡。至於直接間接的經濟損失，更是無法統計。這場戰爭讓許多知識精英警醒。

　　德國人斯賓格勒在大戰結束那一年出版《西方的沒落》，僅從書名就能感到戰爭的陰影。斯賓格勒認為，西方的沒落是一個無法阻止的趨勢，是歷史危機的一個必不可免的外在表現。資本主義存在不易克服的矛盾，在馬克思、列寧那裡都有深入分析，他們的批判、憂思，促進了社會進步。歐戰慘狀讓西方知識精英再度驚醒，發表了大量批判性言論，反省幾百年發展中的問題，轉而傾向於東方文明。據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說，“大約自從杜威來到北京，常說東西文化應當調和﹔他對於北京大學勉勵的話，也是如此。后來羅素從歐洲來，本來他自己對於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難免說中國文化如何的好。因此常有東西文化的口頭說法在社會上流行。”西方已然沒落，東方一枝獨秀。

　　西方知識精英帶給中國新的希望，中國知識精英也開始相信自己的文明可能並不是批評者所說的那樣不堪。由此引發出兩個問題，一是逆轉了近代以來學西方的方向，一是“儒家思想的新開展”。

　　歐戰使中國人對過往幾十年學西方產生了莫名懷疑，進而反思。這種反思引出一個新思路，即賀麟先生后來所規范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儒家精神在經歷了幾十年低谷后，終於因歐戰而面臨一次機會。

　　走俄國人的路，成為中國人的一項選擇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改變人類歷史走向的大事變，中國受到的影響是一連串的，因日本出兵引發青島問題、二十一條問題、巴黎和會、五四運動、新儒學發生，但最重要的，還是俄國一系列變化尤其是十月革命。

　　俄國最早介入一戰。但俄國內部矛盾極端尖銳，當俄軍隊在前方厮殺時，二月革命爆發，很快組建以貴族和前貴族為主體的臨時政府。然臨時政府軟弱無力，人們日常生活受到極大影響，怨聲載道。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起義，推翻臨時政府。列寧領導的新政府發布《和平法令》，譴責帝國主義戰爭罪行，建議一切交戰國立即停戰談判，簽訂和約，不割地不賠款。蘇維埃還宣布廢除土地私有制，無償沒收地主、皇室、教會的土地，實行土地平均分配。這就是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改變了俄國，也改變了世界，更深刻影響了中國。1918年春，嚴復對他的學生說，“俄之社會主義，能否自成風氣，正未可知。而吾國居此流之中，受東西迫拶，當成何局，雖有聖者，莫能睹其終也。”嚴復不清楚中國未來走向，但他預感到俄國變局一定會影響中國。

　　走俄國人的路，成為十月革命后中國人的一項選擇。1918年，《勞動》雜志所刊文章中寫到：“現在我們中國的比鄰俄國，已經光明正大的做起貧富一班齊的社會革命來了。社會革命四個字，人人以為可怕，其實不過是世界的自然趨勢。現在社會不善的原因，以后處處皆要發現的，毫不稀奇。”

　　均貧富，等貴賤，在中國有久遠的歷史傳統。不患貧而患不均，這是中國幾千年社會基本法則。到了近代，當中國回應西方，走上工業化道路，極大豐富了社會財富之后，中國的社會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特別是近代以來批量出現的富人、巨富，他們本是社會希望，是工業文明引領者。然而就像西方資本主義早期一樣，中國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晚期初生，原始資本的積累極端殘酷，社會貧富差距達到歷史上無法容忍的程度，因而對社會主義極為敏感，最容易接受。據梁漱溟回憶，民國元年，十九歲的梁漱溟看見幸德秋水所著《社會主義精髓》，“自己仔細思考，確悟產業私有制度的罪惡。私產是引誘或逼迫人墮落的根源這個意思，我認的非常真切，一切自己的行動感情，完全受這個思想的支配。覺得坐人力車也是一件很不忍的事情。記得有一次在街上看見兩個巡警，用白繩牽著一個小偷走，我看了非常的憤怒，以為這全是私產制度的罪惡，與他何干，愈想愈氣，直欲奪而釋之，這個時候，我覺得是做人最真實的時候。”因此，中國人對十月革命的歡呼，社會主義在中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地方。

　　一戰留給人類巨大遺產，也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一百年過去了，人類還在消化這些遺產，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競爭，依然沒有讓歷史終結。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