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群眾》的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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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常駐國民黨統治區，並先后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南京局書記。在此期間，他按照黨中央的決定和指示，親自創建和領導《群眾》周刊，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發揮黨刊的輿論陣地和宣傳武器作用。特別是在創刊過程中，周恩來為《群眾》的出版發行唇槍舌劍、反復談判，為《群眾》的辦刊定位具體指導、嘔心瀝血，書寫了一段難忘的歷史記憶。

我們黨創辦《群眾》周刊，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周恩來在國共談判中促成的。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人民的局部抗戰轉化為全民族抗戰。7月17日，周恩來等到廬山，代表中共中央同國民黨蔣介石等談判國共兩黨合作的各項問題。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報刊，就是這次談判內容之一。8月中下旬，周恩來在南京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國統區創辦報刊，隨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籌辦。

籌辦工作從組織辦刊的工作人員開始。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和親自安排下，選調一批干部，成立了報刊籌備處。潘梓年負責全面工作，章漢夫負責編輯工作，錢之光負責經理工作，將精力重點放於《新華日報》的創辦上，兼顧出版《群眾》周刊。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潘梓年、章漢夫、許滌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軍辦事處的錢之光等，從10月開始籌辦《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報紙籌辦工作進展很快，但在《新華日報》申請辦理登記手續的問題上，國民黨當局不斷進行刁難阻撓，借故推諉拖延，遲遲不予辦理。此外，因戰局危急，國民黨決定放棄南京，邵力子打電話給潘梓年，要他們撤到武漢再籌備出版。潘梓年、章漢夫等10月19日奉命離開南京去武漢。

11月下旬，籌備處轉到武漢，繼續籌辦《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國民黨當局仍採取拖延、抵賴和推諉等手法，制造各種借口，阻撓中共黨報黨刊的出版。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籌備處負責人潘梓年和徐邁進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指出：如果不立即讓《新華日報》出版，那就必須讓我們先出版《群眾》周刊。周恩來並為此直接與國民黨中宣部長交涉。在我黨的壓力和據理抗爭下，國民黨當局隻得同意先給《群眾》周刊發出版登記証。1937年12月11日，《群眾》周刊在武漢創刊，與讀者見面。

《群眾》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幟，飄揚在中國的萬裡長空，不僅在武漢及其周圍地區引起轟動，而且在國統區、在全國范圍內甚至在海外都產生巨大影響。當時，國民黨當局官辦報刊抗日宣揚存在很多顧慮，甚至散布悲觀情緒、妥協言論。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群眾》周刊以戰斗的姿態和嶄新的面貌，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抗戰，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奮，增強了中國人民勝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來就在百忙之中為《群眾》周刊撰稿。在創刊一個月內的五期刊物上，他發表的報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目前抗戰形勢與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怎樣進行持久抗戰》。這些文章均產生強烈反響，擴大了《群眾》周刊的影響。

《群眾》周刊出版以后，周恩來曾經找編輯、記者和出版發行工作人員談話，具體指導刊物定位和編輯方針。他明確地指出，《群眾》周刊的編輯方針，同《新華日報》毫無二致，差別就在於《群眾》是黨刊，是理論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出發，幫助廣大讀者理解抗日戰爭的正義性，理解抗日戰爭勝利的必然性。同時，還要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去批判一切不利於抗戰以至破壞抗戰的各種反動謬論。這一重要指示，明確了《群眾》周刊的定位和辦刊思路，把理論底色、紅色基因植入到《群眾》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堅守和發揚。

關於如何把這份黨刊辦好，周恩來也有具體的指導。他要求編輯記者們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著作，還要懂得一些心理學。他不止一次地告訴大家：黨報黨刊的任務，就是要提高讀者的政治思想認識。你要做好這一工作，首先必須了解廣大讀者或一部分讀者的心理狀態，了解他們思想上存在的問題，然后，你才能抓住他們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寫出文章來。這裡的“的”，就是群眾思想中存在的問題﹔這裡的“矢”，就是你們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們的文章就會成為“無的放矢”的空話。此后，他曾反復地強調這一點。

周恩來同志不僅在戰略層面給予《群眾》周刊的明確指示，而且在戰術層面進行具體指導。1938年10月下旬，武漢淪陷以后，《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轉移到重慶出版。在此期間，他經常找黨報黨刊的同志談編輯問題，從報刊的社論、專論，一直到文章的標題，無一不談。他經常告誡同志們：對於材料不足的問題，對於沒有掌握材料的問題，不要隨便發表意見，否則便不是唯物主義者﹔對於掌握了材料的問題，是有必要發表意見的，但是，必須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問題，今天說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問題隻說八分當然不夠，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還可以補充，這就很主動。如果不是這樣，把話說絕了，一旦情況証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會使自己在斗爭中陷於極其被動的地位，使黨也陷於極其被動的地位。今天我們回過頭來重讀這一觀點，仍然能感受到周恩來對辦刊技藝的嫻熟掌握，深刻體會到他對《群眾》周刊的良苦用心。

除了關心和親自過問刊物的宣傳，周恩來還十分關心《群眾》周刊工作人員的教育和培養。在政治素質方面，他及時向大家傳達黨中央的決定和指示、做政治報告、上黨課、講黨史。他教育大家要努力學習理論，牢固地樹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有堅持抗戰到底和革命到底的決心，增強革命意志、保持革命氣節。在業務能力方面，他提出編輯記者都要既能寫社論、專論，又能編新聞、通訊，既做編輯、記者工作，又要學會排字、印刷等各種本領，成為適應工作需要的“多面手”。同時，還提醒大家要按照自己的專長，向專業方面努力學習，刻苦鑽研，不斷發展。這些細致入微的指導關懷，是對辦刊規律的深刻認知和科學總結，歷久而彌新，對今天辦刊依然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周恩來對《群眾》周刊的領導、關心和培育，給我們留下了無比珍貴的精神財富，是進一步辦好《群眾》雜志的思想之源、力量之源。今天的我們，更要牢記周恩來同志的諄諄教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不渝地繼承和發揚《群眾》周刊的光榮革命傳統，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把這個思想理論陣地堅守好、建設好、發展好，把中央精神、省委部署宣傳好、解讀好、落實好，努力讓《群眾》雜志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綻放奪目光輝。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