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瑩:千裡尋黨,九死一生

劉仲瑩

山東省工委舊址

5月初夏,在萊蕪市萊城區牛泉鎮,踏上鵓鴿樓村一條曲折的石板路,沿著指示牌前行,一座典型的清末時期建筑風格的二層小樓,映入眼帘。這裡就是山東省工委的舊址。

1986年第七期的《支部生活》刊登了我省黨的省級組織部分領導人名錄(1922年-1945年),按時間排序,“劉仲瑩,1935年冬初至1936年5月,任中共山東省工作委員會書記”。

1993年出版發行的《中共萊蕪黨史簡編》記載:“1935年冬,濟南市委書記趙健民從濟南來到萊蕪鵓鴿樓村,與劉仲瑩、鹿省三、黃仲華等商討,成立了中共山東省工作委員會,推選劉仲瑩任書記,趙健民任組織部長,鹿省三任宣傳部長,黃仲華任農民部長……”

在中國革命進入低潮的危難時刻,山東省工委為什麼會在鵓鴿樓這個偏遠的小山村建立,建立后到底承擔了什麼樣的角色?

退學投身革命,

由作家胡也頻介紹入黨

1911年,劉仲瑩出生在萊蕪鵓鴿樓村一個小土地所有者兼商業資本家的家庭裡。劉仲瑩的父親在口鎮經營錢庄,在老家鵓鴿樓村還有20多畝地,是個頗有正義感的生意人。他厭惡那些為富不仁之輩,一生為人正直,處事公道,曾被推舉為口鎮寨主,在當時的萊蕪縣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人物。

父親的所作所為,給劉仲瑩樹立了做人的榜樣。劉仲瑩在小學即將畢業時,偕同比他年長3歲的哥哥報考萊蕪縣立中學,結果其兄落榜,劉仲瑩則名列榜首。但家人念他年幼,生活難以自理,即與學校打好招呼,暫不赴學就讀。父親對劉仲瑩說:“等明年你哥哥考上,到時候我給你們立個存錢折子,你們兄弟兩人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不料,劉仲瑩的哥哥於翌年春天折,劉家就隻剩劉仲瑩一根獨苗了。因其哥哥的不幸天折,便使其父將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劉仲瑩身上,故決定不再讓他外出讀書,而留在家中學做生意。但劉仲瑩卻有自己的打算,他對父親的叮囑、勸說不以為然。父親逼他進店學生意,他逃出商店,跑回了老家鵓鴿樓,以示對父親的抗議。母親看犟不過他,也隻好為他求情。他又托親戚出面,終於說服了父親。

1925年秋后,劉仲瑩高高興興地背著書箱行李到縣中就讀。入校后,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並廣泛涉獵各種進步書刊。此時,國民黨還唱著《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帝國主義》等歌曲,這使劉仲瑩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是當他目睹當權者的丑惡面孔和社會的極端不公后,很快便發現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徹底性,初步認識到三民主義不能救中國。為了團結更廣泛的進步力量,他和好友徐干晨、畢指南等人組成了學生聯合會,帶領同學們走出校門,開展抵制日貨、掀神像、宣傳婦女放足和打倒土豪劣紳等革命活動。他一時成了組織、開展學生運動的核心人物。他還和國民黨進步人士王某發動組建機關工友聯合會。

在工聯成立大會上,劉仲瑩慷慨陳詞:“工友們,讓我們聯合起來吧,隻有聯合起來,咱們的話才有人聽。國民黨講自由平等,可是自由平等在哪裡?比如你們每月隻有8塊錢的工資,還要扣1塊錢的制服費。當官的拿錢多……人家吃咱看著,人家坐著咱站著,怎麼談得上平等呢?拆廟掀神固然是好事,但壓在我們頭上的不光是神,更殘忍的是人……事實告訴我們,靠貪官污吏打不倒貪官污吏,靠土豪劣紳打不倒土豪劣紳!工友們,隻有聯合起來才有力量,才能有咱們的出頭之日!”

