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與井岡山革命斗爭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認真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議在會前、會上、會后都與井岡山革命斗爭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這既是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對井岡山革命斗爭成果的充分肯定，亦是在全國各蘇區對井岡山道路進行廣泛傳播的歷史反映。

　　一、會前，為朱、毛部隊分配了代表名額

　　大革命失敗后，為了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確立黨在新時期的政治路線和策略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國內政治環境十分險惡，加上要派遣代表參加1928年春夏間在蘇聯召開的諸多重要會議，所以中央通過請示，並經共產國際批准，決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在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和具體指導下，中央進行了一系列會議的准備工作，並於1928年4月決定了參會的代表名額。其中，基本上都是按照省份進行分配，如江西三人、湖南三人。另外，專門指出“江西湖南轉毛澤東、朱德兩部隊各選代表一人”。此時的朱、毛兩部還未會師，朱德率部在湘南地區開展武裝暴動，毛澤東率部在湘贛邊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之所以擬讓朱、毛分別派人參會，是由於兩支部隊在建立蘇維埃政權、創建工農革命武裝方面成績斐然，而且通過各種途徑已經傳到中央，並進而被共產國際所了解。

　　如中央於1927年12月21日給朱德並轉軍中全體同志的信中寫道：“你們的軍隊如已確實到達湖南的桂東、桂陽地方，你們工作的對象，便應從這幾個縣份計劃起。據我們所知道的在桂東的北邊茶陵、酃縣以至江西蓮花均有毛澤東同志所帶領的農軍駐扎，不知你們已和他聯絡否？”當時，中央要求朱德部在湘南扎根開展工作，並與湘贛邊界的毛澤東部聯絡，以形成更大聲勢。

　　1928年1月，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特凱維奇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指出：“在湖南，農民暴動正在茶陵、寧鄉、醴陵以及湖南南部進行。在江西，蘇維埃政權已在永新、臨川、蓮花、萬安建立。”在提到紅軍的力量在發展時還指出，“朱德——1200人，700支槍”，“毛澤東的軍隊正在擴充”。可見，共產國際得到的信息比較准確，朱、毛兩部的實力都較強，在湘南、湘贛邊一帶進行革命活動，並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共產國際、中共中央不僅對朱、毛兩部所產生的影響高度認可，而且希望他們能派人參會，分享其豐富的斗爭經驗。

　　二、會上，高度評價井岡山的斗爭經驗

　　因交通的斷絕，朱、毛兩部並未接到江西、湖南省委的通知，故沒有派代表參加六大。1928年6月4日，中央在給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的信中充滿感情地寫道：“隻可惜這些材料不能達到你們，以前中央雖曾派人來找你們，但以交通的關系而終無一次能與你們接頭，以致中央和你們彼此間的意見互不能達到。”

　　從1928年4月到6月18日六大召開前，江西、湖南省委還是盡力與紅四軍取得聯系，通過各種途徑獲悉兩部的最新信息，並及時上報中央。如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信中央，“據吉安來人報告，毛澤東部確與朱德部匯合，現已乘虛重復佔領寧岡，並向永興〔新〕方面發展。”及時使中央得知朱、毛兩部已經會師，而且在湘贛邊界多縣打開了較好的局面。

　　黨的六大上，通過了關於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職工、宣傳等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等領導人作了重要報告，許多與會代表也作了發言。其中，有多處涉及井岡山的斗爭經驗，而且對其革命成績作了肯定。

　　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大會明確了革命處於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大會指出，必須努力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和發展紅軍，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等。上述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和制定的路線方針，許多都已在井岡山實施，從而間接肯定了朱毛所走的井岡山道路是正確的。

　　周恩來在所做的軍事報告中，總結了半年的軍事狀況，當提到由游擊隊到紅軍的建立時，除海南、海陸豐外，還特別提到了“朱德與毛澤東的紅軍”“萬安與寧岡”，寧岡縣為紅四軍所佔領，萬安縣也受到紅四軍較大影響，這也意味著直接表揚了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根據地的革命斗爭。

　　江西代表張世熙的身份是萬安縣委書記，他在介紹萬安暴動的同時，也對朱毛紅軍作了介紹：“毛澤東准備進攻贛州，並調朱德由北江來贛南取會攻形勢。”“遂川的群眾繼萬安之后，奮起從事蘇維埃政府之建設（正月初四成立，存在一周）。”毛澤東改編了以袁文才、王佐為首的井岡山農民武裝，與朱德一起攻佔永新縣城，並准備攻打吉安、贛州，還親手創建了第一個紅色政權——遂川縣蘇維埃政府。總之，井岡山的革命形勢可謂如火如荼。

　　以上事實充分表明，毛澤東在井岡山探索出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與實踐，獲得了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的高度認可。大會根據主席團和各省代表團的提名，選出中央委員23人。毛澤東雖然在井岡山領導革命斗爭而沒有參會，但仍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據周恩來回憶“得票是很多的”。

　　三、會后，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井岡山的革命經驗

　　會后兩年的時間裡，全黨上下貫徹執行黨的六大路線。以此為契機，中央一方面進一步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對朱毛紅軍的指導，另一方面，高度重視井岡山的革命斗爭，並通過黨內文件和黨的刊物積極向全國其他根據地介紹和推廣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經驗。

　　1929年初，黨中央刊物《紅旗》在一篇文章中，稱贊“朱毛所領導的農民游擊隊，能以代表著一切革命民眾的武裝反抗的要求，橫行於湘、鄂、閩、粵各處。這種英勇的斗爭，無論他這一次的結果是勝利與失敗，它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將有非常嚴重的意義。”《紅旗》《布爾什維克》等雜志還刊登了《朱毛的消息》《朱德來信》《朱毛紅軍的工作》等介紹井岡山斗爭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主持軍事工作的周恩來，不僅十分關注井岡山和朱毛紅軍，並對推廣井岡山的斗爭經驗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如他在中央軍委創辦的《軍事通訊》（1930年1月15日）創刊號上，發表了陳毅撰寫的《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其中的編者按說：“這裡面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這就為井岡山道路在全國各蘇區的傳播，做了輿論上的宣傳與引導。此后，井岡山斗爭經驗不僅對毗鄰的蘇區影響深遠，而且對全國各地的根據地和游擊區，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928年底，中共六大文件才傳到井岡山，毛澤東看后比較滿意，因為會議肯定了創建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斗爭。他對六大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它使“中國革命運動，從此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

　　九十年前召開的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會議作出的主要決定基本上是正確的，會議的路線基本上也是正確的。會后，全黨認真貫徹執行六大精神，黨的組織得到恢復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和建設得到促進，黨領導的紅軍不斷壯大。與此同時，會議高度評價了井岡山的斗爭經驗，使其進一步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宣傳和推廣，這對於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最終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孫偉，系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