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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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為知己者死”，這句為人所熟悉的話出自《戰國策•趙策》，講的是戰國時豫讓報答智伯知遇之恩的故事。2000多年前，司馬遷將其寫入《史記•刺客列傳》，豫讓說：“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2000多年后，許多人談到一個人時，紛紛用了這句話或同樣含義的語言。

一

1949年9月，在香港的古耕虞接到邀請，到北京參加會議。10月4日，開國大典后的第三天，周恩來在中南海親切地接見了他。敘舊以后，周恩來用商量的語氣對他說：“今天時間不多，不能暢談。請你先考慮一個問題，我們准備把豬鬃公司交給你全權負責，你的意見怎麼樣？不要急於表態，你可以先考慮。”周恩來誠懇地對他說：“抗戰時，我們同你多次談過桐油、豬鬃生意問題。那時，我們共產黨不是執政黨，所以隻能空口支持你，現在我們執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夠把這件事情辦好。”

以后，在回顧起周恩來對自己的關懷和信任時，古耕虞說自己當時對共產黨還不十分了解，內心還充滿顧慮，“當周總理提出要把豬鬃事業全權交我負責時，我簡直像四川人說的‘小孩放火炮——又愛又怕’。周總理親自把這麼大的事情交給我，我怎麼能不歡喜？士為知己者用，我感到我這一輩子沒有白活！”“周總理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

對周恩來感到有知遇之恩的，還有一位北洋時代的“總理”。

朱啟鈐，北洋政府時期曾代理國務總理，1919年南北議和時為北方總代表，一生經歷了從晚清到新中國等多個時期。

解放前夕，因對共產黨懷有疑慮，朱啟鈐從北京來到上海寓居，和同住在上海的章士釗交往甚篤。1949年4月，章士釗作為代表參加國共和談。期間，周恩來問起關於朱啟鈐的情況，授意章士釗寫信給朱啟鈐，勸其留在大陸。章士釗兩次寫好信后，交金山派人設法送往上海。朱啟鈐隻收到了第二封信，第一封因為送信人中途犧牲，未能遞到。

上海解放后，周恩來知道朱啟鈐的外孫章文晉夫婦准備去上海探望父母，於是特地把他們找來，托付說：“朱啟鈐先生是個實業家、建筑學家。他可以為新中國服務，請你們轉告他，人民政府歡迎他回到北京來。”周恩來還特別地囑咐道：“對老先生不能隻講大道理，不能勉強。要通過你們的言行取得老先生的信任，讓他看到，共產黨人通情達理，使他自願、高興地回到北京來。”

朱啟鈐來到北京后，周恩來對他十分關懷和尊重。不僅請他擔任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還考慮到他對古建筑有很深的研究，又讓他兼任了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的顧問。50年代初，國家准備擴建天安門廣場，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要去征求朱啟鈐的意見。

1957年深秋的一個傍晚，周恩來到東四八條章士釗住處訪問，向他了解關於香港的一些情況。隨后，由章士釗陪同又來到前院看望朱啟鈐。

寒暄落座后，周恩來說他在北戴河蓮花石公園看到一個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朱啟鈐說：“民國二年，我任內務部總長，舉辦縣知事訓練班時，他是我的門生，當時他正在臨榆縣知事任內。”周恩來打趣地說：“那您比我大兩輩，我和章文晉同輩了。”

就這樣，談話在輕鬆風趣中開始了。

周恩來詳細地詢問了朱啟鈐的起居，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又問：“送給您的《參考消息》收到了沒有？”朱啟鈐說：“他們每天都拿給我看，但字太小，沒法看清楚。”周恩來說：“這是專治我們老年人的，叫我們看不見。”他當即告訴秘書，以后給老人的文件一定要用大號字印刷。

朱啟鈐對文字改革有些不理解，說：“是不是改革以后，我們這些老頭子都成了文盲啦？”周恩來聽罷大笑，指著在座的章士釗說：“他參加了會嘛！情況他都了解，以后請他給詳細介紹介紹。”

