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被捕始末

1934年8月，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馮友蘭的成名作《中國哲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時海內外學界好評如潮﹔因此書列入“清華叢書”專項出版，陳寅恪在此書審查報告中盛贊“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至此，馮友蘭基本確立了在中國學界，尤其是中國哲學界中的地位。

但天有不測風雲，在《中國哲學史》出版之后3個月，這樣一位以學術為志業的優秀學者，竟被捕入獄，這究竟是為何？

被捕並押送“保定行營”

關於馮友蘭被捕之事，北平的《世界日報》於1934年11月29日曾有過專題報道，對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加以簡要披露：

清華文學院長

馮友蘭昨日被捕

昨日下午已解往保定

【特訊】清華大學文學院長馮友蘭，昨日下午一時，忽被保定行營派來之特務人員，會同平市公安局人員，在該校將其傳去。記者聞息，當向該校及各方調查，茲分志各項詳情於后：

【特務人員到校】昨日正午十二時許，保定行營派來之特務人員，會同公安局人員等共十余人，乘大汽車即停於該校大門口，下車后，即入校，聲請見該校秘書長，當由該校秘書長沈履出見，略談片刻，該人員等即稱欲與該校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馮友蘭談話。沈當時因不知有特殊事故，乃派人引該人員等赴文學院哲學系主任辦公室，是時馮正在辦公，當由馮親自接見。

【馮態度極坦然】馮出見后，該人員等即對馮聲稱：謂奉保定行營命令，請馮有話商談，並以某種嫌疑，請馮暫時離校。馮聆悉之下，態度極為坦然，並立即應允隨該人員等離校，馮原擬即乘特務人員所乘之汽車啟行，旋該校以過於擁擠，乃為馮另配一小汽車，由特務人員二三人伴同乘車入城，時約下午一時左右。

【昨下午赴保定】汽車入城后，並未多事耽擱，旋即開往西車站，復由特務人員，伴同馮氏登二時開行之平漢路南下車赴保。聞與馮同行者尚有前日在市立師范捕獲之學生數人。

【馮去后之清華】馮離清華后，該校教授及學生等，因事出突兀，咸表示驚愕。該校校長梅貽琦，昨日適因公入城，故當時並未在校，事后始悉詳情，乃分向關系方面探詢究竟。該校工學院長顧毓琇等，並於昨日下午入城，赴公安局有所詢問。但以系密令關系，雖輾轉探詢，亦無若何結果。並聞清華大學今日下午四時舉行之校務會議例會，對此事

或亦將提出討論。

這則報道指明，馮友蘭的被捕時間為1934年11月28日下午，被捕當天即被押往保定。所謂“保定行營”，是指由國民黨政府於1933年初，將原直系軍閥曹錕在保定的督軍署改編而成的軍政機構。這一機構，在地區事務上享有軍政特權，直接受命於蔣介石﹔該處逮捕政治犯及參與學潮的學生，均可由特務人員越過普通司法程序加以處置。

因“演講蘇俄”遭捕

堂堂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被秘密逮捕，又未給出任何公開的理由與實據，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就在被捕后不久，24小時之內消息迅即傳出，頓時全國嘩然，社會各界紛紛提出抗議。

11月30日，《世界日報》“教育界”版面頭條，刊發“馮友蘭被捕原因，聞系共黨指供”，終於對馮的被捕給出了一個說法。當然，這個說法仍是模棱兩可、含糊其辭的﹔看來是“保定行營”方面要自己找個台階下了。該則報道全文如下：

馮友蘭被捕原因聞系共黨指供

如無重大嫌疑及証據即可保釋

教育界人分電各方為馮解說傳梅貽琦定今日下午赴京

【特訊】清華大學，自該校文學院長馮友蘭被捕后，該校教授，多甚系念，除已由該校當局，致電南京及南昌各要人，請予開釋外，並有馮之友人，自平函電京、滬、保定各軍政當局營救。據平市某方得南京來電，謂馮系保定所捕之共黨所指供，如無重大嫌疑及証據，即可保釋，某方昨已轉達各關心馮氏者雲。

