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滇緬路——南僑機工回國抗戰紀事 

滇緬公路最險的一段。

南僑機工駕駛大貨車行駛在滇緬公路上。

馬來西亞最后一位南僑機工李亞留剛剛去世。

今年5月3日，南洋華僑李亞留老人在馬來西亞沙撈越的家中溘然長逝。這位享年100歲的世紀老人，是海外最后一位曾經回國參加抗戰的南僑機工。

1939年，抗戰進入最黑暗的時刻，中國所有的國際通道幾乎都被日軍封鎖，隻有僻處大西南的滇緬公路仍然暢通，幾乎所有的援華物資和軍火都依賴這條“抗戰生命線”輸送。然而，面對繁重的運輸任務，中國卻缺乏足夠的司機和汽修人員。

此時，3200多名東南亞各國華人子弟響應愛國僑領陳嘉庚的號召，毅然拋卻南洋舒適的生活環境，辭別親人，踏上回國抗戰之路。他們組成的“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彌補了滇緬交通大動脈上司機和汽修人員的緊缺。

他們被稱為“南僑機工”，他們為中華民族付出的血與淚，值得每一個中華兒女銘記。

抗戰生命線

1938年秋，南洋著名僑領陳嘉庚收到昆明西南運輸處主任宋子良的來電。宋子良希望陳嘉庚在南洋招募華僑機工回國效力，參與到搶運戰略物資的隊伍中來。

1937年7月7日，日軍悍然發動“盧溝橋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在大戰之初，日軍曾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然而僅僅在上海淞滬戰場，他們就苦苦打了三個月。此后的一年，經過徐州會戰、台兒庄會戰，日軍雖然屢屢得手，但是中國軍民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他們始料未及的。

就在日本陸軍肆虐中國大地的同時，日本海軍也蠢蠢欲動。1938年9月5日，也就是武漢會戰期間，日本軍部發表“遮斷航行”的宣言，日本海軍宣布要封鎖中國全部海岸線。

對南僑機工這段歷史有深入研究的雲南師范大學副教授夏玉清告訴記者，早在全面侵華開始之前，日軍就已經制訂了利用海上優勢封鎖中國、斷絕中國與外部聯絡的戰略構想。

這一點，國民政府也心知肚明。1936年，國民政府在籌備抗戰報告中寫道：“日本必以海軍封鎖中國海岸，使武器與各種需品不得輸入，以斷中國之外援，及中國海軍，現有名無實，參照情況判斷即可知矣……至封鎖中國海岸，僅用其防御部隊（即其第三艦隊）之一部，即可達其目的”。

這話雖然說得有些喪氣，但也是事實。1937年，日本海軍噸位在76萬噸以上。雙方若想在海上一較高下，中國海軍的實力至少須是日軍的七成，可當時中國海軍共有艦艇53艘，噸位僅為6萬噸。

在日本軍部發出“封鎖全部海岸線”的宣言之前，中國沿海港口已經損失大半。1938年1月起，青島、崇明島、廈門、連雲港相繼失守。武漢會戰期間，為了切斷中國的香港—廣州—武漢這條補給線，日軍將矛頭對准了廣州。

1938年10月，日軍佔領廣州﹔4個月后，海口失守。至此，中國東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全都落入了日軍的控制中，中國最重要的軍事武器運輸補給線完全中斷。

東南沿海補給線被切斷，對中國戰局十分不利。當時，抗日已經進入相持階段。若想堅持抗戰，除了要依靠中國軍人英勇作戰，及時補充物資和武器至為重要。

廣州淪陷前，經粵漢鐵路運送的部隊達200萬人，軍用品54萬多噸。日軍佔領廣州后，這條交通線完全斷絕，開辟陸路國際運輸通道是唯一出路。

國民政府的陸上運輸通道原本有3條。西北方向，經蘭州至新疆迪化進入蘇聯﹔西南方向，經廣西南寧到越南，或經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戍，再到緬甸仰光。

西北線由於路途太遠，始終沒有發揮太大作用。英美等國全部依靠西南運輸線向中國輸送戰略物資。為此，國民黨當局特意成立了西南運輸處。

擺在西南運輸處面前最大的問題是缺車和缺少會開車的人。據統計，1936年中國貨車數量最多的廣州，僅有800多輛，其他省份更是少得可憐。車少，會開車的司機更少。即便是馬上著手培訓，要想在路況極差的滇緬公路上熟練駕駛大貨車，沒有半年也出不了師。