由於耳聾，朱啟鈐經常打斷周恩來的話，周恩來總是耐心地反復加以解釋。每當朱啟鈐打斷周恩來的講話時，朱啟鈐的家人就向朱啟鈐擺手，示意不要打斷周恩來的話，周恩來看到后說：“不要阻止他，讓老先生說麼！”這種善解人意的作風，給朱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於禮節和對周恩來的敬意，朱啟鈐執意要家人上茶。隨行的保衛人員出於安全考慮，便向朱家人擺手示意不要送茶。朱啟鈐的家人對朱啟鈐的心情和保衛人員的職責都是理解的，對此左右為難，最后，隻得將茶杯和糖果放到了中間桌子上。由於朱啟鈐年事已高，眼花耳聾，沒有看清這些情形，仍在不斷催促“上茶”“上茶”。這時，周恩來親自走過去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將茶杯放到了自己身旁的茶幾上，然后還吃了送上來的糖果。周恩來的這一舉動解除了朱啟鈐家人尷尬的處境，使他們十分感動。

朱啟鈐的兒子朱海北后來回憶：“那天總理乍來時，我們全家人的心情是既喜悅，又有一些‘誠惶誠恐’，總好像在總理和我們之間有一種無形的距離。但當總理喝了茶、吃了糖以后，那種拘謹的氣氛就一下子消失了。總理的坦率、平易、誠懇、親切和對人的信任，像一股熱流溫暖著我們的心。”

朱啟鈐擔心身后被火化，便對周恩來說：“國家不是說人民信仰自由嗎，我不願意火葬。我死了，把我埋在北戴河，那裡有我繼室於夫人的塋地。我怕將來辦不到，所以才和你說，你幫我辦吧！”朱的家人沒想到朱啟鈐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忙去阻攔，但是周恩來卻又一次制止了他們。等朱啟鈐說完后，周恩來對著他帶的助聽器話筒說：“我一定幫您辦到，您相信我，放心吧！”朱啟鈐聽了，連連點頭，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談話期間，朱啟鈐的長子朱澤農說道：“我也是南開的學生。”周恩來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他說：“朱沛。”周恩來馬上說：“五班的。”當聽說他的兄弟子侄等多就讀於南開中學時，周恩來便談起了南開時代的一些往事，連當年南開宿舍的樣子、教職員的外號都記得清清楚楚。

臨走時，周恩來和朱啟鈐一家人都一一握了手，幽默地說：“你們朱家可以組成一個儀仗隊了。”周恩來的談笑風生、平易近人、善解人意，讓朱啟鈐和他的家人都十分感動。事后，朱啟鈐對家人說：“周總理是我所遇到的少見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們國家的好領導。可惜我生不逢時，早生了30年，如果那時遇到這樣的好領導，我從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辦到。”

1961年，朱啟鈐90歲生日時，周恩來送來了一個大花籃表示祝賀。幾天后又在全國政協二樓小禮堂為他舉行了一次小型祝壽宴會。除朱啟鈐家屬外，周恩來還邀請了章士釗、張學銘，以及在京70歲以上的全國政協委員。祝酒時，周恩來說：“今天在座的都是70歲以上的老人，我是個小輩。我們今天不只是給朱老祝壽，而且也是給在座的各位老人祝壽。”

席間，朱啟鈐的繼夫人許曼頤問邵力子夫人怎麼沒有來。周恩來聽到后，立即自我批評說：“朱夫人提得很正確。這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以后要請夫人們都來參加。”

1961年12月7日，是周恩來約定到朱啟鈐家做客的日子。朱家十分高興，從北京飯店訂了兩桌菜，自己又做了幾樣有貴州風味的家鄉菜，另外還做了周恩來喜歡吃的“獅子頭”。因要在大會上作報告，怕朱家等得著急，周恩來讓辦公室打去電話，說可能要晚到一會，然后又讓鄧穎超先去。

席間，周恩來看見朱啟鈐的兒子朱海北走路時總是斜著肩膀，就問：“老二，你怎麼不治一治？”朱海北回憶說：“總理叫我‘老二’，我感到很親切。總理看到我愛人在席間照料比較忙累，吃完飯以后便親自削了一個蘋果遞給她說，慰勞這次宴會的女主人。從這些小事中，也可以看到總理多麼體貼人。”

