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理論家

　　人們總是直接稱鄭德榮為“先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說的就是先生吧？

　　從《詩經·大雅》“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到《孟子·告天下》“先生將何之”，再到《禮記·曲禮》“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從本義到尊稱再到特指，“先生”一詞走過了漫長歲月。

　　而這以后，“先生”帶著后學山高水長的崇敬，帶著自己懷瑾握瑜的品格，帶著前輩汗牛充棟的學識，在中國千年歷史中從不缺席，為每一個時代坐鎮。

　　鄭德榮還有另一個稱呼——“紅色理論家”。

　　這是因為他在歷史風雨中、在時代激蕩中，對黨、對黨史研究的那份忠誠。這樣的堅守並不容易，需要勇氣，需要理論，更需要一個黨史理論工作者的良知。

　　像戰士一樣堅守陣地，也教他的學生一起堅守。

　　奔跑

　　地球坐標上，世界之東，中國之北。長白山，這條從遠古走來的山脈佇立天地之間。

　　山腳下，1926年。在一個當時叫作吉林省延吉縣龍井村的小村庄，一個男孩出生了。1月的東北天寒地凍、雪花飛舞。低矮的草房裡，在郵政工作的父親為他升起溫暖的地爐。他不知道張作霖剛剛宣布東三省獨立，他不知道日本的軍艦正密謀駛進天津大沽口，他不知道國民革命軍准備在廣州誓師北伐，更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快要度過5歲生日……這一切的歷史，都將與他的命運息息相關。

　　動蕩的世界被父親堅實的臂膀遮擋在外。鄭德榮跟著父母從延吉到沈陽、再到長春，一路讀到大學。山河破碎的屈辱讓他不停地叩問，怎樣才能拯救這片積貧積弱的土地？厭倦了“國統區”的壓抑，1948年，他與另外3位同學忍飢挨餓，靠著每人一把黃豆來到解放區，並被安排到東北師范大學的前身——東北大學讀書。

　　東北大學是在炮火中誕生的。1945年9月，為響應中央把戰略重點轉向華北和東北的戰略布局，延安大學被一分為二，一部分留在陝北，另一部分轉往東北。1946年2月，東北大學在遼寧本溪成立。此后，學校因為戰爭輾轉多地，最后定址長春。那時的學校匯聚了延安大學和華北聯大的領導干部、專家學者。蕭軍、馬可、呂驥、王曼碩、楊公驥、吳蓮溪、丁克全及一批日籍專家學者都在這裡執教、任職。1950年4月，東北大學改名東北師范大學。

　　1946年公木以教育長的身份主持籌建東北師范大學，后來還擔任黨委書記。1950年張如心任校長，1952年成仿吾任學校校長兼黨委書記。這些老一輩革命家、理論家、教育家給了鄭德榮以紅色啟蒙。

　　1952年，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建立的第一所大學的第一批畢業生，鄭德榮留校在中國革命史教研室任助教，成仿吾兼任這個教研室的主任。從此以后，鄭德榮在中共黨史學科，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作為一生的志業。

　　“當年進入東北大學二部二班學習，那是一個轉訓班，主要是解決政治立場問題，我從此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教育。我一直堅定這一理想和信念，近70年來從來沒有動搖。不管風吹雨打、形勢如何變化，我都堅定不移。”鄭德榮說。

　　忠誠

　　與中共黨史研究相伴60多年，鄭德榮從未有一絲一毫的懈怠，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究竟是興趣使然，還是工作需要？這是很多人的疑問。

　　“工作需要，就是我的志向。做什麼愛什麼，干什麼學什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是我銘刻在心的信條。”正是這種忠誠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無私的奉獻精神，使他能夠全身心地投入中共黨史學科領域，在學術的道路上越走越堅實，越走越開闊，也使他在學術界贏得了崇高的地位和聲譽。

　　沿著他的第一本專著《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誕生的》的學術足跡，就能找到他高舉旗幟跟黨走的忠誠，就能看到他將黨和國家的需要作為學術選擇的印記。

