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風勇將”留給我們的現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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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舜初，1929年參加閩西農民武裝暴動，1931年參加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軍委二局副局長等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曾任軍委總參謀部二局局長，八路軍總部作戰科科長，八路軍第1縱隊參謀處處長，山東縱隊參謀長，魯中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魯中區委書記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曾任東北野戰軍第3縱隊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40軍政治委員、軍長等職。抗戰時期與解放戰爭時期屢立奇功，素有“旋風勇將”的美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海軍參謀長、第二副司令員，國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長，國務院國防工辦副主任兼國防科委副主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顧問等職。主持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參與組織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幫”集團一些人想借歷史上羅舜初曾在四野工作的關系把他拉扯進林彪集團中來，令羅交代問題並讓他停職。

直到1975年4月，羅舜初才接到正式命令，前往沈陽軍區出任副司令員。行前，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將羅舜初等一批人召集到一起，作了一次集體談話，算是對幾年來不是問題的問題作了一個了結。

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國防科委機關的不少領導、專家、處長、參謀、干事、戰士甚至打字員，都去車站為羅舜初送行。彼此依依不舍，在場的人都禁不住熱淚盈眶。是啊，他的將士們不願讓他離去，他又何嘗願意離去，但他又不得不離去……

是什麼原因讓羅舜初與將士們結下了如此深厚的友情？羅舜初將軍究竟有怎樣的人格魅力讓將士們如此留戀？為此，我們採訪了羅舜初將軍之子羅小明，聽他講述父親羅舜初將軍鮮為人知的關於家庭、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故事。

子女

為人之父，誰不疼愛自己的子女？誰不想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好一點呢？公與私是人生中誰都無法逾越的兩道門檻，但不同的思想境界自然會有不同的價值取向。羅舜初將軍是怎樣做的呢？

1968年三四月份，一個禮拜天下午，我國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到我們家去了。當時，父親每周的禮拜天都加班，從不休息。在科委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印象也是非常深的。科學家去了我家以后，我父親不在家，就我姐姐在家，他坐了坐就走了。父親下班回來，我姐姐告訴他，下午某某科學家過來了。我父親就問：“那他來都說了些什麼？”姐姐說：“他就隨便問了一下家裡的事兒，當說到羅小明的時候，我說他出去當兵了。當時科學家說他女兒也十八歲了，也想當兵，之后的話，他也就沒往下說。”父親聽我姐姐這麼一說也就明白了，可能是為了他女兒當兵的事情來的。父親對這位科學家的情況是比較了解的，就他本人來說是沒任何問題，但是當時“文化大革命”極左，又要政審，這一政審，他夫人那邊就通不過了，因為他夫人是個中日混血兒，當時中國和日本還沒有建交，還屬於敵對狀態。另外，他夫人的父親又是國民黨的一個上將。那怎麼行呢。就因這些，沒人敢讓他女兒當兵。我父親覺得這種情況不處理好，會影響到他之后的工作情緒，他這個特殊情況應該採取特殊的辦法，我父親當時又沒這個權力。這個事情實在是太大了，超過了我父親的權限了，隻有向周總理報告，建議總理是不是能夠具體地考慮一下這個特殊情況，作為特殊的例子解決一下。我父親馬上就給周總理打電話說明了這個情況，周總理很快就同意了。而且，周總理還特別說：“你安排他這個女兒，第一距離北京不要太遠﹔第二就在你科委系統內。”父親就馬上通知了軍務部門，辦了個最近的單位。辦完了這個事情就給這位科學家打電話說明，這位科學家非常感動。（以上為羅小明語，下同）

羅舜初將軍的做法體現了國家對頂尖科學家的關照，體現了黨對高級知識分子的關心，解除了他們的后顧之憂，讓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國防科技事業中去。但同樣也說明，羅舜初將軍手中的權力是很大的，解決一個人當兵的問題，隻用了半個小時，就全部解決了。說明他說話還是很管用的。那他會不會用這個權力給自己的子女謀點私利呢？

我姐姐在北京理工大學上學，當時叫北京工業學院，這個學校當時歸國防科委管轄，從課程到招生、分配都由國防科委管。當時上這個學的時候，我父親還沒到國防科委，還在第十研究院工作，但是十院的業務和理工大的業務聯系是非常緊密的。這個院校院長抗戰的時候與我父親也是戰友。所以上學的時候，父親給我姐姐說：“你到學校填入學登記的時候，不要提我，免得他們給你特殊照顧。”院長對我姐姐這個情況就根本不知道，有一次到科委開會，他知道了我姐姐和父親的關系就問我父親：“你怎麼對我還保密啊？”父親說：“就怕你給搞特殊，要照顧，堅決不能那樣做。”到畢業的時候，我姐姐想到一個屬於部隊編制的單位工作，父親說：“你這個專業和同學們一樣，他們分到哪裡，你就去哪裡，你不能挑，我也不給你安排。”最后我姐姐分到了石家庄十三所，那個單位是不穿軍裝的，等於我姐姐這輩子都沒穿上軍裝，參軍夢就沒能實現。

