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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周恩來的談判藝術

——以抗美援朝戰爭停戰談判為例

唐蕊

2018年06月14日08:40    來源:黨的文獻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來之不易,除了戰場上的直接較量,關於停戰談判的斗爭也進行得十分艱苦。周恩來作為當時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直接領導和指導了停戰談判工作,為推動談判進行並取得理想結果付出了艱苦努力。他不僅承擔了大量的具體工作,更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顯示了高超的談判藝術:在談判時機的選擇上,周恩來根據戰場形勢作出冷靜清晰的判斷﹔在談判人選的斟酌上,周恩來選擇了經驗豐富的李克農,並給以原則策略和具體操作方面的指導﹔在談判過程中,周恩來將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對於堅持、讓步、僵持、變通的策略運用匠心獨具,同時又注意協調與蘇、朝兩方的關系,最終推動了停戰協定的簽字。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來之不易,除了戰場上的直接較量,關於停戰談判的斗爭也進行得十分艱苦。自1951年7月起至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簽字,談判共進行了兩年多,其間兩次改變會址,五次中斷會談,召開了58次雙方代表團會議、733次各種層次級別的小會。而在這其中,周恩來作為當時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直接領導和指導了停戰談判工作,為推動談判進行並取得理想結果付出了艱苦而有效的努力,更展現了他卓越的協調能力和談判藝術。

當朝鮮戰爭的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安全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和挑戰,中國政府和人民不得不進行抗美援朝戰爭。對於這場戰爭的走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在決策時就設想過多種戰爭結局。他們認為,“有迫使美國和我進行外交談判之可能”。也就是說,停戰談判是他們估計的可能結果之一。周恩來曾分析指出,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的軍事戰略目標,就是要使“外國軍隊必須退出朝鮮”,同時,“我們並不願意戰爭擴大”,應當力爭和平。“敵人要戰爭,我們偏要迫它和平。”“假如敵人知難而退,就可以在聯合國內或聯合國外談判解決問題。” 周恩來認為,我們可以通過停戰談判的方式結束這場戰爭,為朝鮮人民帶來和平。

然而,在戰場的激烈對抗中,選擇什麼樣的時機進行停戰談判,這考驗著領導者的洞察力和決策能力。對此,周恩來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更給出了合適的答案。

1950 年底,印度等國開始了調停朝鮮戰爭的嘗試。12 月14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印度等13 國提出的一項旨在實現朝鮮停戰的提案。印度駐華參贊考爾向中國通告了聯合國決議的相關情況,並認為這個提案對中國是“完全有利”的,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早日給出一個答復。但是,對這個“完全有利”的提案,周恩來最后卻代表中國政府拒絕了。這個結果,很多人不理解,僅僅是因為這個時候中朝軍隊在戰場上處於優勢的局面麼?當然不是。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對於整個戰場情況和雙方優劣勢的判斷是清醒的,他們認識到,雖然志願軍此時取得了戰場的優勢,但是並不意味著這種優勢輕而易舉就能化為勝勢,此時如果真能“收”,也未嘗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擇。面對印度等國的調停,周恩來指示伍修權,對外要表達中國政府並不拒絕談判的意願,並提出了中國政府對於和談的條件,包括“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及解決台灣問題等。

事實上,美國不可能輕易認輸,它甚至要求聯合國宣布中國志願軍的軍事行動是“侵略行為”,並要求聯合國對中國進行政治的和經濟的制裁。它還在提案中提出,不討論除在朝鮮停戰以外的任何問題,包括台灣問題和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等。周恩來看出了美國此時停戰談判的“政治試探和政治欺騙”的本質:此時的停戰,不過是美國借以爭取時間從而進行兵力調整的幌子,美國真正的意圖其實是准備再戰。最終,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拒絕了這個提案,並再次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於真正和平的祈盼。