　　20世紀80年代，鄭德榮牽頭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從那時開始，每逢毛澤東同志誕辰以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大紀念活動及黨的重大事件，他都要著文參會，正面發聲。黨的十八大后，年屆九旬的他承擔了國家級項目1項，出版了學術專著4部，發表了關於習近平的中國傳統文化觀、“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理論特征等學術論文21篇。十九大后，他申報了“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課題”，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基本內容和科學體系，開始了積極深入的研究。

　　鄭德榮多次被中宣部等約請為專家評審組專家，多次應邀到多個省市、多所大學、多個系統講理論、講黨史。在2001年紀念建黨80周年的活動中，已經75歲高齡的他作為吉林省委理論宣講團的成員，不顧盛夏酷暑，往返6個城市做了12場宣講報告，充分踐行了黨史專業的社會使命。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鄭德榮飽受結腸癌折磨。可他從未放棄任何一次傳揚紅色理論的機會。去年10月25日，黨的十九大閉幕第二天，早上8點，他就給學校領導打去電話：“大會閉幕了，建議學校盡快安排宣講，要把十九大精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講清楚。我也要去講。”

　　高山

　　“和已有的見解相比，自己的貢獻在哪裡？”鄭德榮的這句話深深地印在他的學生、東北師范大學黨委組織部部長柏維春的腦海裡。“他常說，我們做教師的，無論是課堂教學、學術研究，還是建議建言，都要持之以恆地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作指導，不做牆頭草。”柏維春說。

　　90余年的中共黨史，千萬個人物與事件，需要深入研究的領域太多了。做鄭德榮的學生會很辛苦，但每個人都感覺很榮幸。

　　王晶，鄭德榮1999級博士生，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她跟隨鄭德榮學習5年，畢業后又同在政法學院工作。在她眼裡，無論是學術思想和學術風范，還是教學方法和教學實踐，或是為人師表和人格魅力，鄭德榮都堪稱大師，“大師之大首先在於學術之大。先生的學術研究特點可以說具有大視野、大氣度、大創新”。

　　“大視野表現在先生研究的黨史議題宏大寬泛，歷史感強，理論分析和論証大氣磅礡，能站在時代的前沿，解決時代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大氣度體現在先生能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待黨史研究上的爭議，從不人雲亦雲。大創新體現在先生向我們提出了‘嚴謹、求實、探索、創新’的具體要求，堅決反對那種沒有自己觀點的學術拼盤。先生做研究從來都是看第一手材料，從思維到觀點都有獨到見解，先生有超強的記憶力和縝密的邏輯思維，這是我們學生輩們十分感佩的。他上課不看講稿，不照本宣科，知識和史料盡在腦中，信手拈來。先生教學誨人不倦，百問不厭。每次回答我們的問題時，他都神採奕奕。先生從來沒有對我們疾言厲色，但是他的教育又無處不在，從先生那裡聽到的看到的永遠都是滿滿的正能量。”王晶說。

　　胡范坤是鄭德榮的“關門弟子”，去年才入門。“老師的弟子可以跨越三代人，最大的已經70歲了。”因為是“關門弟子”，鄭德榮最后的日子裡他陪伴最多。他見証了先生的最后一個笑容、最后一次站立、最后一個工作意見——

　　4月16日那天，出版社來消息了，《中共黨史若干問題縱橫觀》一書即將出版。聽到消息后鄭德榮笑了。這本書是為紀念建黨95周年而寫的，3年前就已經交稿。幾番修改后，終於要與讀者見面了。

　　4月19日，收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主要成果和寶貴經驗》入選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理論研討會的邀請，一直躺在醫院病床上的鄭德榮說他想站起來。雖然隻站了那麼兩三秒，可胡范坤看得出來，他想去參會的心願多麼強烈。

