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南湖，那一船人（下）

　　（圖：毛澤東、董必武、何叔衡、周佛海、鄧恩銘、李漢俊、王盡美、劉仁靜、李達、包惠僧、陳潭秋、陳公博、張國燾）

　　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董必武，回到武漢立即著手籌辦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此時，他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陳潭秋。

　　陳潭秋比董必武小10歲，生於湖北黃岡書香之家，學業優秀，“五四”運動中，在武漢高等師范學院就讀的陳潭秋是武漢學生的領軍人物。大學畢業后，他擔任了湖北人民通訊社記者，並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漢中學兼任英語教員，該校后來成為了湖北建黨的發源地。

　　到達上海后，董必武和陳潭秋在李達夫婦的安排下，住進了位於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1937年夏，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陳潭秋，用俄文這樣寫道：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樓下女學校，因為暑假休假，學生教員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靜得很，隻有廚役一人，弄飯兼看門。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飯給樓上的客人吃，並照管門戶。不許閑人到書房裡去，如果沒有他那位熟人介紹的話。他也不知道樓上住的客人是什麼人，言語也不十分聽得懂，因為他們都不會說上海話，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

　　這篇名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的文章刊登在《共產國際》雜志上，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被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發現。陳潭秋這位不太引人注目的湖北代表，為后人留下了最為鮮活的“一大”記述。他提到的“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就是從各地趕來的“一大”代表。

　　當時正值暑假，博文女校裡沒什麼人。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找到博文女校的校長黃紹蘭，以“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的名義請求借住。黃紹蘭一口答應下來。

　　7月，“九個臨時寓客”從全國各地趕來，住進了博文女校。

　　從廣東來的包惠僧與旅日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周佛海，住進了一間屋子。這間屋子還有張國燾的床位，但是張國燾經常往來於京滬之間，在上海另有住處，所以不怎麼常住。

　　包惠僧本是一名新聞記者，在一次採訪中結識了陳獨秀。包惠僧終身與陳獨秀保持著深厚的情誼。可以說，他參與共產主義運動，很大原因是傾慕於陳獨秀的個人魅力。“一大”召開時，陳獨秀走不開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大會。包惠僧是湖北人，只是臨時去廣州找陳獨秀，卻變成了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難怪，后來有人認為他只是陳獨秀的私人代表，並不能看作正式代表。

　　包惠僧對革命斗爭的殘酷性顯然沒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備。1927年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大屠殺，他選擇了脫黨。

　　包惠僧同屋的周佛海在“一大”代表中顯得很“孤單”。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都是兩人，唯有旅日黨小組，隻派了周佛海一個代表參加“一大”。也難怪，當時旅日小組是各地共產主義早期組織中最小的一個，成員隻有周佛海和施存統兩人。

　　即便隻有兩人，周佛海也要爭個上下高低。在他的回憶錄《往矣集》中，憶及旅日黨小組成立的歷史，周佛海特意寫道：“陳獨秀來信，指定我為負責人。”

　　周佛海在旅日留學期間參與組織旅日共產主義小組，動機並不像其他“一大”代表們那樣懷著救國之志。他在回憶錄中坦言，自己在中學時就是“一個不安分的青年”，從小的志向是“將來一定要入閣”。不過，“一大”之后，周佛海很快就發現，跟著共產黨不但“入閣”夢遠，而且還有隨時掉腦袋的風險。於是，1924年，周佛海脫黨而去，最終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首鼠幾端、反復無常的跳梁小丑。

　　山東代表王盡美和鄧恩銘住在一間。毛澤東記得，王盡美耳朵大，長方臉，細高挑，說話沉著大方，很有口才。由於他耳朵特別大，大家都親熱地叫他“王大耳”。與他同來的鄧恩銘當時隻有20歲，許多代表對他印象不深，隻記得他是個貴州人。

　　當時，大家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兩個單純、熱忱的年輕人，會成為“一大”代表中最早犧牲的人。