周恩來作了一上午的報告，嗓子已經有些發啞，下午3點還要參加一個會議，但他仍陪朱啟鈐和章士釗談了一會兒話。朱啟鈐說自己雖祖籍貴州，但從沒有到過老家，一直希望貴州的鐵路修通后，回家鄉看一看。周恩來聽后，鼓勵他好好保重身體，說通往貴州的鐵路很快就要建成了，將來一定會有機會回家鄉看看的。飯后，周恩來、鄧穎超同朱啟鈐全家合影留念。

周恩來這次來家裡吃飯，讓朱啟鈐十分高興。事后，他將手書的“鬆壽”緙絲小條幅，親手裝裱，通過中央統戰部送給周恩來，作為紀念。

周恩來的關懷，讓老人內心十分感激，時常對家人說道：“未料到脫離政壇近40年，晚年竟與共產黨領導人有了知遇之恩。”

二

悉心理解、真誠相待、親切幫助，周恩來就是這樣，如春風化雨一般，滋潤著朋友的心，使人刻骨銘心，終生不忘。

在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一、曾任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的胡子昂家中的牆壁上，一直挂著一張周恩來的照片。每當抬頭望見這張照片時，胡子昂總會想起周恩來對自己的關懷，敬意和懷念之情油然而生。

回顧自己的人生，胡子昂說：“撫今追昔，在我度過的92年的曲折的人生旅程中，經歷過清朝、民國和社會主義新中國三個時代，由一個舊社會的民族工商業者轉變、改造成為一個在黨領導下願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革命干部。其中，我最早接觸到的、受其影響最深、最不能忘記的，就是敬愛的周恩來同志，我把他視為良師、摯友。”

1938年初在武漢，胡子昂第一次見到並結識周恩來。那時，胡子昂是重慶華西興業公司的經理，正在武漢與國民黨政府接洽公司擴建和貸款事宜。他對中國共產黨雖然還不了解，但是，很想聽聽中共高級領導人對時局的見解。經《新蜀報》社長周欽岳介紹，胡子昂拜訪了周恩來。當憶起這段往事時，胡子昂說：“周恩來的一席話，使我茅塞頓開，明白了不少抗戰救國道理，對中國共產黨開始有了一些認識，使我深受教益，真有‘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特別是周恩來那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風度，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以后每當憶起，還甚為感動。”

1949年夏，胡子昂由香港繞道海路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周恩來在百忙中接見了他，首先對他回到北平表示了歡迎，然后坦率地對他說：“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但這是勝利中的困難，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建立新中國，更需要依靠同各方面朋友的親密合作，共同努力。”希望他能多做貢獻。這次的接見和坦誠的談話，讓胡子昂特別興奮和感動。

1965年3月，胡子昂參加了出訪非洲十國的全國人大代表團。經過上海時，正在上海視察的周恩來接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親切地囑咐說：非洲許多國家剛剛贏得獨立，正在建設自己的國家，尚未擺脫貧困和落后的狀況。前去訪問，要以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戰斗友誼為重，不要有大國沙文主義。周恩來還非常關切地對劉寧一團長說：胡子昂同志快70歲了，從醫院出來不久，你們約他到非洲，我贊成，但要好好照顧他的健康。

最令胡子昂難以忘懷的，是周恩來和他的最后一次單獨談話。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不久，在一次重要的座談會上，周恩來親自向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說明林彪叛逃事件的經過。會議結束后，很多同志都已走了，胡子昂因司機沒在，暫時未走。周恩來說他正好也在等車，便親切地邀胡子昂到一處坐下來。周恩來十分關切地詢問他的身體健康狀況，肯定了他對黨和國家所做的工作，語重心長地勉勵他。

在非常復雜、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利用這次偶然的機會談話、鼓勵和關懷，讓胡子昂分外激動，每次提及此事，胡子昂都熱淚盈眶。

三

同樣熱淚盈眶的，還有愛國民主人士胡厥文。

胡厥文一生蓄過兩次胡須：第一次是日軍侵華，為銘記國難，留了胡須，直到抗戰勝利﹔第二次是周恩來去世后，當聽到噩耗，他不禁失聲痛哭，留起胡須，以明其志。

胡厥文回憶和周恩來的交往時，曾深情地說：“還有很多事情，你沒有想到，或者想到而未講出來的，他卻為你想到，而且安排得很周到。若論關心人，特別是關心黨外人士的細致周到，真可謂無出其右者！”