劉仲瑩一席微言大義的講話,給了工友們極大的鼓舞和力量。從此,劉仲瑩經常到縣黨部石印局印“傳單”“講義”“告全縣同學書”等,在工人中宣傳革命道理,播下了革命的火種。

劉仲瑩聰慧過人,學習成績優異,17歲那年,從縣城考入濟南省立高中。在省立高中,劉仲瑩閱讀了許多馬列主義的理論書籍和魯訊的著作。當時,反動當局禁讀馬列書籍,但劉仲瑩仍秘密地讀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等書,連放假時也帶回家讀。因他品學兼優,不僅在學生中很有威信,老師也很喜歡他。特別是當時著名的“左聯”作家胡也頻(作家丁玲的丈夫)對劉仲瑩影響很大,兩人關系十分密切,經常在一起討論時局和研討馬列主義,有著共同的革命理想和語言。

在劉仲瑩還有一個學期就要完成高中學業時,胡也頻身份暴露,必須馬上離開濟南。在讀書和革命之間,劉仲瑩放棄了高中文憑,決定立即退學,追隨胡也頻到上海,投身革命。

劉仲瑩到上海后,一邊在上海復旦大學當旁聽生,一邊在閘北區從事革命活動。同年下半年,劉仲瑩由胡也頻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鵓鴿樓村發展黨組織,

任萊蕪第一任縣委書記

劉仲瑩在上海積極參加救國、反蔣罷課斗爭。因當時萊蕪縣沒有黨組織,1930年底,劉仲瑩聽從組織安排回到老家鵓鴿樓村建立和發展黨組織。僅一年,就在萊蕪縣建立了十余個基層黨支部,並於1932年春節前,經省委批准,在鵓鴿樓村東南大峪和尚洞裡召開了縣委成立大會。這次會議,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共萊蕪縣委,選舉劉仲瑩為第一任縣委書記。

萊蕪縣委成立后,劉仲瑩注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了貧農團、雇工會、短工會、手工業會、婦女會等多個階層的群眾組織,密切了黨與群眾的聯系,拓展了黨的群眾基礎。1934年夏,劉仲瑩親自寫了縣委《告全縣同胞書》,印刷后,一個晚上張貼和撒遍了全縣,宣傳了黨的性質、方針和政策。

在白色恐怖下,劉仲瑩領導的萊蕪共產黨人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了秘密發展黨員的原則:一是發展對象由專人負責,不得多頭﹔二是個別教育培養,個別履行入黨手續﹔三是與發展對象不得頻繁接觸,以免引起敵人懷疑﹔四是不得過早暴露政治面貌,以免培養不成熟,泄露黨的秘密。秘密發展黨員原則也正是萊蕪黨組織創造性開展“隱蔽斗爭”的一個縮影,正是因為萊蕪黨組織堅持實事求是、獨立開展斗爭的原則,當1933年山東各地黨組織迭遭破壞的時候,萊蕪卻是風景這邊獨好,不僅保存了黨的力量,還得到了快速發展,一年間發展黨團員200多名,並建立了4個分區委,成為全省黨組織最活躍的地區,為山東省工委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劉仲瑩、趙健民、鹿省三

苦苦尋黨,山東省工委誕生

由於國民黨的瘋狂破壞,山東黨組織的發展進入了極為艱難的一段時期。1928年11月,山東省委成立僅一年半時間,曾在省委工作過的王復元和王天生叛變投敵,帶領敵人逮捕了包括鄧恩銘在內的10余名省委干部和地區黨組織負責人,省委機關遭到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大破壞。

根據統計,山東省委從1927年成立至1933年,主要領導就更迭了19次。王進仁和盧一之擔任省委書記僅僅3個月即被捕,另有9位主要領導先后被捕,4任慘遭殺害。其中,1931年4月5日,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大開殺戒,一次就槍殺了鄧恩銘等22名中共山東省委的高級干部。

隨著敵人的持續破壞,革命進入低潮。特別是1933年,省委內部出現叛徒,導致300多名黨員、積極分子被捕,省委與上級失去了聯系,全省的黨組織也失去了統一的領導機構。

以劉仲瑩為代表的萊蕪共產黨人,在堅持獨立斗爭的同時,對山東的革命形勢憂心忡忡,心急如焚。他們深深體會到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迷茫和無助,渴望得到上級黨組織的指導,明確前進的方向。於是,滿懷著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對實現共產主義事業的責任擔當,他們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外出找黨。

1934年3月16日夜,萊蕪縣委在汶河灘召開緊急會議,專門研究外出找黨問題。會議最后決定,劉仲瑩、鹿省三等人分頭到濟南、北京、上海等地尋找上級黨組織。會上有的同志說:“外出找黨無異於大海撈針,非常艱難,弄不好還會暴露自己、丟掉性命,而且出去以后需要很多活動經費,我們從哪裡籌集這筆錢?”

