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鄧穎超兩次出國被阻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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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11日上午，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辦事處那間小小的會議室，熙熙攘攘地擠滿了前來參加中共代表團記者招待會的記者們。11時整，記者們一陣騷動，紛紛看向門口。出乎他們預料的是，出現在門口的並不是經常主持記者招待會的周恩來，而是他的夫人、中共代表團成員鄧穎超。隻見她身穿素色旗袍，親切地向記者們打招呼，對他們的到來表示感謝。然后，鄧穎超話鋒一轉，就國民黨政府無理阻撓她去法國參加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執委會議一事，發表了談話。

事件的由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各國人民和進步組織為了反對法西斯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開展了許多活動，先后成立了世界性的工人、婦女、青年的組織，成為當時世界上一股頗有影響的進步政治力量。

1945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由英、美、法、蘇等國的婦女團體發起，在巴黎召開了第一次國際婦女代表大會，選舉成立了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會議召開前，大會籌備委員會向中國發出了邀請，國民黨政府指示中國駐法國大使錢泰從留歐婦女中指派10人參加，其中有李佩、袁曉園等人。當時，中國除了在國民黨統治區有宋美齡領導的婦女團體外，解放區也已經有了自己的婦女團體。1945年6月20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延安成立了以蔡暢為主任，鄧穎超、白茜為副主任的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顯然，僅從留歐婦女中選派代表是不能真正代表中國婦女界的。因此，解放區婦聯籌委會主任蔡暢委托正在法國出席國際勞工大會的中國解放區代表鄧發、陳家康二人，向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提出了入會申請，獲得了該會執委會的批准，並決定將分給中國的5名正式執委和2名候補執委的名額中，分給中國解放區婦聯2名正式執委和1名候補執委。國際婦聯將這一決定的通知書交鄧發，委托他轉交蔡暢。1946年4月，解放區婦聯組織選舉蔡暢、鄧穎超為國際婦聯執委，作家丁玲為候補執委，國際婦聯執委會批准了這一名單，於5月上旬發出通知，邀請她們出席6月27日在巴黎舉行的執委會議。

當時，國內形勢十分緊張，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在談判桌上制造種種障礙，破壞國共談判的進程，一方面調兵遣將，准備對解放區大舉進攻，企圖挑起內戰。國內局勢的發展變化，使得國共的談判斗爭也變得十分復雜。中共中央考慮到這些因素，認為派代表出席國際婦聯執委會議，可以進一步向世界人民表明中國共產黨熱愛和平、反對內戰的立場，擴大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在國際上的影響，同時可以利用國際會議的講壇，揭露國民黨政府企圖挑起內戰的陰謀，遂決定派鄧穎超去巴黎出席會議。鄧穎超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申請護照，辦理出國手續。

嚴正交涉

國民黨政府接到鄧穎超的申請后，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內心不想讓鄧穎超出國，以免擴大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影響，另一方面又由於鄧穎超是國際婦聯執委，有開會的邀請信，加上鄧穎超在婦女界有很大的影響，公開拒絕怕引起中共代表團的抗議和輿論的反對，於是制造種種借口，想拖過會期了事。

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先是對鄧穎超的護照申請置之不理，數日沒有回音。經鄧穎超多次交涉后，不得已作了答復。外交部借口婦女組織是社會團體，而社會團體的管理歸社會部負責，要求鄧穎超必須先得到社會部的批准，然后外交部才能核發護照。社會部表面上負責輔導職業團體、加強社會救濟、推進勞工行政等社會行政事務，而實際上是對人民群眾和社會團體活動的監督、控制部門。社會部部長谷正綱為了達到阻撓鄧穎超參加國際婦女會議的目的，編造出三條理由：一是將鄧穎超出席會議歪曲為代表國家，要報行政院批准﹔二是鄧穎超能否參加會議，還必須征求中國其它婦女團體的意見﹔三是中國婦女代表出席1945年世界婦女代表大會的材料，社會部沒有，無案可查。