　　王盡美和鄧恩銘的隔壁是毛澤東，由於他個子高，睡覺又愛打呼嚕，所以被格外“關照”住了單間。毛澤東的房間很暗，屋裡沒有床，他隻好將一塊單人床板架在兩條長凳上當做床。

　　幾十年后，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也脫不掉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

　　張國燾寫出上面這段回憶是在上世紀60年代。當時，距離他叛黨出逃已經30多年，距離國民黨敗走台灣將他棄之如敝屣，也已經有十幾年。

　　開幕

　　十幾年后，紅軍經過兩萬五千裡長征到達延安，終於得到了一絲喘息的機會。這時，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問在延安的兩位“一大”代表——毛澤東和董必武，“一大”到底是哪天召開的？此時，距離“一大”召開雖然並不太久，但是毛澤東和董必武都不記得確切的時間了。

　　“一大”本是秘密進行。后來，中國共產黨人又經歷了國民黨的清黨、屠殺，經歷了5次大“圍剿”，經歷了二萬五千裡長征。當年的文獻資料早已散佚，當年的代表犧牲的犧牲，脫黨的脫黨，叛變的叛變。正如董必武所說：“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哪個說得到的。”

　　1938年，毛澤東與董必武商量，決定將中國共產黨的生日定在“7月1日”。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黨史專家才考証出“一大”召開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一大”的會址，就在李漢俊的家。

　　李漢俊住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一幢二層小樓裡。樓上是他的臥室，樓下是一個面積為18平方米的客廳。上世紀20年代，望志路一帶還不是繁華市區，附近有不少農田，環境比較僻靜，正是召開秘密會議的好地方。會前，組織者們本來打算“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在不同地點開會，可是苦於合適場地難尋，結果一連幾天會議都在李漢俊家中進行。

　　這也正應了董必武“作始也簡，將畢也鉅”的題詞。1921年7月23日晚上8點，坐在李漢俊家一樓餐廳長桌子旁的代表們，大概誰也沒想到，那一刻將會影響中國今后近百年的歷史進程。

　　“一大”的主要議程是起草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進行討論時，兩位飽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之士——李漢俊和劉仁靜，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在李漢俊看來，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支持孫中山革命，加入議會參與競選。而劉仁靜認為，歐洲的議會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中國共產黨也不應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中國共產黨應該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

　　陳獨秀雖然沒參加“一大”，但對早期共產黨人的思想傾向卻了如指掌。多年后，他對表弟濮清泉說，“一大”上就有“左”和右兩種傾向，張國燾、劉仁靜傾向極左，主張中國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倆也不看看當時中國是個什麼情況，以為那樣少數的無產階級就可以單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

　　李漢俊卻傾向極右，他主張黨隻能進行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能搞實際革命工作。他認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進行非法活動。他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太落后了，要想像俄國無產階級那樣，至少要幾十年。

　　會上，另一個引起空前激烈大辯論的話題是共產黨員可不可以在現政府中做官。

　　一直比較沉默的陳公博發言了，他主張“可以”。因為他當時正在南方政府中擔任“宣傳員養成所”所長。不過，大多數代表表示反對，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黨員怎麼在資產階級政府裡當官呢？

　　雙方爭執不下，最后調和的結果是大家一致同意，共產黨員不在資產階級政府裡做部長、省長一類的大官。

　　從后來的事實看，陳公博參加中共“一大”，對雙方而言都是一個誤會。陳公博是世家子弟，他的父親陳致美曾擔任過廣西提督。他對中國革命的認識非常膚淺，對自己要信仰什麼主義也沒有定型。“一大”上代表之間的正常討論，被他當作庸俗的互相傾軋，當時就“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轉場南湖