但是,朝鮮戰爭最終仍然是以停戰談判的方式結束的。雙方經過五次戰役的較量,尤其是從1950年12月31日到1951年6月上旬,在“三八線”附近至“三七線”以北地區,進行了五個多月、三次戰役的反復拉鋸,雙方在戰場上的軍事力量已經基本趨於均勢,戰線也基本穩定了下來。反復的較量使得所謂“聯合國軍”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想要再打到鴨綠江邊已經根本不可能,而且自被打回“三八線”以南之后,每次欲把戰線向北推進一步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也同時意識到,雖然中朝軍隊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是志願軍的后勤保障、軍事裝備、空中力量等方面的弱點也暴露出來。這個時候,戰場力量旗鼓相當,誰都難以迅速打敗對方結束這場戰爭。

那麼戰爭往何處去?停戰談判成為雙方共同的選擇。1951年 6月初,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公開場合明確表示,美國主張建立一個“統一、自由和民主”的朝鮮的目的,“不是謀求通過戰爭來達到,而是謀求通過和平手段來達到”,認為朝鮮停戰才是唯一的希望。於是,美國當局調整了朝鮮戰爭政策,“像一群獵狗那樣到處尋找線索”,希望通過談判尋求體面停戰。6月23日,蘇聯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馬立克在聯合國秘書處新聞部舉辦的廣播節目中發表演說,就和平解決朝鮮問題提出建議,他提議“交戰雙方應該談判停火與休戰”,並建議雙方把軍隊撤離“三八線”。6月 2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發表演說回應,表示願意參與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對於這些信息,中國政府迅速作出了回應,同意開始停戰談判。在經歷了一些非正式的接觸和摸底之后,一場馬拉鬆式的談判就這樣開始了。也許雙方都沒有想到,這場談判進行了兩年有余。

由誰來作為自己的助手指揮協調這場談判呢?毛澤東選擇了周恩來。這不僅因為當時周恩來是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更重要的在於周恩來豐富的談判經驗和出色的外交才能,尤其是以往在處理西安事變、解放戰爭后期國共談判中的表現,使得他的談判才能不僅在黨內獲得了一致的認可,也在國際上獲得了“紅色外交家”的稱譽。在美國傳出願意和談的信息后,毛澤東立即電示正在大連休養的周恩來提前回京主持談判工作。周恩來接到電報后,立即回京著手准備談判事宜。對於同當時號稱世界頭號強國並且從無敗績的對手進行談判,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深知其中的艱難,美方“不肯承認軍事失敗、不願平等協商、不顧最起碼的國際法原則的狂暴態度”,是可以想見的。對於停戰談判,周恩來有自己的原則想法和思想准備,他認為,停戰談判必須“要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求得朝鮮問題的第一步解決”,“先從結束朝鮮戰爭並保証能實現朝鮮境內的停火與休戰入手”,“如果朝鮮戰爭真結束了,那麼我們便可進一步提出有關各方舉行和平解決遠東問題的談判,當然這將是一個長期的斗爭,但是和平的主動權將更加掌握在我們手中”。

談判是雖然沒有硝煙卻同樣殘酷的另一個戰場,這需要一個能夠駕馭全局的戰場指揮員。這個人選,周恩來首先想到了李克農。周恩來知道經歷過西安事變、國共談判的李克農,有著長期從事談判工作的經驗,更有著嚴謹的工作作風和快速的臨場應變能力。后來的事實証明,這個選擇是合適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指定李克農擔任談判第一線的指揮員,指派喬冠華作為李克農的助手同赴朝鮮。在李克農、喬冠華去談判之前,周恩來對他們作了一次全面的工作指示,並告訴他們“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注意把握好行和止的時機和分寸。與其說這是一種叮囑,不如說是周恩來對這場談判的一種指導原則更貼切。所謂當行則行,就是面對美方的無理要求及其不斷的挑舋和破壞,要給予堅決和果斷的回擊和斗爭,因為單純的讓步,隻會讓對方得寸進尺﹔所謂當止則止,就是要善於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和需要,在堅持原則的同時,靈活作出適當的讓步,推動停戰談判向前發展,這不僅是考慮到新中國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環境進行建設,更是基於對雙方綜合實力的清醒認識。