【蔣夢麟等會談】清華大學文學院長馮友蘭前晚被捕后，即解至保定行營訊辦。該校校長梅貽琦，以馮平素行動極為謹慎，除從事教育及學術事業外，頗少與外界接近。自馮被捕后，即於昨日用電話約請北大校長蔣夢麟，平大校長徐誦明，中法大學校長李麟玉等教育界聞人，及該校各院長教授等，會商營救方法。交換意見結果，當決定先分由出席人員，分頭探詢馮被捕之真相，並聯電蔣、汪及教長王世杰，軍分會及保定行營為馮解說，請予恢復自由。校長梅貽琦，並擬於日內赴京（一說梅今日下午即離平），分向關系方面呼吁雲。

【該校公布消息】清華大學文學院長馮友蘭被捕后，該校秘書處，昨公布消息一則，原文照錄如下：清華大學文學院長馮友蘭，前午被保定行營派員會同平市公安局自校傳訊，隨解保定后，清華師生，咸表驚愕，該校當局，即一面派員赴平公安局探詢情形，一面連電南京教育部次長段錫朋，部長王世杰，保定軍委會委員長行營主任錢大鈞，教次兼國防會副秘書長錢昌照，請就近查詢原委，並設法營救。昨（二十九日）並由平市文化學術界領袖，聯名分電蔣委員長，行政院汪院長，聲述馮之學術造詣，為國際學術界所推崇。平時講學，素無不軌行動，祈求從速開釋，以重學術，而維國際聲譽。

在這則報道之后不久，馮友蘭即獲釋，清華大學與北平各大學的聯合營救行動取得了效果。《世界日報》12月3日有報道稱，北京大學法學院長周炳琳，於12月2日即致電教育部長王世杰，報告馮已平安返校。由此可見，迫於社會各界壓力，馮在被關押、審查兩三日后，被釋放了。

對於這一事件，魯迅於當年12月18日致楊霽雲的信中憤然說：“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這一事件的社會影響是巨大的，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高壓政治表現出強烈不滿，社會輿論出現了“一邊倒”的情況。

近兩年之后，《世界日報》又專訪馮友蘭，透露了他被捕的原因，並不是什麼子虛烏有的“共黨指控”，乃是因為其曾“演講蘇俄”之故。《世界日報》1936年7月13日刊登的專訪中提到，馮友蘭“當民國二十三年暑假的時候，曾經到俄國去游歷，秋季回國后，曾在平市大學演講蘇俄的情形，可是到冬季的時候，就因為這個原故，被某方面捕去，並且解到保定某軍事機關，終因並無嫌疑，過了第二日便被釋放回校了”。

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治學理念

那個導致馮被捕的“蘇俄演講”，其內容也曾公開發表於《世界日報》之上，刊載時間為1934年10月25日、26日。當時，由歐洲、蘇俄考察歸國的馮友蘭，在清華校內座談會上暢談國外見聞。他對國內頗感神秘、當局也嚴厲封鎖的蘇俄概況，為清華師生們做了一次專題演講。

在演講中，除了對蘇俄的個人農場、合作農場、公社、國營農產等相關制度的介紹及個人觀感之外，還對蘇俄現行社會制度是否符合共產主義標准，有簡明扼要的評述。

最后，他得出結論說：“總之，蘇聯是有一定的主義，一定的計劃的。他們現在的口號是以蘇維埃社會制度，加上美國的工業化。如果他們能作得到，是可以成為世界一個新地方。”

馮友蘭的演講主題是當時國內社會的敏感話題，加之對於蘇俄的成就與未來表現出了極大關注與支持，才遭到了當局逮捕。

雖然在被捕前后的具體言行中並沒有共產主義的政治傾向，但馮友蘭的治學理念卻已經潛移默化地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及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相關論點，都已經影響到了他的學術視野與價值取向。

譬如，他在1935年9月發表的《秦漢歷史哲學》中就曾指出“工業革命可以說是近代世界所有革命中之最基本者，有了工業革命，使別的建筑在舊經濟基礎上的諸制度也都全變了。有一個人說工業革命的結果‘使鄉村靠城市’‘東方靠西方’，我覺得這話很對。……我們用這個基本意思來看歷史，一切都可以看得通。”

這裡“有一個人”即指馬克思，“基本意思”即指唯物史觀。馮友蘭的上述觀點，顯然承襲了《共產黨宣言》的意旨。稍有區別的是，馮友蘭當時從《共產黨宣言》中讀出的不是資產者的必然滅亡，而是落后國家的出路。他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影響之一斑，可以想見。

（本文作者為當代文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