一次，周恩來、胡厥文等在機場迎接外賓。天氣突變，下起雨來，在場的工作人員趕忙給周恩來撐起一把傘，可他堅持不要。然而，他卻走到胡厥文面前說：您的年紀大了，一定要撐傘。胡厥文聽了打開了傘，但看到大家都不撐傘，又把傘收了起來。周恩來發現后，又走到他面前囑咐他撐傘，如是者三。

這種關懷備至、體貼入微，給胡厥文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73年5月，中央統戰部和全國政協組織一部分愛國民主人士到河南、廣東、湖南三省進行參觀，由沙千裡、羅叔章等領隊，胡厥文、胡子昂等都在其中。此次外出參觀的安排以及吃、住、交通等，均是周恩來親自過問。病中的周恩來在給統戰部的批示中寫道：“愛國人士年紀大了，各方面應有所照顧……可讓他們帶秘書或家屬照顧，一個人住一間房，要組織服務人員拿行李、攙扶，飯要軟，菜要適應老年人的口味，參觀、座談不要安排得太緊。”

這一年的下半年，胡厥文得了腸癌。手術后，周恩來又專門打電話給他，關切地詢問他的身體情況。

1975年5月，在關於組織愛國人士外出參觀的另一個文件上，周恩來再次批示：“……參觀人員，如尚未與他們協商就突然宣布，似仍應分別約他們座談一次，取得他們同意后再定，以示我們歷來主張的民主協商精神。……統戰部同志請多採取這種工作方式。不要通知一下了事。”這時的周恩來，自己已經重病在身，處境十分艱難。

最讓胡厥文十分感動、深受教益的是周恩來那種以誠相待的態度。

胡厥文生前曾對孫起孟說：“我這個人，秉性倔強，誰都不要想靠權勢壓我，我不吃這一套。所以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不是平白無故的，可以說是我自己總結幾十年親身經歷得出的結論。當然也有過困惑，解放初期我對共產黨的領導，在理解上確有些簡單化，以為黨員個個高明，不犯錯誤，后來慢慢看到並非如此。這種情況在我心上引起矛盾，有時甚至痛苦不安。周恩來總理是我所接觸中最為我敬重欽佩的一個共產黨員。對他，我可以說是欽佩得五體投地。有一次和他交談中說到了上述問題。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他談了他經歷中犯過的這樣那樣的錯誤。他還告訴我，他出身於士大夫家庭，受過封建教育和資本主義教育，也曾沾上洋氣，以為凡是新的都好，是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經過改正錯誤、改造思想的努力才逐漸轉變過來的。周總理的談話不僅沒有使我對共產黨的領導產生懷疑、發生動搖，反而使我的理解和信念更加扎實、更加堅定了。”

1976年1月，當聽到周恩來逝世的廣播后，81歲的胡厥文含著眼淚在紙上悲痛地寫到：“庸才我不死，俊杰爾先亡。恨不以身代，淒然為國殤。萬民齊慟哭，千載永難忘。”

談起周恩來，就像談起自己敬愛的長者和親密的朋友，許多民主人士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劉仲容對侯外廬所說的：“很久以來，我一想到中國共產黨，腦子裡就出現周恩來的形象。”

金岳霖說：“前一時期的領導同志當中，對我這一年齡層的知識分子來說，交往最多、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周總理。早在1949年，我們就經常在北京飯店看見他，聽他講話。頭一個印象就是共產黨員也仍然干干淨淨、整整齊齊，而談吐又斯斯文文，總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別、又非常之平常。”

冰心說：“我所見過的和周恩來總理有過接觸的人（不單是文藝界），無不感到總理對他和她，都是特別地關心和愛護。這並不奇怪，因為總理是中國亙古以來賦予的‘愛’最多而且接受的‘愛’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胡子昂說：“許多人在與他接觸后，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他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后自覺地同中國共產黨合作。”

《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同學錄》中對周恩來有這樣一段評語：“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周恩來是我們黨內最懂得民主人士、知識分子，最善於做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工作，而又最為民主人士、知識分子愛戴的一位。他對民主人士、知識分子信任、理解、關懷和支持，他把自己的經歷、錯誤講給大家聽，誠懇的話語裡閃耀著思想的光輝，引導著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們不斷前進。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