談判策略和技巧對取得談判成果至關重要。指揮員選定以后,對於談判代表團的技術指導,周恩來考慮得也非常具體細致。談判過程中,對於談判前的預判與應對、談判后的總結與提高,件件樁樁他都給予指示,一些極為細致的方面他也特別注意。例如,1951年 11月 15日,周恩來在為毛澤東起草的給李克農等的電報中這樣叮囑談判代表團:“不要受敵人虛聲恫嚇的影響,不要束縛於被動的解釋,而要主動地尋找敵人的矛盾和弱點,向敵人採取攻勢,定能逼使敵人在這類問題上讓步。”“凡易為敵人所利用的語句和理由,你們應避免使用﹔凡提問題,必須設想對方各種可能的答復,如有不利於我的可能,就避免提出﹔凡能擊中敵人要害的,可從各方面圍繞這一個問題向敵人進攻,不要分散力量,扯得很遠,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弱點。”

面對美國這樣難纏的談判對手,要求談判者不僅要有堅定的原則和清晰的分析能力,更要有精湛的談判藝術。對於停戰談判,周恩來的指導思想是原則問題不能讓步,非原則問題要適當靈活,但是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也要懂得策略,有時候僵持是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什麼時候應該堅持,什麼時候需要讓步,如何讓步,如何轉彎,怎樣利用其他外部因素,這考驗著談判者的綜合判斷和應變能力。具體談判過程的較量更是需要大量的博弈,堅持還是讓步,火候的拿捏必須適當。在這些問題的把握和處理上,周恩來向我們展示了高超的談判藝術。

其一,堅持是一種態度,讓步是基於客觀實際的一種清醒認識。談判從一開始就遇到了困難。談判議程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也成為遇到的第一個焦點問題。在首次正式會談中,朝中代表團提出了包括“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等的停戰三原則。美方卻提出,談判隻討論朝鮮境內的軍事問題,無權討論撤兵問題,因此不同意將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列入議程。第一個重大分歧就這樣擺在了面前。

正如毛澤東所說,“各國派兵到朝鮮是來作戰的,不是來旅行的”,既然是在討論停戰,自然是要討論撤兵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堅持我們的立場和原則。1951年 7月17日,周恩來以毛澤東的名義給李克農等發電報,要求代表團“應採堅持的方針和態度,尤其對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問題應再三說明,這是保証在朝鮮不再發生敵對行為的必要條件”。

7月 19日和 24日,美國國務卿和國防部長相繼發表聲明,拒絕從朝鮮撤退一切外國軍隊的提議。毛澤東和周恩來非常清楚,美國是不會輕易從朝鮮撤軍的,但是我們為什麼還要一再堅持?因為這是一個帶有原則性的問題,在原則性問題上的堅持,是一種態度。

但是,堅持原則性的同時不能放棄靈活性。適時的讓步和妥協,可以讓世界看到中國和朝鮮人民對於和平的期待和願望。為了打破僵局,使談判能夠進行下去,7月 23日,周恩來為毛澤東起草致李克農的電報中指示,為了能夠早日實現朝鮮停戰,達成全世界人民對於和平的美好願望,並使得各國參戰人員能夠早日回家團聚,“我們願同意不將討論撤退外國軍隊問題列入此次會議的議程之內”。

那麼,為什麼在堅持之后卻又主動進行了讓步呢?這是因為,毛澤東、周恩來等對於戰場形勢的認識非常清醒,在軍事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我們的武裝力量在今天隻能將敵人趕出北朝鮮,卻不能將敵人趕出南朝鮮。戰爭拖久了,可以給敵人以更大消耗,但亦將給我們在財政上以很大危機,而國防建設亦將難於增長。設使再拖一個時期,假定半年至八個月,即可將敵人趕出南朝鮮,我們仍願付出這個含有危機的代價,但現在我們看不出這種可能”。既然如此,“與其將來為撤兵問題而進行難以得到結果的長期戰,不如不以撤兵為停戰談判必須立即解決的條件”,“保留對此問題的回旋余地”。毛澤東和周恩來指示談判代表團,放棄以從“三八線”撤兵為進行停戰談判的先決條件,而建議將從朝鮮撤兵問題保留到停戰后再去討論,因此,建議在談判議程中加入第五項有關停戰的其他問題。也就是說,雖然放棄了原來所堅持的內容,但同時提出了其他的解決方式。