　　5月1日，鄭德榮臨終前兩天，胡范坤捧著9000字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主要成果和寶貴經驗》修改稿，整整讀了兩個小時。鄭德榮全程都睜著眼睛認真傾聽，最后拔掉氧氣管，他用盡全身力氣說出了幾個字：“要分段，要有條理。”

　　14名碩士、49名博士。如今鄭德榮的學生中已經有15人成為博士生導師，15人走上了領導崗位，大多數學生在工作單位發揮著骨干作用，成為社會各界的領軍人才。

　　景行

　　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鄭德榮做到了。

　　從工作第4年就出版第一部學術著作《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誕生的》開始，鄭德榮一生先后主持過國家、教育部和省社科規劃項目10項，撰寫或主編學術著作和教材50余部，發表了學術論文260余篇。

　　鄭德榮是學術“常青樹”。

　　尤其是他80歲到90歲的10年裡，承擔了3項國家課題，出版了5本學術專著，發表了70多篇論文，成為他又一個學術黃金期。

　　他的很多著作填補了學術空白。1983年的《毛澤東思想史稿》是國內研究毛澤東思想最早的一部專著，開創了毛澤東思想史科學體系的先河。10年后，三卷本135萬字的《毛澤東思想論綱》將毛澤東思想分為15論進行了系統的理論闡述和評價，是國內全面系統地闡述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巨著。1997年獲立國家“八五”社科規劃項目的《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書，首次提出了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奠基人、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真諦在於用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淵源來自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兩方面、共產國際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雙效應等獨到見解。

　　他的多部教材被全國高校通用。《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是改革開放后我國最早推出的中共黨史教材，5次再版，發行量突破百萬。《毛澤東思想概論》獲得了教育部優秀著作一等獎，至2015年9月已13次印刷，百萬發行量。《中國革命史教科書》是供全國高師院校專用的教材。《中共黨史教程》榮獲了吉林省課程改革與教學建設優秀成果獎項。

　　他的多篇學術論文匡正了傳統學術觀點。“這得益於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借調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兩年，擔任‘土地革命時期編寫組’主持工作副組長的經歷。”吉林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穆佔一介紹，正是那個時候，鄭德榮查閱了大量的第一手文獻，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幾個黨史問題做出了突破性研究。他對當時黨史學界不太清楚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首次進行了詳細、有據的分析說明﹔他對張國燾“密電”的由來與歷史真相進行了翔實的考証﹔他糾正了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1932年寧都會議召開時間的錯誤記載﹔他改變了共產國際與李立三“左”傾錯誤系兩條根本對立路線的學界傳統觀點，認定為只是策略性質的分歧。

　　情懷

　　從記者的角度，鄭德榮是一個不好寫的採訪題材。他讀書、教書，人生順暢﹔他一生隻有一個職業那就是教師，隻有一個事業那就是黨史研究﹔他作息規律，早起、散步、讀書、寫文章、指導學生，日復一日從不改變﹔他夫妻恩愛、家庭和睦、學生有成，生活沒有沖突、沒有跌宕。同行們在交流的時候都說，他的一生沒有故事。

　　“1995年，我在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走了很多高校，我居然在這些學校的圖書館裡都看到了鄭先生的藏書。中國學者的書進入西方館藏，這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更何況先生的書被那麼多圖書館收藏，僅美國國會圖書館就有29種。”盛連喜說，這麼大的成就恰恰出自於一個充滿平民情懷的先生。

　　一脈相承，在《中華成語詞典》裡是這樣解釋的：一脈，同一血脈，指聯絡貫通而成的一個系統。從同一血統、派別世代相承流傳下來。指某種思想、行為或學說之間有繼承關系。

　　幾乎每個人都知道這個成語的大概意思，不會去深究。可是，鄭德榮卻要深究，“今年4月初，就在先生住院的前幾天，我們兩個在小區裡碰到了。他馬上問我，人體裡什麼脈絡最重要？原來他想寫一篇關於黨的路線一脈相承的文章，他要尋找一個具象。”81歲的東北師大體育學院運動醫學教授孫柏楓感慨，怎麼會有這麼認真的人吶。

