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地下電台網

　　1938年9月武漢告急，根據形勢的變化和需要，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南方局。武漢失守后，中共人員分別經宜昌、長沙、桂林等地輾轉來到重慶。

　　1939年1月南方局正式在渝成立，對外稱之為第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主管川、雲、貴、鄂、湘、粵、桂、蘇、贛、閩等省及港澳地區的中共組織，延安方面的指示通過電波傳到這裡，又通過這裡在廣大國統區貫徹。

　　鑒於機要任務加重，周恩來和李克農兩次派人去香港買回大批器材，組裝了數十部電台，除在重慶自留8部外，其余分送延安和各地，在天空中架設了一條條看不見的橋梁網絡。

　　許多動人心弦的故事，就發生在這些日子裡。

　　周恩來臨變不驚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電台網，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南方局的前身叫中共長江局，1937年9月在漢口建立時，隻有1部從延安帶去的發報機，時刻擔心出故障，聯絡工作脆弱。周恩來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當時經費雖然很困難，但隻要是申請購買通訊器材，他都立即批准。這樣，由熟悉業務的干部申光通過熟人關系在漢口買到一批通訊器材，又組裝了2部，得以維持正常通訊。但從長遠考慮，電台還是實在太少。

　　隨著戰局的進展，各地方黨組織和游擊隊傳遞情報愈加困難，紛紛要求配備電台，而在漢口靠買零配件組裝根本無法滿足。於是，周恩來和李克農遂派申光攜帶數萬港幣去香港，相機購買無線電器材。

　　香港是自由貿易區，什麼都能買到，惟不易通過海關檢查，申光此去雖然購到一批器材，卻苦於無法運回內地。幸而德高望重的宋慶齡正在香港，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廖承志上門求助，她毅然承諾視為己任，召其弟宋子良去九龍海關打點，獲得“免予上稅、立即放行”的特殊關照，順利啟運。

　　1941年1月11晚，山城重慶萬家燈火，周恩來正在參加《新華日報》成立三周年紀念會，南方局機要科突然收到一封標志為“AAA”的萬萬火急的電報，發報者為新四軍軍部。譯出后立即送到周恩來手中，原來這是受到國民黨頑固派圍攻的新四軍在彈盡糧絕時發出的告別電，說明他們已遭不測。

　　周恩來看過電報滿腔悲憤，當即在大會上宣布了這件事。他正在講話，附近有人搗鬼，電燈突然熄滅了，他不僅沒有中斷講話，反而用更加洪亮的聲音說：“黑暗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他的這番話，使到會同志受到極大的鼓舞。

　　就在當晚，南方局領導召開了緊急會議，布置了各種應急措施，其中最要緊的是部署二、三線電台，萬一國民黨當局查封了公開電台，后備的即可接替。此后又聯系香港密秘電台，指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變”的真相，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共堅持團結抗戰的方針絕不改變，但對反共軍事進攻不能不有所戒備。中共不願由此發生大規模內戰，如果內戰挑舋者醞釀更大陰謀，使日本坐收漁利，則中國抗戰前途岌岌可危，望國際人士共挽危局。

　　1月17日夜裡，周恩來召集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的全體人員開會。他表情凝重地說：“我們不希望國共合作的局面全面破裂，但一定要作最壞的准備。如果頑固派搞突然襲擊，我們抵抗一下，把密碼和文件毀完了，就准備坐牢。要坐牢我們一起坐，他們要問你們是不是共產黨員，男同志可以承認，因為我們是共產黨的公開機關。女同志隻承認是家屬。要問黨的組織情況，就說我們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澤東，這裡有支部，書記是周恩來。再問還有哪些負責人，就說有董必武、鄧穎超，別的不知道，讓他們去問支部書記周恩來。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要出面去交涉，我是國民黨和蔣介石請來的。我們要爭取全師而回，但也要作最壞的打算，要准備犧牲，要犧牲我們一塊兒犧牲。”