事實証明,朝中方面的這個讓步和妥協,既“揭露了美國是不願意促進和平事業的”,又為停戰談判開啟了大門,更在世界人民面前表達了中國和朝鮮人民對於和談的誠意。

其二,在堅持原則中適度變通,是一種策略和智慧。確定軍事分界線從而建立非軍事區,往往是停止敵對行動的基本條件。對於軍事分界線的劃定,周恩來在停戰談判議程通過之前就曾明確,雙方軍事分界線問題應堅持以“三八線”為界的立場不變。在 1951年 7月 10日的首次談判中,朝中代表團就提出,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雙方武裝部隊各自后撤 30裡。這一提議其實是恢復朝鮮戰爭前的狀態。美方對此堅決反對,並以“海空優勢補償”為理由,要將軍事分界線劃在朝中軍隊陣地后 30至 40公裡處,妄圖不戰而多佔 1.2萬平方公裡土地。但是在會場外,美方卻否認“聯合國軍”提出過這樣的要求,聲稱沒有証據証明“聯合國軍”的談判代表曾提出過要在己方實際據守陣線以北建立所謂分界線。

對於美方的無理要求及其真實企圖,周恩來作出了分析,並相應地對談判工作提出了進一步的指示和要求。7月 28日,周恩來在給李克農的電報中指示:“必須堅持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的主張,並以堅定不移的態度,駁回其無理要求,才能打破敵人以為我可以一讓再讓的錯覺。”同時,他又指導我方談判代表作適當調整,揭露美方假和談、真備戰的陰謀。周恩來認為,無論敵人的企圖是什麼,我方堅持按照程序要求首先解決軍事分界線的問題,哪怕在這個問題上僵持,對我們也是有利的。顯然,我們提出主張以“三八線”作為軍事分界線是公開和合理的,並且這也是這次談判的基礎。從美方會后的反應來看,盡管他們一味反對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卻拿不出自己的進一步的提議,或者說不敢公開他們的提議。這說明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是有顧慮的,將軍事分界線劃到實際控制線以北,不戰而佔,這必然會引起世界輿論的嘩然,美國也將為此背負假和平的罪名。所以,周恩來指示談判代表團:要繼續堅持,除非敵人准備破裂,否則,總要轉彎的。

8月 10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朝中代表團駁斥了美方的“海空優勢補償”理論,指出對方拒絕以“三八線”為界的無理性之后休會。會后,美方即發表公報,宣稱中朝方面“堅決拒絕討論”“喬埃的全部提議”。喬埃時任“聯合國軍”代表團首席談判代表,在此之前,他曾申明他完全願意討論停戰區域的可能的調整,但並沒有提出劃分分界線的具體可行的提議。

周恩來認為,喬埃的提議是一個陰謀,美方企圖給人們這樣的印象:“聯合國軍”已經有了在現有戰線劃分分界線的建議並可能作出調整,但是朝中方面卻拒絕任何的討論。周恩來立即代毛澤東起草電報,指示我方談判代表一方面要揭露對方的陰謀,另一方面也要對美方的鬆動作出相應的調整,既然對方已經放棄了他們不切實際的企圖,那麼我們可以給他們一個台階,“盡量說明我方是在照顧對方某些可以考慮的主張,而駁斥對方不能被接受的主張”。