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作為黨的領導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要誠心誠意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就是要講公私分明、公而忘私。

我弟弟大概是1970年初中畢業以后，由學校統一分配到中鐵二局，修鐵路去了。當時要修北京到沙城這條線，都是在山裡工作，后來出了一次工程事故，石頭下來把他腿腳給砸壞了，之后就截掉了一小腳指頭。當時我弟弟才十七歲，那麼小那麼苦，秘書們看了就心疼，他們就想給我弟弟改換一個工作環境。正好，70年代開始大學恢復招生，1971年的時候就和八局管院校的人商量了一下，安排我弟弟上學，到清華大學學習核武器專業。又是科委管的，管招生、管課程、管分配，他們都把這些工作都做完了以后，當時那個局長在一次飯桌上給我父親說：“羅副主任，你那個小兒子，我們已經把他安排上清華了。”我父親聽后一愣，就問：“怎麼回事兒？”秘書就把這個詳細情況說了一下。我父親聽了以后就批評秘書：你們為什麼之前不給我說，自己做主就去辦了？現在招生都是有條件的。因為每年開這個計劃工作會議，父親都是會議領導小組的，他涉及一個交接口，整個招生計劃標准，我父親都是非常清楚的。我父親說：第一，必須在基層工作兩年以上，而我兒子才一年﹔第二，“文革”前上過初三以上的，而我兒子“文革”前是小學五年級﹔第三，群眾推薦、單位推薦等等。這些條件他都不符合。你們根本不經過群眾，不經過單位，自己就辦，這些都不符合規定，把他退回原單位。秘書們很為難，他們都開了歡送會了，關系都轉過來了。我父親說那也不行，你們先去做檢討，不應該這麼辦，然后你們再把他退回去。秘書說，那他回去以后怎麼工作？我父親就說，那有什麼不好工作的，錯了就是錯了，在工作中好好工作，然后爭取大家的諒解，就這樣把我弟弟又送回了原單位。我父親就是這樣對待自家的子女的。

住房

衡量一名領導干部是否合格的重要尺度體現在公私二字上。處理好公私關系不僅考驗著黨性，也考驗人性。公私關系是任何公職人員都難以逃避、回避的人生課題和政治命題。比如如何正確對待住房問題就是一個重要考驗。“居者有其所”，住房是生活的必需品。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住房供不應求的問題嚴重存在，以至於像軍隊的高級領導干部的住房都成為問題。一些領導干部有房還要多佔房，一些人到一個單位佔一套住房，人走家不搬，長期佔用多套住房不退。可是羅舜初將軍對待這一問題的做法卻截然不同。他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家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進的北京，算是比較早的。那個時候一開始住房條件還是不錯的，剛開始四合院、小樓都有，后來1959年廬山會議以后海軍班子調整，讓我父親去政治學院學習，當時的供給關系都在海軍，后來一看新調來的幾個領導干部沒地方住，父親給有關方面說：“我把房子讓給他們住，我走。”幾個海軍領導在過去十年都在一起工作，關系都是很不錯的，就對我父親說：“別著急啊，等你學習完了，工作定下來了再說，現在你要到哪裡去啊。”我父親就說：“我不在其位，還佔著這個房子，影響人家工作不行。我一定要把房子讓出來。”就這樣房子就給讓了出去。

當時父親還找了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蕭向榮還說我父親：“你搬什麼家啊，你現在在政治學院也只是學習，供給關系都在海軍，政治學院也不能安排你。”我父親就說：“你隨便幫我找個能住的地方就行。”之后，蕭向榮隻好找了個地方。對我父親講，隻有一個地方了，可那個條件不怎麼樣，就是個周轉房，志願軍回國到北京以后，待分配的人住在那兒的，分配完了就去新單位了。很舊的一個小院，在廣安門那邊。我父親就說，那也可以啊。最后我們就住到那裡去了。

