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飛：忠誠干淨擔當的革命家

　　王若飛，“四八”烈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少年時期即投身革命，曾先后赴日本、法國、蘇聯留學，是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的發起者和負責人之一，在黨的七大當選中央委員。他領導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從事過統戰、組織、宣傳、少數民族、軍事等多種工作，具有豐富的斗爭經驗和深厚的理論功底。無論身處順境逆境，甚至面對生死考驗，王若飛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堅若磐石，對黨的忠誠始終如一，是一位忠誠干淨擔當的革命家，堪稱黨員領導干部的楷模。

　　“招字，早就從我的字典裡摳去了”

　　1931年9月，受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派，王若飛化名黃敬齋回國領導西北地區的革命斗爭。同年11月因叛徒出賣在包頭被捕，先后關押於國民黨歸綏第一監獄、山西太原陸軍監獄。被捕之時，為保護同志和黨的組織，王若飛將寫有同志名單的紙片放進嘴裡嚼爛。面對嚴刑拷打，他坦然應答：“招字，早就從我的字典裡摳去了。”當被押赴刑場以“執行槍決”相威脅時，他泰然處之，平靜地對劊子手說：“開槍吧！”投入牢獄關進囚室后，他組織“政治犯”學習馬列主義，開展各種斗爭，不屈不撓。時任綏遠主席傅作義感佩於王若飛的膽略與氣節，請他在自家客廳長談，王若飛力陳抗日主張，並寫下一份長達萬言的“抗日救國意見書”，贏得傅作義由衷欽佩。他的舅父黃齊生先生親往歸綏看望王若飛，多方奔走想要搭救他出獄，王若飛對舅父講：“為了保存一個人的生命，而背叛千萬人的解放事業，遭到千萬人的唾棄，那活著還有意思嗎？”舅父深知他信念堅定，從此隻在生活上關心愛護。

　　獄中生活極其艱苦，王若飛曾在寫給親人的書信中據實以告：“居獄中久，氣血漸衰，皮肉虛浮，偶爾擦破，常至潰爛”“人間地獄，信非虛語”。然而，同一封信裡，轉而談及獄中心志卻是另一番豪情萬丈：“以為弟居此環境中，將如何哀傷痛苦，其實不然。一息尚存，終當努力奮斗。現實所受之苦難，早在預計之中，為工作過程所難免，決不值什麼傷痛也。”其忠貞堅定躍然紙上，堅持斗爭的決心也一目了然。據營救他的同志回憶，監獄檔案中曾有記載：黃犯敬齋是個大共產黨員，在包頭被捕的時候，銷毀罪証，拒絕招供﹔在綏遠獄中，傅主席優禮相待，黃犯毫無悔過之心，常常煽動政治犯，高唱國際歌，進行赤化宣傳。在長達5年7個月的牢獄生活中，王若飛始終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入黨誓詞中的庄嚴承諾，真正做到了“對黨忠誠”，完美詮釋了共產黨員的忠貞與堅定。

　　“不能拿個人生死利害和你們進行交易”

   1936年，王若飛被轉押山西，閻錫山派其親信梁化之前往獄中勸降，承諾隻要答應“合作”便可立刻出獄，王若飛回答：“當我還戴著腳鐐手銬的時候，我拒絕做任何有條件出獄的談判。至於我出獄后是否和你們合作，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隻能服從我們黨的組織決定，不能拿個人生死利害和你們進行交易。”全面抗戰爆發前夕，閻錫山接受我黨統一戰線主張，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以共產黨員身份前往山西進行抗日救亡宣傳組織工作，伺機營救獄中的王若飛等同志。當薄一波出現在王若飛的囚室，王若飛高度警惕，要求他帶來黨的文件以做証明，經數次交談考察，方才予以信任。

　　得知自己即將無條件出獄，王若飛主動要求黨組織對自己進行審查：“我在獄裡住了五六年，很希望黨對我的一切進行全面審查，得出結論。你能不能找個我認識的人，到這裡來証實一下，以免將來有旁的什麼問題發生。”應其要求，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柯慶施趕到太原，在監獄裡和王若飛見面，並通過與獄中同志的談話和查看檔案，証明王若飛在獄中的真實表現，王若飛這才跨出了監獄的大門。為留住王若飛，閻錫山拿出了“禮賢下士”的各種手段，均被王若飛一一推辭：“我隻有回到延安，才能接受我黨中央分配給我的工作。在此之前，我不能做任何考慮。”准備啟程回延安時，閻錫山又派人送來2000塊法幣做路費，也被王若飛婉言謝絕。時刻牢記組織紀律，無論何時何地均嚴格約束自己，真正做到了“個人干淨”，這既是王若飛對自己共產黨員身份的高度認同，也是這位久經考驗的革命者原則性、紀律性的充分體現，完美詮釋了共產黨員的自律與操守。

　　“ 有‘說得出做得成’的才能”

　　早在少年讀書時，王若飛因為喜歡《木蘭辭》中“萬裡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豪情，就給自己更名為若飛，字王度，盡顯一腔報國情懷。歷經探索，於1922年加入黨組織，從此以共產主義信仰為終身追求，為民族求解放、為人民謀幸福，雖歷任黨內許多重要領導崗位，卻始終保持一顆質朴的為民情懷，並以此嚴格要求自己和其他同志：“作為一個黨員，應該根據自己的環境，為黨和人民做一份服務工作，這是每一個黨員的神聖義務，絕不能自稱為領導人，放棄了這件事。就一個指導人說，他也必須親自動手，取得經驗，然后才配領導別人。應該虛心放下自己領導人的架子，向群眾學習。”

　　深厚的理論功底、豐富的實踐經驗、謙虛謹慎的實干精神，賦予了王若飛卓越的工作才能和領導能力，不僅贏得了黨內同志的尊重，也贏得了許多民主人士的由衷欽佩。馬寅初稱贊王若飛：“確有‘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本領”“有‘說得出做得成’的才能”。沈鈞儒高度評價王若飛在參加重慶談判中的表現，說他“那一種韌性的辯爭，眾口紛拿，屹然不動，雖有責難弗避，真不愧為民主戰士的前導”。更為難得的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王若飛沒有因為自己光榮的斗爭歷史驕傲自滿，而是保持了一名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在組織分配的每一個崗位上全心全意為黨工作，卻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在習仲勛的回憶中，王若飛“朴實、謙和，對工作一絲不苟，對同志勤勤懇懇”“常說自己懂得不多，沒有為黨做了多少工作”。蔡暢說他“無論受到怎樣的委屈，總是不聲不響，毫無怨言”。可以說，一心為民、一心向黨的無私情懷，伴隨王若飛走過了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完美詮釋了共產黨人的責任與擔當。

　　1946年4月8日，在重慶參加國共談判的王若飛乘飛機返回延安時遭遇惡劣天氣，飛機失事，不幸遇難，年僅50歲。一如田漢在挽聯中所寫的：“百煉千錘廿五年，勁枝當日傲霜天。此身端為人民碎，星落黃河惜大賢。”他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建立了卓越功勛，為黨的領導干部樹立了一座忠誠干淨擔當的豐碑，也是今天黨員干部學習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