在朝中方面的一再堅持和斗爭下,談判繼續向前推進。8月 14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宣稱:“為了防御的需要,堅持大致依照現有戰線來劃定軍事線。 ”這表明“轉彎”出現了。根據周恩來的指導意見,談判代表團決定順水推舟促進談判,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提出了以雙方實際接觸線為軍事分界線的想法。8月 17日,周恩來就在談判中我方擬採取步驟一事致電金日成並彭德懷、李克農,明確提出可以不以“三八線”為界:“如果在‘三八線’南北附近依地形及軍事形勢劃一條線……名字就叫軍事分界線”,而不再提“三八線”,相應的,非軍事地區也如此操作,實際上,敵人在這條線既沒有前進也沒有后退。如果從政治意義上理解,這條軍事分界線自然不是“三八線”,但從地理位置上看,它仍然在“三八線”的南北附近,關鍵是雙方在南北地區又保持大致相等,對於將來從政治上解決朝鮮問題也不會產生不良的影響﹔從軍事的角度看,雙方作出調整后,軍事分界線與非軍事區能夠很好地結合起來,對方既能夠退守到其預定的防線,我們也不必在臨津江以西退到“三八線”。對於這樣一個“體面的方案”,對方幾乎沒有反對的理由了。

雖然之后關於軍事分界線的談判也不是一帆風順,但顯然,在軍事分界線的談判中,朝中代表團佔據了主導和主動。從主動提出並堅持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再到迫使對手“轉彎”,進而抓住新情況促進談判繼續下去,即便分界線由“三八線”變為實際接觸線,但朝中方面卻掌控了整個談判過程。這與周恩來要求代表團在談判中既要堅持原則又要適當靈活變通的戰略策略,是分不開的。

其三,在有些問題上不能讓步,要有准備破裂的決心。1951年 12月,停戰談判進入到了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的階段。這本來不應該成為最困難的部分,但事實上卻困難重重。美方竟然違背日內瓦公約,提出所謂的“一對一遣返”和“自願遣返”的原則,並且態度強硬,絲毫不肯讓步,甚至在朝中方面有所妥協與讓步之后,美方非但沒有積極的反饋,更企圖利用強行“甄別”戰俘的陰謀分裂朝中的團結。1952年 6月下旬,美方單方面將朝鮮人民軍被俘的 2.7萬多人,直接宣布為平民,移交給了南朝鮮政府。

與此同時,“聯合國軍”對北朝鮮進行狂轟亂炸,北朝鮮的許多重要城市、水電站以及志願軍的補給線均遭到了嚴重破壞。美國企圖用這種方式在談判桌上達到它的目的。同時,“聯合國軍”在談判桌上拋出了一個帶有挑撥性和誘導性的方案,提出向朝中方面遣返戰俘的總數為 8.3萬,其中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 6400人,並聲稱不可更改。(參見李克農給毛澤東、金日成和彭德懷的電報,1952年 7月 13日。)面對這樣的朝中遣返人數比例相差極大的結果,毛澤東和周恩來認為,這是嚴重挑撥中朝人民關系的行徑,堅決不能同意。

“既不怕和,也不怕戰”,並且隻有“不怕破裂,才能停戰”。周恩來為毛澤東起草的給金日成、李克農的電報中,一方面指出,雖然目前在政治上軍事上我已處於不利地位,但仍然“不接受”敵人“挑撥性引誘性的方案”,“並准備敵人破裂,我們具此決心,敵人倒不一定破裂。如繼續拖延,我堅持不退,敵人仍有讓步可能。如不讓或破裂,我應決心與敵人戰下去,從敵人不得解決的戰爭中再轉變目前的形勢”。另一方面,也對金日成表示,“中國人民願盡一切可能保証解決朝鮮人民的困難”。(周恩來為毛澤東起草的給金日成、李克農的電報,1952年 7月 15日。)同時,也就中方關於這一問題的分析和意見電詢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中方的意見。 這之后,周恩來、金日成就朝鮮形勢與停戰談判問題在莫斯科協商,取得了一致意見。