　　走進東北師大二教16棟1單元301室，鄭德榮的家是20多年前的老房子。14平方米的書房裡曾經產生了多少精深的思考，藏著他和他最喜愛的孫女鄭凱杰之間多少美好的回憶。

　　已經在中科院東部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工作一年的鄭凱杰是鄭家第三代裡最小的。“小時候，爺爺會拿出他的書來考我認識了哪些字。”由此，從加入少先隊到入團入黨，鄭凱杰都是小伙伴裡最早的。“這對我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再自然不過了，有其他的選擇才奇怪呢。”在東北師大博士畢業后，鄭凱杰因為優異的成績被國家留學基金委的公派項目資助，到著名的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留學一年。“是國家資助你出去的，你要回來報效祖國。”鄭凱杰說，爺爺囑咐我一定要回來。

　　稱謂

　　著名中共黨史專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全國優秀教師，東北師范大學原副校長、榮譽教授、博士生導師……這所有的標簽都被匯集為一個稱呼——“紅色理論家”。

　　在教育部追授他為“全國優秀教師”榮譽稱號的表彰決定和吉林省委《關於全省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向鄭德榮同志學習的決定》裡，都有這樣的表述，鄭德榮“被譽為‘紅色理論家’。”

　　這一稱呼最初來自於鄭德榮1993級博士生賈淑文。兩年前，她在鄭德榮從教65周年學術思想研討會上寫出了《老師是“紅色理論家”》——

　　稱贊老師是“紅色理論家”是對老師的無限敬仰和欽佩，這不但包含著對老師深厚的理論建樹的欽佩，更包含著對老師高尚人格和一個黨史工作者獨有的那份堅誠的崇敬。紅色，可謂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色，是光明、革命立場的有色符號，紅色理論家誠然是說明老師是黨的理論家。

　　稱贊老師是“紅色理論家”，是因為他將自己的一生都貢獻給了黨史研究、黨史教學的事業。今年是老師從教的第65年，65年的光陰在於歷史，那是一瞬，在於個人，那是人生的大部或曰全部。因為這65年是人生跨越童稚走向成熟、走向創造的時段，正是人生最核心、最精彩、最燦爛、最旺盛、最靈動、最寶貴、最有生機的人生時光。

　　稱贊老師是“紅色理論家”，是老師將他朝陽似火的青春，將他生命燃燒的智慧，將他滋潤智慧的汗水都付與了黨史的研究和教學事業。一部部遠見卓識的黨史理論專著、一篇篇獨到見解的文章、一個個遍布大江南北講學的足跡、一名名有所建樹的學生……他用自己令人矚目的成果贏得了黨史界、理論界、教育界對他的敬重。

　　反差

　　“鄭先生是個非常急的人。”東北師大原黨委書記、82歲的周敬思說的第一句話讓我大吃一驚。因為在之前所有的採訪中，幾乎每一個人提到他，都說他是一個淡定、溫和的學者、師者、長者。

　　這個反差從哪裡來？聽周敬思慢慢說來。

　　1983年11月，教育部黨組一紙任命，鄭德榮、周敬思同時成為學校的副校長，一個主管本科教學，一個主管行政。“剛開始的時候我年輕氣盛，隻想著好好工作，不太注意方式方法。有一次我在處理下屬單位的房產問題時沒有征求意見就直接處理了。鄭先生知道后立馬堅決地跟我說，權力是集體的，不能隨便用。”那是周敬思第一次感受到鄭德榮的“急”。

　　1986年，周敬思和鄭德榮一起去美國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當時到目的地要轉四五次機，有的國家和地區對中國人的態度還不那麼友好，我看見鄭先生義憤填膺。”這是周敬思印象深刻的又一次“急”。