　　7月30日傍晚，“一大”第6次會議召開。那天，周佛海因為上吐下瀉沒有來。

　　晚上8點多，一個穿著灰布長衫的陌生人闖入望志路106號。他鬼頭鬼腦地往房間裡張望了一下，便借口說找錯門匆匆離開。革命斗爭經驗豐富的馬林斷定，此人一定是警局的暗探。會議中止，大家迅速撤離。

　　暗探盯上望志路106號，絕非偶然。馬林早已是在西方各國警方挂了號的人物。他動身來華那一刻，一舉一動就已經在各國暗探的監視之中。1921年7月下旬，他到李漢俊家參加會議，自然逃不過暗探的眼睛。

　　果然，代表們撤離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的幾個警探就突襲了李漢俊家。警探在李漢俊家翻箱倒櫃地搜查起來。當時留在現場的陳公博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回憶：

　　（密探）什麼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裡的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秘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認為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法國警探突襲李漢俊家時，代表們沒敢回博文女校的住處，而是聚集到李達家。

　　李達認為，他們的活動已經引起法租界警方的注意，所以應該換個地方開會，最好是離開上海。大家深以為然，但要到哪裡去開會呢？有人提出，去杭州西湖開會。可西湖是風景名勝，人多眼雜，不太合適。

　　李達的妻子王會悟搭話說，不如去嘉興南湖。嘉興距離上海隻有杭州一半路程，南湖離火車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租。租一條船在湖上開會，既安全又方便。大家一聽，一致同意前往嘉興南湖繼續開會。

　　8月3日清晨7點35分，一列開往嘉興的火車從上海北站駛出。坐在火車上的“一大”代表有張國燾、李達、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周佛海和包惠僧。由於前一天法國警探突襲了李漢俊的家，為了保險起見，大家決定讓漢俊留在上海。馬林和尼科爾斯基是外國人，路上太顯眼，所以他倆也沒有去南湖。

　　陳公博從李漢俊家回到大東旅社后，正好趕上隔壁發生謀殺案。一天經受兩次驚嚇，陳公博連招呼都沒打，就帶著新婚妻子到杭州去了，根本沒去南湖開會。

　　與毛澤東同來的何叔衡去沒去南湖是一個謎。多年以后，他寫信給董必武詢問“一大”開會的情況，董必武向他描述了南湖紅船上的情景，據此推測他當時似乎不在紅船上。就像毛澤東所言，何叔衡像一條牛，總是默默耕耘，他在黨史上留下的痕跡不多。

　　1935年，主力紅軍長征后，年近六旬的何叔衡被留在贛南。為了躲避國民黨軍隊的步步緊逼，中央局書記項英派便衣隊送何叔衡和瞿秋白等去閩西。不幸的是，他們在福建長汀暴露了蹤跡。提到這段史實，人們多半會想起瞿秋白在長汀被俘，英勇就義，卻很少有人知道與瞿秋白同行，而且先他一步犧牲的正是“一大”代表何叔衡。

　　到南湖后，王會悟已經雇好一隻中號船。船裡擺著一張八仙桌，一桌酒菜，十幾個人坐下一點不擠。11點，代表們上了船。王會悟一人坐在船頭，看著煙雨蒙蒙的南湖，心潮澎湃。她身后的船艙中，正在上演著改變中國歷史的一幕。

　　那一天，在南湖紅船上，中國共產黨誕生了。代表們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大會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

　　下午6點，南湖漸漸熱鬧起來，湖面上飄蕩著京劇聲。誰也沒有注意到，一隻不起眼的游船中，十幾個人輕聲呼著口號：“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

　　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件，就這樣在南湖這條小小的游船中發生了。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政黨，就這樣在南湖這條小小的游船中誕生了。

　　大浪淘沙

　　1930年，魯迅先生在《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一文中這樣寫道：

　　因為終極目標的不同，在進行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隻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后來，這隊伍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用魯迅先生這段話來形容13名“一大”代表后來的人生選擇與人生軌跡，再合適不過。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便“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