面對大家的疑慮,身為縣委書記的劉仲瑩堅定地說:“當前山東的革命形勢非常嚴峻,失去與上級黨組織聯系,我們就找不到前進的方向,這種局面長期下去,非常危險。我們共產黨員,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幸福的日子,我們可以犧牲一切,甚至生命。沒有錢,就先把我的房子和地賣了吧。”

會后,劉仲瑩毅然決然地把他家在口鎮的錢庄、店鋪和地全賣了。一個富裕的家庭,一夜之間就在口鎮沒有了立足之地,一家人最后隻好遷回鵓鴿樓村的老家。糧食吃沒了,隻好去挖野菜﹔衣服破的沒法縫補了,隻好系上疙瘩……

1934年4月,劉仲瑩外出找黨的時候,經在濟南鄉師上學的劉萊夫介紹,與濟南市委書記趙健民在濟南見面。兩人一見如故,各自介紹了黨組織的情況。趙健民聽到萊蕪已建立縣委,有百余名共產黨員、百余名貧農團員,正外出找黨的事情后,深受啟發和觸動。兩人商定,各自獨立發展,分頭尋找黨的領導關系,互相聯系。於是,劉仲瑩去了上海,趙健民去了河北。

外出尋找黨組織,作出巨大犧牲和付出的不僅僅是共產黨員本人,還有他們的家人。就在劉仲瑩、鹿省三等人外出苦苦找黨的時候,國民黨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搜捕。特務化裝成小商小販,四處打聽劉仲瑩他們的下落。從上海回來后,劉仲瑩白天不敢回家,隻能偶爾晚上偷偷地回來。有一次,劉仲瑩和鹿省三正在家裡談工作,特務找上了門,情急之下,從后窗戶分頭逃了出去。凶殘的特務們三天兩頭來到村裡搜捕劉仲瑩,威脅恐嚇盤問劉家人。因為長期受驚嚇,劉仲瑩妻子的精神受到了嚴重刺激,她白天不敢出門、不敢見陌生人,晚上睡覺都穿著衣服和鞋子,吃喝拉撒都在屋裡,直至去世都如此。

劉仲瑩的堅定支持者鹿省三,為到北平尋找黨組織,向父親要錢,父親不理他,他就牽走一匹騾子去賣,父親無奈,隻好叫人帶上20塊大洋,攆到魯西河口將騾子換回來。后來,他又折騰著和父親分家。分家后,他一次就將土地賣了一半。他將得來的錢,一部分作為尋找黨組織的經費,一部分接濟了一些在外地隱蔽的黨員。

為尋找黨組織,鹿省三趕到北平,以電車工人的身份,四處打聽黨的消息,卻沒有任何結果,於是又輾轉到上海打算進入蘇區尋找黨組織,但仍沒有成功。這時候,他帶去的錢已經花得精光,在飢寒交迫和特務瘋狂搜捕下,被迫踏上了返程的道路。由於沒錢買車票,他偷偷爬上火車,卻被檢查員轟了下來。萬般無奈,他隻能邊乞討邊沿著火車道從上海一步一步往回走,有時冒著瓢潑大雨走在泥濘中,有時冒著刺骨的寒風露宿在荒野。千余裡的道路,一個人的孤獨跋涉,鞋子磨爛了,腳掌磨破了……當他回到村裡的時候,整個人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很多頑皮的小孩跟在他身后,像看怪物一樣一直跟到他家門口。到了家門口,他的老母親覺得眼前這個人很眼熟,卻不敢相認。當鹿省三扑通跪倒在母親面前,喊出一聲“娘”的時候,老人家才敢認自己的孩子,母子二人抱頭痛哭。鄉親們很難理解鹿省三為什麼折騰著分家、賣騾子賣地,最后卻落了個窮困潦倒、臘月天還穿著單褲子的境地……為此都喊他“鹿瘋子”,他從此也落下了一個“鹿瘋子”的稱號。