1938年底，滯留在中緬邊境遮放、芒市等地的貨物已逾6000噸。為了解決缺乏司機和汽修人員的問題，西南運輸處找到了陳嘉庚。

陳嘉庚是福建同安集美人，1890年下南洋闖世界。到1925年，他已經成為華僑中當之無愧的“橡膠大王”，業務輻射五大洲，資產達1200萬元新幣。陳嘉庚不但富有經營頭腦，而且極熱心慈善事業，著名的廈門大學就是他一手創辦起來的。

夏玉清告訴記者，南洋華僑原本幫派林立，彼此之間也有矛盾，隻有陳嘉庚稱得上是南洋800萬僑胞唯一公認的領袖。陳嘉庚收到宋子良的求助電報后，立即行動起來。

1938年10月10日，來自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等地的168名華僑代表，在新加坡成立了“南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被推舉為南僑總會主席。

南僑總會的主要工作便是招募南洋各地汽車司機和汽車修理工，回國參加搶運作戰物資的工作。

“華僑統統有”

1939年2月，南洋各大報紙刊登了南僑總會招募華僑機工的《通告》。從《通告》內容看，招募條件還是很嚴格的。首先，要求機工熟悉駕駛技術，並持有當地政府發的駕駛執照。第二，招募機工要求是20至40歲之間的年輕人，並要通曉中國語言文字，無不良嗜好。第三，凡應征者，必須有當地人或者商店介紹，“知其確有愛國志願方可”。

夏玉清告訴記者，當時南洋情況非常復雜，日本人和汪精衛的人都在拉攏華僑，因此政治上可靠非常重要。

《通告》發出后在南洋華僑中掀起了一股回國抗日、報效祖國的熱潮。

上世紀80年代，南僑機工蔡漢良經人介紹找到在華僑大學教書的林少川。當蔡漢良表示自己是應陳嘉庚號召回國抗戰的南僑機工中的一員時，林少川有些吃驚。林少川告訴記者，他雖然教的是“華僑史”課，但是從未接觸過南僑機工，對這段歷史也所知甚少。

蔡漢良成為林少川接觸的第一名南僑機工。后來，在陳嘉庚侄子陳共存先生的支持下，林少川跑遍了西南幾省，訪問了許多南僑機工，留下了一批珍貴的口述歷史資料。

1939年8月，泰國華僑蔡漢良看到招募機工的《通告》，覺得自己既會駕駛，又會修車，而且內心充滿了報國熱情，符合《通告》中的一切條件。為了怕家人反對，蔡漢良趕到幾百裡外的董裡什呈籌賑會報名。沒想到，他中途撞見叔父的好朋友王聯輝。為了挽留蔡漢良，王聯輝甚至要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並要將自己名下的16輛車送給蔡漢良，讓他開一間客運公司，可這一切都無法阻擋蔡漢良報名回國的決心。他謝絕了王聯輝的好意，毅然踏上回國之路。

剛剛結婚不久的劉瑞齊報名后，與同伴們一起剃了個光頭。當妻子看到他的大光頭時敏感地問：“莫非你也想回國？”為了第二天能夠順利啟程，劉瑞齊向妻子撒了謊，說剃光頭只是為了方便敷藥。當天夜裡，劉瑞齊給妻子留下一封書信，悄悄上路。誰知道，這一別竟成永訣，他離開不久，妻子便憂郁成疾，撒手人寰了。

林少川說，在南僑機工群體中，像蔡漢良、劉瑞齊這樣，瞞著家人不辭而別的例子比比皆是。最令人驚訝的是，還有四名女性女扮男裝參加到南僑機工的隊伍中。其中一名叫白雪嬌的女教師，在辭別父母的信中寫道：