　　1923年陳公博脫黨，

　　1923年李達脫黨，

　　1924年李漢俊脫黨，

　　1924年周佛海脫黨，

　　1927年包惠僧脫黨，

　　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

　　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

　　最先與共產黨分道揚鑣的是后來做了大漢奸的陳公博。

　　1922年，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陳公博不顧黨組織決定，公然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黨組織讓他去上海回答黨內質疑，他不去﹔讓他去蘇聯，他也不去。1923年，陳公博赴美留學。到美國后，他接到消息說黨中央決定讓他留黨察看。陳公博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輕佻地寫道：“我不覺好笑起來，我既不留黨，他們偏要我留黨察看。反正我已和他們絕緣，不管怎樣，且由他去。”1940年，陳公博投入汪精衛麾下，成為一名可恥的漢奸，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同樣成為大漢奸的還有旅日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周佛海。1924年，周佛海發現跟著國民黨混才是飛黃騰達的捷徑。他寫下一紙書信，聲言脫離中國共產黨。此后，周佛海追隨蔣介石，青雲直上，成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歷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抗戰后期，他見日本人大勢已去，又轉而為軍統服務。抗戰勝利后，周佛海被蔣介石特赦，死刑改為無期徒刑，最終瘐死獄中。

　　李達、李漢俊也在“一大”召開后的幾年，相繼脫黨。他們二人雖然未失大節，卻把個人義氣和情緒凌駕於黨的組織原則之上。李達、李漢俊學究氣十足，恃才傲物，脾氣執拗，與當時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張國燾發生了激烈的沖突，以脫黨宣泄一時之憤。

　　1927年12月17日，李漢俊被武漢軍閥胡宗鐸逮捕。被捕僅僅4個小時后，李漢俊便被殺害。后來，陳獨秀感慨說，李漢俊一直主張隻能搞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活動，不要搞革命活動。可是，“蔣介石連這個合法的人也不允許他存在，必殺之而后快。”

　　張國燾，這位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與其說是被黨開除，不如說是他選擇了叛逃。

　　1938年4月3日，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延安，投奔了國民黨。

　　1949年，張國燾逃到香港，1976年死於加拿大多倫多一家養老院。晚年的張國燾，生活困頓，以給出版社寫回憶錄換取生活所需。回憶錄中的張國燾，作為“一大”主持人，曾站在了1921年7月這個開天辟地時刻的歷史舞台中央，鴻篇大論，侃侃而談﹔長征途中，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時，曾騎著高頭大馬，接受全體政治局委員冒雨接出三裡的迎候，風光無兩……

　　然而，張國燾的風光之下，是個人權欲野心的膨脹。最終，他拋棄了自己的信仰，背離了自己的組織，從此走向了中國革命的反面，成為一個可恥的叛徒。

　　當然，有退伍，有落荒，有背叛，更有堅守與犧牲：

　　1925年王盡美犧牲，

　　1931年鄧恩銘犧牲，

　　1935年何叔衡犧牲，

　　1943年陳潭秋犧牲。

　　中國共產黨誕生后，遭遇的是世界政黨史上前所未有的殘酷境遇，清黨、屠殺、圍剿、長征、抗日、內戰……“一大”結束的28年，中國共產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血與火的洗禮。沒有哪個政黨，遭受過中國共產黨這樣煉獄地火般的考驗。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最終隻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人走上了天安門城樓。

　　南湖一葉小舟上，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時，全國黨員不過幾十人。

　　中國共產黨從這裡誕生，從這裡出征，從這裡走向全國執政。一路艱難險阻，一路血火風霜，共產黨人經歷了無數次生與死、成與敗、忠誠與背叛、堅持與放棄的考驗，有人掉隊，有人背叛，有人犧牲，更有人堅守。中國共產黨在戰斗中成長、壯大，淬煉成了一支“純粹、精銳的隊伍”。

　　最終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這樣一支大浪淘沙、百煉成鋼的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