政治學院畢業以后，父親被分到第十研究院，到了十院以后，就等於到了機關了，是院長，他職務最高，軍銜最高，資歷最老。別人也是從外面調來的，都住的是原單位的房子，就他住這個周轉房，所以管理部門一看覺得不行，得趕緊給院長解決。管理部門人員在阜成門看中了一個小四合院帶車庫，質量也不錯，交通也挺好，價格也不貴，不到兩萬塊錢，小院內大概有十來間房子，挺合適的，談好之后，還得他點頭才行，如果他不滿意，他們那些人還不能辦。一切都談妥了，向他報告，說我們給您看中了一處房子，也不貴也挺好，請您去看一看，如果您沒意見，我們就簽約買下來了。我父親一聽，就說：“誰讓你們搞的？現在國家正在困難時期，不許你們這麼弄！我們院這麼多人都沒有住處，你讓我先來住，我怎麼能安心呢！不許辦。”就把那邊的房子給退了。所以在十院工作期間，我們家人就住在周轉房那裡，一直到1965年。

父親調國防工辦工作后，國防工辦先下的命令，父親才搬到了工辦那個院。這個院原來是蘇聯專家招待所，有一座蘇式的小院，也就是大院套小院的那種院子，給當時請的蘇聯總顧問住的。后來因為工辦機關健全了以后，房子不夠住，就把這個院拆了蓋了幾棟樓，也就是現在十號院那幾棟紅色的小樓，還有一棟是后蓋的，那是把食堂給拆了。正好大家都搬到了新樓，那個舊的給騰了出來一些房子，然后有關部門就打算把中間那個門，一共是三層樓六個單元都安排給我父親住。這六個單元，有關部門他們計劃我父親母親住一層，包括辦公之類的，孩子們住一層，加在一起就符合他的標准了。還有最底下一層，計劃讓工作人員（司機、警衛員、炊事員）住，這正好門一把就行，也很安全。后來我父親一聽，說你們這個安排不合理，我們家沒那麼多人口，給我佔三層怎麼行呢，用不著。管理部門就說，你這個標准就是這個。我父親就說，標准是死的，要根據實際需要辦就好，我們家人少，有一層就夠了，剩下的安排給別人住就好。二層是不潮也不晒，可是當時二層已經住了兩戶了，他們就說讓那兩戶搬出來。我父親說，人家住得好好的，讓人家搬什麼，打攪人家干什麼，不要動了，哪層是空的，我就住哪層。最后，我們就住在一層了，具體安排是這樣的，除了我們家以外，還有司機、警衛員都和他住在一起，在安排房子的時候，把最小的十平方米左右那間讓我跟我弟弟住。我和我弟弟住的那個房子擺下兩張單人床和一個小三屜桌、小衣櫃就沒地方了，空間非常擠。大的十五六平方米那間給司機和警衛員住，他們兩個看了以后，過意不去就給我父親講，讓兄弟倆住大的，我們住那個小的。我父親說：“不行，就讓他們住小的，你們這個房子除了你們住，還有別的任務，比如說客人，你們還有接待任務，所以你們要住大一點的。”我父親考慮得非常周到。我們就這樣住了進來。住進來以后一看，工辦考慮得細致，所有的房間都鋪的地毯，我父親看了就說，把地毯全部撤掉。然后我們就一直住在這裡。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好多老同志被打倒的打倒，抄家的抄家，關起來的關起來，空出來了很多房子。后來管理部門有些人說，現在的房子寬裕了，你是不是可以搬家了。我父親說：“我不能去，‘文化大革命’這麼對待老干部是不對的，這些人有些是我的老戰友，有些雖然我不認識，跟我也沒任何關系，也沒任何來往，但都是革命同志，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幫助他們，反而去住他們的房子，盡管是公家的，可我心裡不忍。我相信他們將來出來還會為黨工作的，到了那個時候，我怎麼有臉見他們，我堅決不同意。”所以我家在這裡一住就住了十年。到1975年離開北京的時候，最后把這個房子退還給國防工辦。

“我不能去，我心裡不忍，我怎麼有臉見他們，我堅決不同意！”這些話語說得是何等好啊！是多麼的感人，充滿了對戰友的情誼及對當時做法的批評和對未來的期望。

后來，父親調到沈陽軍區，我們要搬走了，把那個屋子也打掃得干干淨淨，把鑰匙交還給他們。管理處的人說，這房子就別交了，您以后到北京開個會，還有個地方住，像孩子們路過北京也好有個地方。我父親說：現在房子這麼緊張，還佔個房子，利用率還那麼低不合適。你們就分給其他人員住。

房子交了以后，過了好幾年，我才知道，有一個干部提議，這個房子咱們誰都不住，也不要分，還給羅副主任留著，這麼好的干部，我相信將來一定還會回來的。等他回來以后繼續和我們做鄰居，大家同意不同意？之后，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后來外來的干部知道這個空房子的來歷以后，誰都不打這個房子的主意。