走之前，我是難過極了，在每分鐘內，我的心裡起著數次矛盾沖突。家是我所戀的，雙親弟妹是我所愛的，但是破碎的祖國，更是我所懷念熱愛的。所以雖然幾次的猶豫、躊躇，到底我還是懷著悲傷的情緒，含著心酸的眼淚踏上征途了……雖然在救國建國的大事業中，我的力量簡直夠不上滄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匯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后來，這封家書被刊登在馬來亞《光華日報》上，鼓舞了許多愛國華僑。

1939年2月18日下午3點，第一批南僑機工服務團80人從新加坡乘船出發，返回祖國。臨行那天，新加坡碼頭上人山人海，街道上橫幅招展。送行的人們將帽子擲向空中，場面熱鬧非凡。由於送行的人太多，碼頭上的木橋都被擠塌了。

據統計，1939年2月至10月間，共有3192名南僑機工分9批回到祖國，奔赴抗戰前線。

當時，在南僑機工中流行著一句口號“華僑統統有”，意思是為了抵御日寇侵略，華僑都走到一起來。后來，隻要一說起這句口號，他們就知道彼此是南僑機工。

不愉快的初遇

滿懷報國熱情的南僑機工回到祖國后，並沒有立即投入到軍事運輸的工作中，而是被送入西南運輸處運輸人員訓練所受訓。

訓練所設在昆華師范學校內，場地狹窄，條件簡陋，沒有專門的食堂，也沒有專門的教室。幾千名機工擠在一處，不得不自辦伙食。機工們脫去西服，換上軍裝﹔剪掉油光可鑒的分頭，每人剃了一個大光頭，與剛抵達昆明時判若兩人。

訓練所教育長張炎元這樣描述機工們的生活：“早粥時間，沒有旁的菜，隻有腌菜，白蘿卜之類，大家胃口都不壞，起碼三大碗稀飯到肚。吃快些的，有吃上五六碗的，菜吃完了，隻好啜白粥。”

訓練科目分軍事、政治和技術。南僑機工雖然都是駕駛技術精湛的專業人士，但是雲南多為山地，剛剛修通的滇緬公路路況奇差，與南洋的環境天差地別，進行一些山地行車訓練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過，對於軍事訓練南僑機工們就不那麼認同了。到了訓練所后，機工們穿上統一的軍裝，吃飯時一聲哨響就得舉筷猛吃，幾分鐘后哨子再次響起，沒吃完的也得把筷子放下。見到長官要讓道、立正、舉手、注目、禮畢。每天早上出操一個小時，立正、稍息、跑步、敬禮、臥倒……完全像訓練新兵一樣。

許多南僑機工自幼生長在南洋，不少人家境優渥，習慣了自由自在的生活。甫一進入訓練所，這種軍事化管理的模式讓他們很難適應。

其實不只是機工們不太理解，就連陳嘉庚本人也對這套軍事化管理頗有微詞。1940年秋，他回國考察期間，一次，一位曾在新加坡做醫生的機工見到陳嘉庚等人立刻舉手立正行禮。過了一會兒，見到別人到來，他又鄭重其事地舉手立正行禮。

當時，陳嘉庚便感到十分不自在：“此種繁文縟節，為在洋及回國后未曾見。延安無階級固勿論，便是重慶及各省縣亦未見過。豈西南運輸處在昆明所特有者乎？”

在西南運輸處籌建訓練所之初，對於要不要搞軍訓也有過爭論。西南運輸處秘書馮君銳認為，司機不是兵，培訓應該主要集中在山地開車方面，沒必要搞列隊、集合、行進之類的軍事訓練。馮君銳回憶，開會的時候大家都表示同意，但是事后副總隊長薛文蔚還是像訓練新兵一樣訓練機工們。

這樣一來，初來乍到的機工表現出嚴重的水土不服，一方面不適應訓練所的訓練模式，另一方面與昆明當地軍民也多有摩擦。

鬧得最凶的一次是1939年四五月份，由於語言不通和買賣糾紛，機工們在雲南有名的雲津市場跟商販和軍警大打出手，機工們甚至搶了軍警的槍械。訓練所對此非常頭疼，於是決定讓機工們改為每周一放假，減少市面擁擠，避免糾紛。

滇緬路

經過兩個月不太和諧的訓練，南僑機工終於要上路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條無比艱險的道路——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東起雲南昆明，西經畹町，直通緬甸境內的臘戌公路線，全長1146公裡。