　　“皖南事變”后局勢緊張，中共中央來電指出：“恩來、劍英、必武、穎超及辦事處、報館重要干部於最短期離渝。”並要求銷毀文件、密碼、電稿等。為防止國民黨當局襲擊，南方局命令機要科將辦事處和《新華日報》全體員工名單電告延安，以便有人被捕時，中共方面能據此交涉。

　　周恩來還提出“隱蔽精干”的策略，將一批陪都文化界進步人士送往香港或外地，同時也疏散了一批黨內干部，對留在重慶的工作人員則進行氣節教育。

　　南方局在重慶設有8部電台，其中3部是公開的，已向國民黨當局登記備案。另有5部為秘密的，其中2部設在紅岩村辦事處三樓，聯絡對象為延安、雅安﹔1部設在紅岩村俱樂部樓上，與延安試通后備用。其余2部為流動性質，先后分設在市郊黃沙溪、市內中國工礦銀行辦公樓上，聯絡對象為延安。時局最嚴峻時，仍有4名報務員在紅岩村堅持收發報，片刻不停地向黨中央通報重慶的情況。

　　1943年5月蘇共宣布解散共產國際，國民黨頑固派乘機提出“取消陝甘寧邊區”“解散共產黨”，並密令胡宗南部准備進攻延安。同年9月，國民黨軍警強行封閉紅岩村的公開大電台，說是今后隻能通過軍政部電台收發報，意在切斷紅色電波。

　　共產黨有共產黨的辦法。從此以后，南方局機要科常常派人將國民黨報紙上的新聞、社論用一般密碼發往延安，或是每天隨心所欲地寫上幾百字的假電文，蓋上領導人的私章，密封后送交國民黨軍政部、郵政局電台發往延安。延安收到這類電報扔到一邊就不管了，隻有國民黨的“譯電專家”還在冥思苦想，企圖從中搞出點名堂。真正重要的文件和消息，則由架設在紅岩村三樓的5瓦小電台拍發，編碼縝密，盡管國民黨軍統局常年監聽，但一次也未能破譯。

　　馮乃超巧藏電台

　　1938年台兒庄大捷后，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借此機會在武漢掀起一次轟轟烈烈的宣傳周，並發起獻金運動，各界人士踴躍捐獻，募得大批珠寶首飾和現金。郭沫若委托陽翰笙、程步高等人，用這筆資金到香港去購進10多輛卡車、醫療器材和藥品運回內地，然后又分送到各戰區去。

　　由於當時的特定環境，郭沫若打了“埋伏”——其實還有2卡車物資，已直接駛往缺乏醫療器材和藥品的八路軍總部和新四軍軍部，車上還各自夾帶著1部無線電收發報機。

　　原來，當時八路軍和新四軍最急需的也是通訊設備。因而，陽翰笙等人赴港后，也千方百計買到3部電台，除送八路軍和新四軍各1部外，另一部交由馮乃超保管，以備不時之需。

　　馮乃超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對敵宣傳科科長，實則系中共派往該廳的特委書記，遷渝后任南方局文委委員。他藏有發報機，連郭沫若也不知道。

　　當時正值第二次國共合作，為爭取合法地位，南方局設在重慶的公開電台都向國民黨當局申報和備過案。公教人員私藏電台要冒很大風險，一旦暴露或被搜查到，將會以“漢奸”罪判處重刑。

　　馮乃超膽大心細，他先是將電台藏在家中，對家人也守口如瓶，故而一直未出事。但這終非長遠之計，他為此絞盡腦汁，卻沒找到穩妥辦法。

　　1940年12月，政治部第三廳被國民黨“改組”為文化工作委員會，因日機空襲日甚，郭沫若便時常在市郊巴縣賴家橋辦公。南方局文委的有關指示及工作意見，均由馮乃超帶往賴家橋，久而久之，他發現那裡地僻人稀，心生一計。