一直到1981年我父親去世了，他們知道不可能再回來了，這才把房子給分了，而且還特別叮囑住這個房子的人，一定要愛惜這個房子，羅主任在這裡住了十年，保護得這麼好，一定別毀了。

“這個房子……給羅副主任留著……等他回來以后繼續和我們做鄰居。”多麼朴實的群眾語言，真是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專車

“行”的問題在那個年代也是個大問題，由於公共交通還不像現在這樣方便，小汽車還遠遠沒有進入家庭，各家各戶基本上沒有私家車，因此，誰家擁有“專車”是一種榮耀，是一種標志。專車是出於工作考慮為高級領導干部配置的，按一般思維，專車應該也會給首長家人帶來一些方便。可是，羅舜初將軍是怎麼做的呢？他真正做到了“戀親，但不為親徇私﹔念舊，但不為舊謀利﹔濟親，但不以公濟私”，“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父親的專車也當公車用，除我們家人不許用以外，其他人都可以用。為什麼其他人可以用呢？“因為他們是跟我一起工作的，所以他們可以用。你們不是跟我一起工作的，所以不能用。”我母親就用過一次。那是我父親生病住院，他的一個戰友去看望他，那天，他戰友回去的當天晚上就心梗去世了。我父親知道以后，馬上讓我母親代表他，到這個戰友家去慰問。因為天色已經很晚了，那個戰友家又住得很遠，在香山那邊，坐公交車回不來了，所以就破例用了一次。記得當時我母親用完以后，就給司機說：“根據跑的公裡數交油錢。”司機說：“這點不算什麼。”我母親說：“不行，必須交。”結果交了錢，回來看到收據才算數。

其他人都可以用他的專車，還表現在：誰上下班耽誤了，沒有趕上班車，都可以坐他的車，一開始大家也很不好意思，但是又沒辦法，就跟司機試探，司機就說，沒關系，首長說了可以的。久而久之，大家就習以為常了，誰沒有趕上班車就都坐他的車。坐到車上，父親就跟他們聊天，問一些工作情況、家裡情況等等，所以父親和下面干部的關系都是非常好的、非常融洽的。大家有什麼想法也都找他說，遇到什麼問題也都來跟他講。父親當時是工辦副主任兼科委副主任，兩頭都有職務，說話辦事兒也方便，除了大事協調，小事也協調。有一些干部生孩子，也是用他的車去送。冬天生完孩子出院，也是用他的車接回來。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典型要求，也是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黨的領導干部是公眾人物，要處理好公私關系，做到公私分明，以此律己立行，彰顯品行，方是本色。

聶榮臻元帥在西山軍委辦公地住的時候，碰上禮拜天，讓我父親過去，聶帥就說，你來的時候拐個彎到我家，把我孫女帶過來，我想她了﹔帶去談完之后，你再替我把她送回去。一個元帥把家裡的孫女送過來，在現在看來，算什麼事。可是那個時候就不一樣，如果沒有便車，他就不派專車了。就是有人來，順帶把他孫女帶過來。那個時候，元帥級的人都是這麼做的。所以這個風氣在那個時期真是好得很啊。

上班

科學家是國防科技事業的寶，發揮科學家的聰明才智和工作熱情是行政線領導干部的工作重點。尊重科學家，實際上就是尊重知識尊重科學的體現，而“九三八首長”外號則是羅舜初將軍在工作中尊重科學家的具體體現。

國防科委當時的代號是九三八部隊，因為出差得有個軍人通行証。那個時候國防工辦和國防科委都是保密的，不對外公布。我父親參加外面活動，對外都是以總參謀部的身份參加各類活動。外人問他，你是軍隊哪個部門的，他就說我是總參謀部的。我看過很多香港的刊物，對他離開海軍以后的職務都不清楚，搞不准。后來，機關有的人就給父親起了個外號叫“九三八首長”。就把這個九三八部隊代號扣在他頭上，實際上是在說父親上班時間太特殊了。“九”指的是：早上九點開會，甚至十點才開會。“三”指的是：下午三點才下班。“八”指的是：晚上八點了，你又召集一批人加班，還要工作。就這樣，大家給起了這麼個外號。

記得有一次我給他說：“人家給你起了個外號叫九三八首長，說你安排工作時間不合理，弄得人家中午吃不上飯，晚上下班又下得晚，吃不上晚飯還得跟你加班，太疲勞了。”

父親說：“這個我也知道。”

我說：“那你干嗎不改？”

父親說：“改不了，不好改。”