七七事變之前，雲南省主席龍雲就曾預言，一旦中日之戰全面爆發，日軍必然會斷絕我國東南港口。那時候聯通外部、輸送物資的唯一出口隻有滇緬一線，因此應該趕緊著手修建滇緬公路。

1937年11月，戰火已燒到華東，國民政府連忙委托雲南省政府修筑滇緬公路。滇緬公路穿越橫斷山脈、怒山、高黎貢山三座大山，跨過怒江、瀾滄江、漾濞江三條大河，山高水急，坡陡路彎，修建難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機械化程度極低的80年前，雲南彝、白、傣、苗、漢等十個民族的15萬民工，愣是肩挑手扛，用最原始的方式在短短8個月時間，將滇緬公路修建完成。當年英國《泰晤士報》連續三天報道了滇緬公路修通的情況，並稱：“隻有中國人才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做到。”

滇緬公路雖然通車了，但非常簡陋，路面基本上是用碎石鋪就，經常塌方。

后來，滇緬公路管理局局長譚伯英在《血路》一書中寫道：

惠通橋兩岸崇山峻嶺，盤旋曲折，令人望而生畏，狹窄難行，道路彎多陡峭，雨季時路滑難行，隨時有翻車的危險。路基鬆軟，有些路段狹窄，特別是雨季道路難行，“一雨便成冬”。滇緬路頻繁塌方，給汽車行駛運輸帶來巨大的困難。

譚伯英甚至直言不諱地說，滇緬公路根本算不上是一條公路，充其量隻能算馬路，而事實上連騾馬也不願意走。

南僑機工被分為17個大隊，他們駕駛著3000多輛大卡車，日夜兼程地行駛在這條連騾馬也不願意走的路上。車隊裝上貨物從緬甸臘戍出發，開往終點雲南昆明，全程一般要走6天以上。司機們白天開車，晚上在駕駛室裡睡覺。由於他們大多開的是道奇汽車，所以許多機工幽默地稱之為“道奇旅館”。

在滇緬公路上行駛困難重重。

上世紀80年代，南僑機工李榮竹向林少川回憶，滇緬公路上崇山峻嶺，迂回重疊。車隊盤旋上山，一邊是懸崖峭壁，一邊是深谷大川。沿途坡陡彎急，驚心動魄，車毀人亡的慘劇隨時都會發生。為了避免翻車，機工們想了許多辦法。如果上下陡坡又遇到急轉彎的窄路，他們就在急轉彎的地方鋪一塊木板，前輪開過之后，后面靠外的輪子正好可以從木板上軋過，這樣就可以避免后輪懸空而翻入山谷了。

即便想盡辦法，滇緬公路上的翻車事故還是層出不窮。據夏玉清統計，僅1939年4月至11月間，因車輛故障、山路崎嶇、雨天路滑發生的翻車事故就達24起。華僑機工殉職情況表上，事故原因一欄經常會出現“覆車”兩字。

1940年夏，南僑機工林樹容接到一項特殊的任務——將一位犧牲機工的遺體運回隊部，此人正是與林樹容同一批回國服務的新加坡機工吳世光。

傍晚時分，他來到吳世光翻車的事故現場。吳世光的遺體已經被人從山谷中吊上來停在路旁。隻有21歲的林樹容，在南洋從沒接觸過死人，現在讓他獨自一個人去運尸體，他心裡未免有點膽怯。可是，當他看到吳世光的遺體，想起平時的情誼，一下子忘記了害怕。他用毛毯把吳世光的遺體包裹好，抬上卡車。偏巧路上車子又拋錨了。三更半夜，林樹容一個人被困在車中，一邊是懸崖絕壁，一邊是萬丈深淵，他害怕極了。他暗自禱告戰友的英靈為自己壯膽。

上世紀80年代，獨自尋訪健在南僑機工的林少川，經常要一個人穿梭於西南邊陲小城。每當他害怕時，他都會想到林樹容一個人向戰友英靈禱告的場景。他對記者說：“這樣一想真的可以壯膽哦。”

在滇緬路上，南僑機工不僅要面對車禍的危險，還要面對另一個無形殺手——瘧疾。雲南山區自古就流行著一句俗語：“要過瘴瘧壩，先把老婆嫁”。在當時缺醫少藥的情況下，如果得了瘧疾幾乎可以說是九死一生。