　　有一天，馮乃超雇了幾個農民，聲稱親戚病故，要他們幫忙挖個坑安葬。入夜后，他獨身潛往亂葬崗，用油布將發報機仔細包裹起來埋進坑內，上面掩飾成墳墓。俟春雨降臨，墳頭芳草萋萋，別說是特務，就是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同仁也萬萬料想不到，這墳裡藏著1部7.5瓦的瓦哈特萊式電台。

　　1945年3月，國民黨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員會，郭沫若搬家，馮乃超才將電台轉移走。

　　劉澄清孤膽建台

　　1941年春天，香港地下黨發電報到重慶，請求派人接替前任報務員林青的工作，南方局決定派資深報務員劉澄清前往。因劉澄清不會說粵語，又特派廣東籍女同志康瑛配合工作，兩人一道結伴上路。

　　為提防特務跟蹤，他們不能直接從紅岩村出發，先隱蔽一段時間。他們乘夜轉移出來，劉澄清假裝病人，住進一家法國人開辦的醫院，整天打針吃藥，康瑛則裝成他的表妹，時常來照料他。后來他們又轉移到西郊歌樂山農家小院，閑住了兩三個月。

　　等到外面風聲鬆動，亦未發現附近有可疑人員，他們才跟著一位帶路的地下交通員離開重慶。劉澄清裝成西南聯大的學生，聲稱去香港找親戚，康瑛仍然扮作他的表妹。他們經貴陽到桂林，買到兩張去香港的飛機票，劉澄清讓康瑛和交通員先走，他自己又扮成華僑，與幾個商人同路，經湛江抵達香港，並很快接上了關系。

　　當時香港的商業電台很多，國民黨軍統、中統及其他系統也在這裡設有電台，情況復雜。國民黨的電台人員喜歡在社交場合吹牛談天，露出了破綻，被港英當局查獲了好幾個。劉澄清在這方面相當謹慎，從未發生問題，他還做了充分思想准備，即便電台被查獲，他也會一口咬定是搞商品行情的商業電台。

　　在香港立足得有社會職業作掩護，劉澄清就到夜校去補習英語，后來進寫字樓做職員。誰也猜不到，這位辦事勤勉的年輕人，竟然是共產黨的千裡眼順風耳，他的志向不是升級提拔，而是經常給延安和重慶發電報。

　　香港淪陷，地下電台暫停，劉澄清又奉命到東江游擊縱隊，在那裡裝配了一部15瓦的電台，與延安聯絡。他使用原香港密台的呼號、頻率、時間，終於接上關系，每天除收發報外，還兼收新華社新聞電稿和《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的重要社論、文章，供游擊隊學習和編油印小報用。過了一段時間，林青在香港恢復了原來的地下電台。

　　1943年夏，南方局召劉澄清返渝，先在紅岩村工作，后派他到鬧市區建立備用電台。

　　中國工礦銀行位於重慶城內小什字街，除搞金融業外，還辦有一家電料行，由該行律師潘震業之子潘克勤經營，此人思想進步，也是一個無線電愛好者。地下黨找潘克勤幫忙，他爽快應允，讓劉澄清把電台設在銀行樓頂晒台的電料倉庫裡，那兒平時只是偶爾有人去晒晒衣服，十分清靜。

　　庫房鑰匙由潘克勤掌管，他有一次忘記來開門，結果劉澄清又飢又渴，在庫房裡整整困了一天。

　　城內密台是備用的，所以沒有電文從這裡拍發或抄收，只是每次叫通后雙方用簡單代號打招呼，或僅僅“OK”一聲就停機。這樣做可防止軍統電台監聽，確保形勢惡化時隨時可用。

　　民生輪船公司公開招收報務員，黨組織決定讓劉澄清去報考，再增設一個備用台。他冒名頂替川軍潘文華某部的通信兵去應考，以總分第一名被錄用。就在考場上，他突然遇見原紅四方面軍的報務員鄧國軍，彼此心照不宣，知道上級的意圖是要他們同時進入民生公司。后來果然如願，他們分在同一條船上，掌握了1部50瓦以上的大電台。