經過劉仲瑩、趙健民、鹿省三等人艱苦卓絕的不懈努力,到1935年秋,濟萊黨組織與淄博、泰安、魯西等地的黨組織相繼建立了聯系。

與劉仲瑩一樣,以趙健民為首的濟南共產黨人,也對山東的革命形勢非常擔心,迫切希望在這時期,有人能夠站出來,建立一個領導全省黨的工作的機構,扛起山東革命的大旗。

1935年11月,正值初冬,趙健民冒著凜冽的寒風,騎著自行車從濟南來到萊蕪縣鵓鴿樓村,在劉仲瑩家住了近20天,主要是討論成立中共山東省工作委員會的問題。趙健民與劉仲瑩、黃仲華一起分析了當時山東革命的形勢。趙健民說:“在全省黨的工作失去統一領導的情況下,我們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個領導機構,把各地黨的力量集中起來,開展革命斗爭。”叫什麼名字呢?這時,劉仲瑩提議:“當前與中央失去聯系,沒法建立省委,可以先成立‘中共山東省工作委員會’,代行省委職責。”建在哪裡合適呢?趙健民提議就在鵓鴿樓村建立,一是萊蕪黨組織比較健全,黨員人數多,群眾基礎好﹔二是濟南敵人力量比較強大,省委在濟南屢遭破壞,在這裡可以避開敵人,有利於工作的開展。誰擔任省工委書記呢?大家認為:劉仲瑩革命斗爭經驗豐富,為了革命事業犧牲了一切,信仰堅定,意志堅強,是最合適的人選。

那時候誰擔任書記,就意味著誰被殺頭的風險最大。劉仲瑩沒有推辭,毅然決然地擔起了這份責任!

劉仲瑩肩負書記重任,為恢復被破壞的山東黨組織,為建立統一的省委領導,為尋找北方局和中央而耗費了大量的心血。

1998年,86歲的趙健民(曾任雲南省委書記、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再次來到了鵓鴿樓村,他動情地說:“50多年前,以劉仲瑩同志為代表的萊蕪黨組織在上級黨組織遭到破壞、極度危險的狀態下,不僅冒死恢復發展黨的組織,還變賣家產,九死一生外出尋找上級黨組織,這種壯舉,真稱得上是高風亮節、舍命擔當!”

上海找黨,

在工廠干苦力、碼頭背麻袋

1936年4月,劉仲瑩懷著對家人的無限愧疚之情,再次踏上了外出找黨的漫漫征程。

他先是到了濟南,后來又輾轉到了上海。一個二十歲出頭的青年,冒著反動軍警層層盤查的危險,苦苦地尋覓著黨組織的線索。錢花完了,他就到工廠干苦力、在碼頭背麻袋,從小沒干過重活的他,背上磨破了皮,手上磨起泡,一個清秀的書生,被折磨成了弓腰駝背的勞工模樣。就這樣,他白天下苦力維持生計,晚上拖著疲憊的身軀尋師問友,走車間、進小巷,幾乎走遍了上海的角角落落,卻始終沒有尋覓到上級黨組織的蹤跡。

飽受顛沛流離、風餐露宿之苦的劉仲瑩尋找黨組織無望,無奈之下隻好返回濟南,不幸又被國民黨特務盯上,在濟南省立圖書館被捕入獄,在歷經了20多天煉獄般的折磨后,被營救出獄。

1936年4月,趙健民和北方局的黎玉取得了聯系,黎玉向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劉少奇、彭真匯報了山東的情況,劉少奇充分肯定了山東省工委的工作。

1936年5月1日,山東省委重新建立,黎玉任書記,趙健民任組織部長,林浩任宣傳部長。

同年秋,省委考慮到劉仲瑩在萊蕪處境危險,決定以省委特派員的身份派他到魯西北特委工作。1937年11月,根據山東省委的決定,魯西、魯西北特委合並為魯西北特委,劉仲瑩任特委書記,領導莘、朝、觀、范、濮等23個縣的黨的工作。

劉仲瑩在特委工作期間,肝病逐漸加重,但仍然帶病堅持工作。一次,劉仲瑩回到鵓鴿樓村老家,已經開始吐血,飲食也難進口。大家見了都很難過,紛紛勸他休息治療,但他說:“隻要有一口氣,就要為黨工作。”住了不幾天,又返回了魯西北。

1938年2月,劉仲瑩病危,組織上派專人把他送到濟南,給他改名換姓送進了齊魯醫院,但終因病情過重已無法挽救,於1938年農歷二月二十七日逝世,年僅27歲。

山東省工委存在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它恢復了全省黨的工作的統一領導,並且從此以后,再也沒有間斷過,在中共山東革命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記者 於向陽 通訊員 李偉 王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