機工許志光曾這樣回憶，他被“瘧疾蚊”咬叮患上“打擺子”，發冷時即便蓋上重被、裹著毛毯也無濟於事。幸虧機工戰友獻出印尼籌賑會送來的“金雞納霜”，才轉危為安。

據統計，僅1940年在臘戍醫院就醫的南僑機工就達百人以上。南僑總會特派員劉牡丹在報告中寫道：“機工、司機，患惡性瘧疾者比比皆是，在是處服務之華僑機工皆現面色清瘦，鳩形鵠臉，體格健康損失過半。”

有人說，1939年至1942年，南僑機工共搶運了50萬噸軍需物資。研究過相關檔案的夏玉清告訴記者，檔案中並沒有確切記錄過南僑機工搶運物資的數量，也許比這個數字還要大。

1940年，日本在研究中國軍力變化的數據后發現，經過幾年的戰爭，中國軍力反而比1938年增強了，其中步槍增加到150萬支，輕機槍6萬多挺，其他火炮2650門。這顯然與滇緬路上日夜奔馳的南僑機工密不可分。

1940年日軍佔領越南后，成立了“滇緬公路切斷委員會”。從1940年10月起，在不到6個月的時間裡，日軍共出動飛機400多架次，對滇緬公路狂轟濫炸。南僑機工們處在了戰火的最前沿。

白天遇到敵機轟炸，機工們利用地形將貨車隱藏起來，夜裡再關著燈摸黑行駛。

1941年1月，日軍轟炸機炸斷了滇緬公路上重要的交通要沖——功果橋。為此，東京電台得意地宣稱：“滇緬公路已斷，三個月內無通車希望。”

當時，運載物資從保山返回下關的王亞六剛好目睹了。功果橋的鐵索橋和吊板被炸成兩截，橋兩邊好幾百輛車子無法通行，堵得水泄不通。為了盡快搶通功果橋，機工們紛紛出謀劃策。他們根據浮力原理，將幾百隻空汽油桶用鐵鏈連起來，然后鋪上木板。經過10個小時的奮戰，一座長達300米的臨時浮橋做成。功果橋被炸斷10個小時后，堵在橋兩岸的大貨車通過浮橋安然駛過。

陳嘉庚回國調研

1939年3月，擅長駕駛的新加坡華僑銀行職員吳再春辭別父母妻子，跟隨第三批南僑機工隊回國效力。沒想到，僅僅4個月后，吳再春竟然被凍死在自己的駕駛室裡。

據僑務委員會和西南運輸處等部門為吳再春豎立的紀念碑碑文記載，1939年7月16日，吳再春行駛到龍陵附近，汽車拋錨。這時天降大雨，氣溫驟降。吳再春怕車上物資丟失，寸步不離自己的汽車。直到戰友路過才發現，衣著單薄的吳再春已經犧牲了。

南僑機工回國不到3個月，就發生這種惡性事件，簡直駭人聽聞。其實，自從第一批機工回國，“機工苦寒”就一直是南洋社會關注的問題。

在招募協定中明確規定，南洋總會負責機工的招募和路費，而西南運輸處則要負責機工的“衣食住醫”等。陳嘉庚在招募公告中特意提到：“南洋地居熱帶，衣服簡單，庚以政府既有充分供給，遂亦未為機工置辦棉衣”。

可是，當機工們到昆明訓練所時卻發現，西南運輸處根本沒為他們准備棉衣。1939年3月15日，檳城機工致函檳城籌賑分會，請求僑胞為他們捐贈可以御寒的棉衣和軍毯，並頗可憐地表明：“物雖稍殘破即可，隻求有衣可以御寒。”