他接著就給我講了原因。他是個時間觀念非常強的人，是個雷厲風行的人，一點也不拖泥帶水。有時候，我還在聽他打電話，等我過來以后，人就不見了。隻見屋頂上的那個煙霧還在那一圈一圈地轉，我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景，這個我印象特別深。他說他一開始也要求八點半開會，幾次會議以后，發現不行，大家都到不齊，因為他一開會，參加的對象不是軍人，都是科學家（錢學森、朱光亞、陳芳允、王淦昌等），經常遲到。他不愛發脾氣，就問大家到底為什麼總是遲到，挨個地私下聊。了解情況后，知道科學家有的是從很遠的地方騎自行車來的、堵車、有的是夜間工作等等，聊完以后就把開會的時間推遲到九點到十點進行。

開會期間，秘書不准進會議室，秘書隻負責向參會人員發通知，參會人員到齊之后，秘書就站在會場外把門，所有來找父親的人不許進。除總理和聶帥的電話告訴父親以外，任何電話都記錄下來是什麼事兒，誰來的，中間不要叫父親。其他的秘書也都各有各的分工。這樣一開會，十點才正式開始，十二點根本開不完，很多人因此吃不上飯，有的秘書就開始發牢騷。一次、兩次還可以，一年到頭都這樣就有些受不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羅副主任開會。我就問過父親：為什麼到吃飯時間不讓先吃飯，然后再接著開？他說他試過幾次，不行。有一次，一個科學家說得眉飛色舞，結果喝口水的工夫，下午再去開會的時候，讓這個科學家接著說，結果這個科學家抓耳撓腮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散會之后再問這個科學家：上午講得不是挺好，為何下午就沒話了？科學家說，上午因為某君提的一個問題把我那個靈感激發起來了，我要駁倒他就說出來了，后來中午一休息，靈感就都沒有了，上午講的，都是我平時沒想到的，他一挑就把我挑起來了，我就把自己原來的東西都調動起來了，過了一段時間就想不起來了。父親總結經驗，在科學家們發言的時候，不能打斷，如果一打斷，非常寶貴的思路就沒了。所以在會上任何人發言，就隨他講，他講多長就是多長，絕對不打斷，會開到幾點就是幾點。這個外號的“三”字就是這麼給出來了。

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為中國成功研制和試驗第一顆原子彈，為推動中國尖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進程，起到了決策、領導和組織實施的核心作用。周恩來在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過程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已眾所周知，但是，作為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的周恩來日理萬機，他的科技思想和工作方法特別是工作時間，是羅舜初將軍所熟知的，所以羅的上班時間必須要與總理時間相一致。

那個外號“八”是這樣的，周恩來生活工作規律是凌晨四五點睡覺，睡到十點鐘起來吃點東西，起來之后先大便，總理這個廁所一坐就是兩個小時，總理是便秘拉不出來，他秘書趁這個時候就把這五個小時收到的文件按照輕重緩急送給他處理。總理就坐在馬桶上一邊憋一邊批改文件，臨時有事兒就叫秘書讓誰誰來一下，一般這個時候都是讓比較熟悉的人叫到他的第二辦公室辦公。完了以后，到了中午稍微休息一下，大約兩點鐘起來，從這個時候開始到第二天早晨五點鐘，他基本上就是這樣。那麼他這個規律，等他把這些文件批了以后，送到科委機關，就基本上下班了。有些文件是需要急辦的事兒，我父親看了這些文件以后，就趕緊晚上加班來處理。那個時候，二局、五局是搞原子彈、導彈、衛星的，那幾個參謀家裡都裝了電話，那時裝電話是按照級別的，我父親是隨時找他們。其中有一個參謀是搞衛星的，他后來給我說：從科委成立以后到這裡來，一直到我離休，跟著多少副主任工作，我發現在羅副主任主持工作那段時間，我最累，晚上睡覺，都睡不踏實，隨時都得准備醒。有時候，夜裡一兩點鐘來個電話，趕緊醒一醒，派車去接你。這是總理交辦的事情，必須馬上處理。下班也晚，回到家簡單吃點東西，八點鐘的時候，有關的人員也就都到了，所以這“九三八首長”的外號就這樣得出來了。

1981年2月24日，羅舜初將軍因患肺心病在沈陽逝世，終年67歲。3月16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發表了題為《將軍的品德》的長篇文章，並同時發表編者按語，講述和贊揚羅舜初將軍一息尚存想工作、一生廉潔為人民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一滴水折射出太陽的光輝。以上這些點點滴滴的小事，表現了羅舜初將軍優秀共產黨人的高尚品質。筆者此時想起著名詩人臧克家在他的詩歌《有的人》中說的：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羅舜初將軍就是還活在人們心中的那種人。

（來源：《黨史博覽》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