在毛澤東、周恩來看來,隻有以不怕破裂的決心,才能迫使對方讓步,絕對不能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條件下接受停戰談判的任何協議。我們隻有做好接受和平和准備戰爭的兩手准備,才能爭取主動,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周恩來親自起草了朝中代表團在會議上批駁美方提案的發言提綱,指出對方的遣俘方案“是不能被接受的”,是“欺騙全世界渴望朝鮮停戰的人民,並借此逃避你方拖延談判的責任”,周恩來再次重申了全部遣返雙方戰俘的提案。(周恩來為毛澤東起草的給李克農的電報,1952年10月 7日。)然而,美國方面根本無視朝中方面的要求,依然單方面宣布無期限休會,停戰談判再次陷入中斷。

談判的戰場不僅僅在談判桌上。會場外,周恩來利用各種形式和途徑表達中國政府的立場。當時印度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了一個解決朝鮮戰俘的方案,欲將所謂的“不願意遣返”的戰俘交給聯合國。1952年 11月 28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再次重申,戰俘遣返問題必須依照《日內瓦公約》的原則和國際處理戰俘的慣例來解決,這個原則不可動搖。29日,周恩來在會見印尼駐中國代辦時又一次表明了中國的立場:奉勸美方無條件地按照《日內瓦公約》的原則遣返雙方的戰俘。拒絕提案卻不拒絕和談,這就是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出的聲音和期盼和平的誠意。

隨著戰場形勢的變化,美國在戰俘遣返問題上開始有所鬆動。1953年 2月 22日,“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議交換病傷戰俘。中共中央經過研究和商議后,3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對於克拉克的提議表示肯定,並認為解決全部戰俘問題從而保証停止朝鮮戰爭並且締結停戰協定的時機已經到了。當時,在朝鮮停戰談判中,實際上隻剩下一個戰俘問題阻礙著朝鮮停戰的實現。周恩來在聲明中提議,“談判雙方應保証在停戰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而將其余的戰俘移交中立國,以保証對他們遣返問題的公正解決”。周恩來的聲明得到了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擁護,甚至被稱為“展現出自1952年4月以來解決朝鮮戰爭最光明的希望”。這之后,停戰談判恢復,並經過一段時間的談判,停戰協議最終簽訂。

在停戰談判工作中,周恩來承擔了大量而繁重的具體工作任務,成為談判代表團和中共中央的聯絡樞紐。許多以毛澤東名義發出的電報、指示,都是由周恩來起草或主持起草的。據不完全統計,僅在談判的第一階段,從 1951年 7月 10日至 8月 23日,周恩來為毛澤東起草的指導停戰談判的電報就近 40份﹔1951年下半年,周恩來為毛澤東起草的這類電報更是多達 120余份。這些電報字斟句酌,內容涉及到停戰談判的原則、策略的訂立和改變,具體文稿的起草和修改,甚至談判時的用詞用語,以及與斯大林、金日成的協商溝通等各個方面。

周恩來起草的這些電報事先都與毛澤東有過細致交流、發出前都經過毛澤東審閱,絕大多數都是一字不改或改了個別文字就發出了,其中隻有少數電報毛澤東有部分修改或者加寫一些重要內容。周恩來這些電報稿多是一氣呵成,顯示了他對於停戰談判指導思想、戰略策略的成竹在胸,表現了他高超的外交談判藝術。

斗轉星移,時間過去了一個甲子有余,中國自身的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和所面臨的國際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如何來看待 60多年前結束朝鮮戰爭的這場耗時兩年有余的停戰談判呢?也許一些人認為,我們在談判桌上最終並沒有完勝。但是,任何脫離了當時實際的評價都是虛妄的、不公允的。在實力對比懸殊的情況下,能夠迫使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坐下來簽署其第一個沒有戰勝的停戰協議,這本身已經是個來之不易的勝利。而在這其中,如何把握和處理堅持與妥協、原則與策略的關系,時刻都在考驗著談判的指揮者和參與者。回顧和體會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和指導抗美援朝戰爭停戰談判的歷程和蘊藏其中的智慧與方法,對於我們今天正確處理我國外交工作中遇到的各類問題,無疑能夠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迪。

〔作者唐蕊,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3期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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