　　而佔據周敬思記憶裡鄭德榮尋常的“急”，則是他大大的嗓門、有力的語氣，給人雷厲風行的感覺。“那時候學校的工作剛剛起步，他來找我要經費，說要發展本科教學、發展函授教育，恨不得當場就給他拿錢。”

　　答案終於揭曉。

　　鄭德榮的“急”，是為了他副校長的職責，是為了學校的發展。也正因為鄭德榮的“急”，那段日子裡，學校的教學工作迅速開創了新局面。

　　1985年10月，東北師大在上一年試點的基礎上，在全校24個本科專業開始全面實行學分制，採用學分來計量教學的時間量，一個學生畢業所需總學分為160學分。學分制的實行改變了自1952年起按專業實行的學年（學時）制人才培養方式，意味著學校的教育教學向更加自由和開放、更有利於提高質量的方向發展。

　　同樣在這一年，東北師大提出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主要是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中等學校師資。這是辦學方向根本性的調整。為此，學校設計和修訂了本科教學計劃，並編印了《東北師范大學教學指導書（本科）》，由此加強了課程體系建設。

　　1983年至1985年，東北師大共編寫教材484部。部分教師還參加了53種全國高等學校通用教材的編寫工作，其中有14種教材由學校教師獨立編寫或擔任主編。

　　那是個激情澎湃的年代。整個社會對知識的渴望促進了函授業的迅猛發展。到1986年，東北師大的函授教育專業達17個，基本實現了中、小學教師培訓專業需求的全覆蓋。學校為基礎教育服務的能力大為增強，以函授教育形式培養技能型專業人才成為學校的經驗被傳播。1986年6月，在全國高等函授教育工作會議上，鄭先生作了題為“適應發展基礎教育需要，努力辦好高師函授教育”的經驗介紹。

　　在其位，謀其政，鄭德榮的“急”給學校帶來了教學的春天。

　　缺席

　　印象之中，隻要和專業、和學術有關的事情，鄭德榮總是主動到位、積極發聲。可是這一次，他缺席了。

　　學校政法學院一樓，鄭德榮事跡展覽館裡，一封通知函靜靜地躺在那裡，書寫著榮耀：“吉林省委宣傳部：你單位組織報送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主要成果和寶貴經驗》論文入選研討會，請通知論文作者參會。”落款時間是4月19日。

　　這是5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理論研討會的邀請。接到通知時，論文的主人住院臥床。開會的前一天，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他的心裡該有多遺憾！看過他的一個視頻資料，視頻裡他高興地說：“1964年，中宣部召開了全國政治理論課教師代表大會，我作為吉林省唯一的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師代表，出席這次會議。會議結束的時候，我有幸受到了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並在人民大會堂合影留念。”這是一個學者的榮譽之行。

　　這次，鄭德榮再次作為吉林省唯一的代表入選參會。只是后來那激動人心的場面裡，卻聽不到他的金玉之論了。

　　對於東北師大文學院教師、博士生導師，中國社科院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學術顧問孟慶樞來說，先生在他面前也缺席了。

　　手拿著一本《亞洲文化》，剛剛從日本回來的他茫然又心痛，那上面有他關於河上肇與陸游研究的文章。去年10月去日本前，他和鄭德榮談起了自己的構思。鄭德榮肯定了他的思路，告訴他，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經濟學家。跨越兩個國家、700年時空，把河上肇和陸游相連接、對比，可以體現馬克思主義在亞洲漢文化圈傳播過程中是與中華文化的精髓結合在一起的。如今，文章寫成發表，可是到哪裡去給他看呢？

　　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孟慶樞的文章題目是《跨越時空覓知音》。先生，你是多少人跨越時空的知音呢？

　　“不因現實復雜而放棄夢想，不因理想遙遠而放棄追求。”1953年10月21日，鄭德榮在他的《入黨志願書》的最后一句這樣寫道：“為著共產主義事業直至心臟最后停止跳動為止。”

　　他兌現了他的諾言，他為他的理想與追求奮斗了65年。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