此后，南洋各地籌賑會紛紛接到機工們的求助信。很快，機工缺少棉衣挨凍受寒的消息就傳到陳嘉庚耳中。4月底，他致函西南運輸處，希望盡快解決昆明數千機工受凍的問題。

運輸人員訓練所所長張炎元矢口否認。他回信說，機工們在昆明得到政府的厚待，政府“能辦到無不勉勵”，倒是機工中“為非不逞之徒，故意淆亂分子，張大其詞”。

對於張炎元的回信，陳嘉庚起初深信不疑。他認為，“機工程度不同，不可盡信”。當時，機工招募還在進行中，為了不影響招募工作，他將這件事壓了下來。

直到發生吳再春被凍死的惡性事件，陳嘉庚才感到事態嚴重。8月，他派劉牡丹偕同兩位《南洋日報》的記者到國內考察機工真實的生存狀況。

劉牡丹一行人從緬甸仰光出發，沿著滇緬公路一路向昆明進發。南僑機工們惡劣的生活條件時刻震撼著他們。

一個月后，劉牡丹在給陳嘉庚的報告中寫道：“（南洋機工）大半受寒凍，疾病且有死者，醫院缺乏，缺乏宿舍，穢惡無人清理，卡車晚間不如宿民家，車壞無修具隨車，荒山僻野，困守數日覓修無門。”

陳嘉庚看到劉牡丹的報告后心急如焚，立刻動員南洋華僑社會為機工們購買藥品、膠鞋、棉衣和蚊帳。但是幾個月后當他親自到滇緬線考察時，發現這些物資大部分都沒送到機工手中。

1940年3月，陳嘉庚決定親自去國內慰勞南僑機工。陪同他一起回國慰勞的庄明理回憶，在滇緬公路上，每次遇到道路轉彎太急，路面太狹窄，或是凹凸不平之處，陳嘉庚都會下車查看，並一一記錄下來。他還跟兩位隨行的工程師商議，全路應設七八個中途休息站，並在各休息站建立宿舍、食堂、停車場和修理站。

一行人經過一個小鎮，聽說一位機工被運輸處關在“黑房”中已有3日。陳嘉庚親自去探望，隻見這位機工隻穿了一件單衣，禁閉室內沒有被褥，他隻能睡在地板上。

陪同陳嘉庚一同考察的庄明理回憶，見此情景，陳嘉庚不禁落淚，立即拿出五十元給這名機工買衣服。陳嘉庚感慨地說：“我號召人家回國服務，想不到有此令人痛心的事。”

多年以后，蔡漢良告訴林少川，他曾被保山第二大隊推選為代表當面向陳嘉庚匯報情況。蔡漢良告訴陳嘉庚，南僑總會向每個華僑機工贈送的蚊帳、毛毯、工作服等9件物品，被國民黨貪官污吏克扣了，最后送到機工手上的隻有兩三件小東西，有的機工甚至一件東西也沒領到。

到重慶后，陳嘉庚對國民黨的腐敗有了更直觀的認識。為了巴結他這位“大金主”，國民黨當局專門撥了8萬元，用作歡迎經費。面對大大小小的宴會，陳嘉庚陣陣心寒，沒想到海外華僑捐出的血汗錢都被國民黨后方的貪官污吏“吃”掉了。他當即在重慶各大報紙上刊登啟事：

聞政府籌備巨費招待慰勞團，余實深感謝。然慰勞團一切用費已充分帶來，不欲消耗政府或民眾招待之費……在此抗戰中艱難困苦時期，尤當極力節省無謂應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礙工作。希望政府及社會原諒!

當蔣介石得知陳嘉庚離開重慶后還要去延安訪問，頗不滿意。他向陳嘉庚大罵共產黨，並暗示他不要去延安。陳嘉庚不卑不亢地說：“我的職責是代表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凡是交通沒有阻礙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親自去看看，以盡我的責任，回海外也好據實向華僑報告。”

蔣介石見陳嘉庚堅持要去延安，不便強行阻攔得罪這個“大財主”，隻好陰陽怪氣地說：“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產黨的欺騙。”

然而在延安的每一天都深深觸動著陳嘉庚，他見識到了一個朝氣蓬勃、上下同心的社會。后來陳嘉庚與國民黨政權漸行漸遠，正是始於這次考察中的所見所聞。

遣散機工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此后的半年，國際戰局急轉直下。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1942年1月30日，日軍佔領馬來亞全境﹔2月15日新加坡守軍投降﹔3月9日，日軍佔領印尼群島﹔4月下旬日軍佔領滇緬公路的起點緬北重鎮臘戍，5月3日日軍侵入雲南境內的畹町﹔5月5日日軍向滇緬公路的咽喉惠通橋襲來。