　　抗戰勝利，劉澄清被調到民生公司南京分公司，他正好為遷往南京的中共代表團服務，那是后話不表。

　　馬歇爾送貨上門

　　1945年8月，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國共和平談判，中共方面提出要求恢復1943年被查封的紅岩村大電台，但被國民黨當局以“黨派社團不得私設電台”為由拒絕，仍強調電文可交軍政部代為拍發。因此，在重慶談判期間，各地的電報往來，僅靠1部輸出功率為5瓦的小型密台。上黨戰役進行時，毛澤東就是通過這部小電台給劉伯承、鄧小平拍發了那個有名的電文：“有來犯者隻有好打。你們打得越好，消滅敵人越多，我們就越安全，回來得就越快。”

　　就在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當局重新印發了《剿匪手本》，國共“雙十協定”剛簽訂，蔣介石又發布了去解放區“接收”的密令，打算獨享抗戰勝利果實，內戰陰雲密布。

　　這時美國政府調走那個公開聲明隻同國民黨合作的駐華大使赫爾利，改任五星上將馬歇爾為總統特使赴華“調停”中國內戰。12月1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聲明，表示贊成中國“召開全國主要政黨代表會議，以促成中國之統一”，但又建議中共軍隊與國民黨軍合並，搞聯合政府。同日馬歇爾啟程來華。

　　南方局收聽到這一消息，作了相應准備。

　　1945年12月21日，美國大使館人員、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代表都到重慶白市驛機場去歡迎馬歇爾，不料就在專機即將降落時，國民黨軍警居然要將中共人員趕出機場，只是由於美國人進行干涉才得以制止。

　　蔣介石安排馬歇爾住在長江南岸的黃山官邸，那裡進出很不方便，但是中共和民主黨派的人還是上山去會見了馬歇爾。當周恩來提到機場發生的不愉快事件時，馬歇爾感到緊張，因為他希望早日完成使命，在中國建立聯合政府。

　　這種會談進行了許多次，周恩來說，隻要聯合政府作出保留解放區的安排，中共願意實行政治和解。但是，延安決不能接受的就是放棄自己的武裝，那樣肯定會招致像1927年國民黨搞的“清黨”大屠殺。馬歇爾試圖繞過這道難題，再三建議共產黨人到國民政府去任職，這樣就可以避免全面內戰。

　　“調停”持續到1946年2月時，真心希望和平的中共方面打算簽約，周恩來還草簽了美方擬訂的建議書，使馬歇爾喜出望外。這時周恩來提出中共要設公開電台，便於隨時向延安匯報和談進展情況，馬歇爾一口答應。駐華美軍司令部隨即派出專人，在重慶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團駐地架設了1部大型軍用電台，發射機為BC—610型，功率450瓦;收訊機為SX—28型和BC—312型。這是中共反對國民黨封閉電台斗爭取得的勝利，周恩來還親自請架設電台的美方人員吃飯並與他們合影。

　　由於國民黨缺乏和談誠意，不斷制造摩擦，馬歇爾的“調停”一直未能成功。1946年5月，中共代表團將這部大電台帶往南京繼續使用。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團撤回延安時，將電台交還美方。

　　從1937年到1947年，南方局先后在武漢、湖南、桂林、重慶、江西、廣東、福建、雲南、南京、上海、香港、海南島、新疆等15個地區建立了60部電台。其中公開電台22部，秘密電台38部，基本上形成了中共在國統區和香港的無線電通訊網。這些電台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對保証南方局與黨中央的聯絡，以及南方局與各地黨組織的聯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軍委在給南方局機要譯電員的信中就指出：“機要工作是黨的咽喉命脈。”毛澤東也多次把機要通訊工作生動地比喻為“黨的機體上的血管”。

　　南方局建立的無線電通訊網，為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留下了極其光輝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