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故事

　　位於上海市長寧區愚園路1376弄34號（原享昌裡418號）的《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是一幢新式裡弄住宅，佔地面積75平方米，建筑面積224平方米，如今已成為長寧區革命文物陳列館。

　　大革命失敗之后，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停刊。黨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后，中央機關遷往上海，決定成立中央機關報編輯委員會，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定名《布爾塞維克》（《布爾什維克》），由瞿秋白、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五人組成編輯委員會，瞿秋白任編輯委員會主任兼總編輯，鄭超麟從事編輯部的具體工作。中共中央委員都有參加編輯和投稿的義務。

　　當時，《布爾塞維克》編輯部所在地不僅僅是黨中央黨刊編輯機關，中共中央宣傳部亦在此處辦公，這裡還是黨中央領導同志的革命活動場所。《布爾塞維克》從1927年10月24日創刊至1932年7月停刊，共編輯出版了5卷52期，其中，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編輯部在此處辦公，編輯出版了31期，佔全部期刊的三分之二。

　　上海當時處於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統治下，《布爾塞維克》一直秘密出版發行。原定為周刊，后因種種原因逐步改為半月刊、月刊和雙月刊。1928年2月以后，經常不能按時出版，中間曾有幾次休刊，最長一次達8個月。為避免特務密探的迫害與檢查，從1929年1月第二卷第三期開始，不再用“布爾塞維克”的字樣，封面上曾先后印著《中央半月刊》《新時代國語教授書》《虹》等刊頭﹔借用過“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商務印書館”等單位名稱出版印行﹔還曾以顧康伯、錢玄同等知名學者之名為編著者。

　　《布爾塞維克》創刊之際，正值寧漢之爭、軍閥混戰之期，而每次混戰雙方都爭著宣布對方是反革命，自己是“為了革命，為了工農”。瞿秋白為《布爾塞維克》創刊號撰寫的社論《反對南京、武漢的軍閥斗爭》和論文《民眾的革命戰爭反對所謂北伐》一針見血地揭露了這種軍閥戰爭的實質，明確指出所謂國民黨是純軍閥的別名，國民黨旗幟下南京政府和武漢政府都是“一樣的賣國”“一樣的屠殺壓迫工農”，他們之間進行的戰爭，無論哪一方取勝，其結果隻能是“大多數民眾愈加要受壓迫，兵士群眾枉然的做炮灰……都只是加重對於工農的剝削和壓迫”。

　　國民黨新軍閥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則實行極端殘忍的屠殺政策。對此，《布爾塞維克》發表了《慘無人道之中國白色恐怖》《從吳佩孚到國民黨的殺人政策——一九二八年的二七紀念》等系列文章，憤怒聲討蔣介石的慘無人道的法西斯罪行，揭露國民黨依靠白色恐怖來維持統治，不過是帝國主義封建軍閥一貫伎倆。此外，《布爾塞維克》還專門開辟了“我們的死者”專欄，對革命烈士表示深切哀悼，介紹烈士英雄業績，教育鼓舞后人，繼承烈士們的遺志，將革命進行到底。

　　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屠殺使中國共產黨人懂得了掌握軍隊，實行武裝斗爭對於中國革命的特殊重要性，決定用武裝起義來回答國民黨的屠殺政策，以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為此，各地黨組織先后在江西、湖南、福建等省，領導上百次工農武裝暴動，開辟“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新局面，《布爾塞維克》及時報道工農武裝暴動經過，以及工農紅軍建立革命政權、開展土地斗爭的情況，發表研究斗爭策略的文章。

　　對於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以及向井岡山進軍，建立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布爾塞維克》也予以充分肯定。在第1卷第25期的《湘南、湘東、贛西革命勢力之擴展》一文中，贊揚了毛澤東在井岡山地區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深入開展土地革命的情況，同時還報道了朱德率領南昌起義的一部分力量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稱頌井岡山會師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與發展，使革命“勢力所及之地”“敵人都不敢正視”。文章還詳細介紹了井岡山根據地分配土地的方法，稱贊井岡山根據地深入開展土地革命使廣大農民分到了土地，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了解放，因而有些農民說：“這樣，要共產黨真萬歲才好！”

　　在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的艱難環境下，《布爾塞維克》及時傳達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許多重要決議、指示，所刊內容涉及廣泛，闡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和策略，宣傳開展武裝斗爭，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的正確理論，在中國革命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同時，它還保存了黨在一段時期內的大量歷史文獻，記錄了黨領導人民在實際斗爭中的革命事實，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作者鐘憲章系遼寧省委黨校黨建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