為了阻止日軍前進的腳步，中國軍隊唯一的方法隻有炸掉惠通橋，切斷滇緬公路。隨車隊從畹町撤往昆明的鄭天賜和同伴見証了這慘烈的一幕。

5月5日上午，鄭天賜一行從臘勐盤旋下山，臨近惠通橋時，要炸橋阻敵的消息已經傳開了。大家爭相超車，有時幾輛車擠在一起，進退兩難。惠通橋上人擁車擠，走走停停。

9點鐘，聽說日軍攻佔了臘勐，要過橋的人流和車輛更是瘋狂地往前擠。此時，一輛大車被日軍炮彈擊中，在路中間燃燒起來，通往惠通橋的公路更加擁堵了。鄭天賜的車子在惠通橋以西幾百米的地方停下，寸步難行。他看到橋頭有兩名中國士兵正一邊往橋板上擺炸彈，一邊調試手搖發電機接線，准備隨時引爆。一名守橋士兵手持小旗，催促過橋的人們趕緊往橋對岸跑。

就在難民們瘋狂地往橋上狂奔時，混在人流和車流中的日軍便衣向人群中開槍。終於到了生死時刻，雖然中國軍隊想讓盡量多的難民通過惠通橋，但是面對洶洶而來的日軍，他們隻得選擇炸橋。

“轟隆”一聲巨響，整座惠通橋墜入江中，橋上的汽車、難民全都掉入滾滾奔流的怒江之中。那一天，有多少人葬身怒江沒人知道。

尚未來得及上橋的鄭天賜和同伴親眼目睹了這幕慘劇，他們顧不上悲痛，連忙離開駕駛室躲進了山林。

天黑以后，鄭天賜和同伴趁夜色溜到自己的卡車旁邊。他們撬下汽車輪胎，三人合抱著一隻“救生圈”跳入怒江。怒江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水下還有無數激流漩渦。三個機工凍得渾身發抖，在江中漂了近一個小時才上岸。

像鄭天賜這樣逃出虎口的畢竟是少數，更多沒來得及過橋的南僑機工與無數中緬難民一起慘死在日軍的屠刀下。

然而，從惠通橋生死線上逃回昆明的南僑機工，並沒有得到國民黨當局的優待。經過幾年炮火的洗禮，3000多名南僑機工中，犧牲和失蹤者超過千人，被分配到黔、貴、川等地繼續工作的二三百人，被盟軍招募到印度搶運援華物資的二百多人，其他人大部分滯留在昆明。此時，國民黨交通運輸局竟然要遣散南僑機工。

南僑機工在雲南舉目無親，又無法返回故鄉，一時間面臨流離失所的境遇。在南僑總會的抗爭下，交通運輸局在昆明石堂山為機工們開設了一個“汽車駕駛人員整訓所”。

整訓所裡的日子分外難熬。機工們每天早上跑步，下午出操，不發工資，也不發零用錢。吃的是不見油水的“老媽媽湯”，住的是茅屋陋室。許多機工忍受不了這種苛刻的待遇，陸續離開，自謀生路。有的漂泊到滇西一帶做小買賣，有的當雜役小工，還有一些人淪為乞丐沿街乞討。

1942年12月15日的《新華日報》寫道：

直到現在漂泊在雲南等省的華僑機工，也還有不少，他們始而傾囊以食，繼而典賣衣物，以求一飽。現在已是手持僑胞登記証沿門乞食了！他們在不願為而不得不為乞食時，感受了最深切的痛苦……大家聽到歸國僑胞的這種淒慘悲憤的景象，除了同情，除了呼吁解決，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南僑機工們的悲慘處境引起了南洋華僑社會的關注。1943年12月，南洋僑領侯西反發起了“雲南華僑互助會”。互助會成立后，753名失業機工和眷屬衣食有了著落，被現實打擊得冰冷的心，終於又得到些許溫暖。

復員

1945年8月10日深夜，日本政府發出《請降照會》的電訊傳到昆明。昆明各大報紙連夜用特大字號印發“號外”，在街頭免費散發。昆明城沸騰了。市民們爭相傳閱，奔走相告，勝利的消息瞬間傳遍全城。街頭巷尾，響起了慶祝勝利的鞭炮。據《大公報》報道，8月10日至8月16日昆明的棉紗、黃金、外幣價格下跌50%，各大商家也都搞起了勝利大減價活動。

奮戰在抗戰第一線的南僑機工們喜上眉梢，他們終於可以回到闊別6年的南洋，與父母妻子團聚了。然而，機工們很快發現，現實並不像他們想象的那麼簡單。

有鑒於國民政府曾經有過“遣散機工”的惡政，抗戰剛一勝利，南僑總會常駐滇緬公路代表庄明理就向國民政府提出了“八項要求”，其中包括辦理南僑機工總登記，發放獎金，發放服務証明書，與英國政府研究機工南返手續等。

國民政府僑務部門、交通部、救濟善后總署等部門研究后，一致認為南僑總會提的要求極為合理，然而直到1945年底，他們也沒拿出具體實施方案。盼望與家人團聚的南僑機工心急如焚。

事實上，國民政府根本沒心思管機工復員的事。此時，他們已經單方面撕毀了《雙十協定》，正忙著調兵遣將准備圍剿共產黨。

1946年1月，南僑機工的登記工作總算開始了。據統計，共有1100名南僑機工登記，其中90%來自馬來亞（包括新加坡）。

雲南師范大學副教授夏玉清告訴記者，戰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也是阻礙南僑機工返回故鄉的一個因素。戰后，英法等國企圖在東南亞重建戰前的殖民體系。因此，東南亞各國都對移民入境加以限制，其中馬來亞的入境政策最為苛刻。英屬馬來亞不僅限制南僑機工的入境名額，而且規定南僑機工必須要提供居留証明、居住經歷和居住時間等。

經過南僑總會和華僑互助會的努力，1946年秋，拖延了一年多的機工復員問題，終於見到了曙光。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發出通告，根據機工登記名冊，行政院核准發給每位機工200美元獎金和一張獎狀。

上世紀80年代，蔡漢良仍然珍藏著這張獎狀。獎狀上寫著：

華僑機工蔡漢良，熱心愛國，敵愾同仇，抗戰軍興，應募服務，前后七載，備至勤勞，應予嘉獎，此狀。

這不但是他身份的証明，也是祖國對他拋家舍業、投身抗戰的認可。

1946年10月28日，第一批421名機工終於登上了從昆明西站開往廣州的列車。昆明的老百姓對南僑機工抱有深深的謝意，各界人士在昆明西站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大會。前來送行的人們擠滿了車站，大會向每一位榮歸的南僑機工贈送了一枚“南僑機工復員紀念章”。

榮歸的機工們從廣州轉道香港，再前往南洋各地。11月24日，懸挂“中華民族之光”“國之干城”“勝利榮歸”等橫幅和彩旗的豐慶輪緩緩駛出香港碼頭。

當年，3000多名南僑機工分9批回到祖國，加入到抗日戰爭的洪流當中。而今，返回南洋的隻有三分之一。除了1000多名機工犧牲外，還有1000多人因為各種原因留在了祖國。

第三批復員的蔡漢良本打算返回南洋，剛到香港就接到了母親病危的急電，於是從香港轉道廈門回到了福建南安老家，並從此定居國內。

已經娶妻生子的翁家貴，本已經買好船票，打算帶著妻兒回馬來亞。可是臨走前一天，他的妻子羅春芳卻說：“我父母、弟弟都在雲南，我不走了，你一個人走吧。”翁家貴隻好退掉船票，跟妻子回了雲南保山老家。

滇緬公路斷絕后，被盟軍招募到印度運送援華物資的黃鐵魂，戰后當了海員。他走過世界許多地方，漂泊許久后才回到馬來亞和豐……

幾乎所有南僑機工的人生都被回國抗戰的經歷改變了。因為當初的選擇，他們有的與父母、妻子從此永訣﹔有的放棄遺產一生潦倒﹔有的背負政治污名，在“文革”中飽受摧殘，但是沒有一個南僑機工表示后悔。

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他們與祖國站在一起。如今在世的南僑機工隻剩生活在雲南的羅開湖老人一人，但歷史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名字——南僑機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