針對國民黨政府拖延時間的手法，中共代表團經過研究，決定針鋒相對，將事實真相公布於眾，以揭露國民黨政府的陰謀。6月11日上午，鄧穎超在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駐地召開駐京外國記者招待會，對國民黨政府編造的“理由”一一加以駁斥。鄧穎超嚴正聲明：我是國際婦聯的執行委員，到法國是去參加國際婦聯執委會議，是以個人身份，並不是代表國家，也不是代表全國婦女團體的，根本無須征求其它婦女團體的意見。且中國婦女代表李佩回國后，已將鄧穎超等人當選國際婦聯執委一事向宋美齡作過報告，國民黨政府對此完全清楚，沒有任何理由不發護照。

鄧穎超的談話，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使新聞界了解了事實真相，贏得不少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國際民主婦聯主席考登夫人也致電鄧穎超，期待她如期去巴黎出席會議，同時致電國民黨政府社會部，要求他們批准鄧穎超出國。國際婦聯秘書長還四次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向大使提出交涉，要求中國政府發給鄧穎超護照。可是國民黨政府一意孤行，不顧國際婦聯的意見和輿論的呼吁，竟於6月20日由社會部政務次長洪蘭友出面，稱根據中國駐法國大使的意見，加上時間倉促，認為鄧穎超沒有必要出席這次會議，拒絕發給鄧穎超護照。

風波又起

國民黨政府無理阻撓鄧穎超出席巴黎國際婦聯執委會議的事件剛剛結束，又發生了阻撓鄧穎超參加國際婦女會議的風波，為國共關系發展制造了新的障礙。1946年5月，根據聯合國社會經濟委員會婦女小組的提議，由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和美國大學婦女會、軍人家屬聯合會等19個美國婦女團體發起，決定10月中旬在美國紐約舉行國際婦女會議，邀請各國婦女界領袖參加，以“共同研討援助實現聯合國憲章所應採取的合作途徑，並交換學識經驗”，討論有關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秩序、精神與道德情況等問題。大會指導委員會向宋慶齡、鄧穎超等中國婦女界著名人士發出了會議邀請。

當時鄧穎超收到了兩個會議邀請，一個是10月中旬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國際民主婦聯執委會議，另一個就是美國的國際婦女會議，由於兩個會議的時間沖突，鄧穎超不可能同時參加。中共中央經過研究，決定鄧穎超參加美國的會議，通過國際婦女會議講壇，宣傳中國共產黨熱愛和平、反對內戰的主張。8月3日，鄧穎超根據黨中央的指示，致電國際婦女會議指導委員會主席卡特夫人，表示接受大會邀請。8月8日，鄧穎超同時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社會部申領護照。

為了參加會議，鄧穎超為此做了一系列的准備工作。8月27日，鄧穎超到達上海，就出席國際婦女會議一事向上海婦女界征求意見。9月1日，鄧穎超發表《吿全國婦女同胞書》，向全國婦女同胞通告紐約國際婦女會議情況，提出了“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政治和經濟的世界裡”等6個問題，向婦女同胞征求意見。9月3日，鄧穎超前往莫利愛路29號宋慶齡住所，兩位中國婦女界領袖就出席國際婦女會議交換了看法，取得了一致的意見。9月4日，鄧穎超在馬思南路周公館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向中外記者介紹了這次國際婦女會議的宗旨、議程，以及向全國婦女同胞征求意見書。鄧穎超將要參加國際婦女會議的消息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婦女群眾也紛紛給鄧穎超和宋慶齡寫信，表達自己對世界婦女問題等的意見，僅鄧穎超就收到來信2000多封。

隨著會議日期的臨近，鄧穎超和中共代表團多次與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社會部交涉，要求他們立即發給護照，以便鄧穎超能准時出席會議。可是，國民黨政府又故伎重演，外交部與社會部互相推諉，近兩個月的時間不作明確答復。對於國民黨政府的這一手法，鄧穎超早有預感。9月4日和24日，她兩次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向新聞界介紹她為出席會議所做的准備工作，抗議國民黨政府制造借口阻撓她出席國際婦女會議的行徑。此時離紐約國際婦女會議的開幕隻有一個星期，而當時中美兩國又沒有民航航班，即使發給護照也不可能按時參加會議。為此，鄧穎超提筆致信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和大會指導委員會，表示由於中國國民黨政府不發給她護照，致使她不能參加大會，其責任完全在國民黨政府。鄧穎超在信中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實行獨裁、發動內戰的罪惡，以及給中國人民特別是婦女同胞所帶來的深重災難，表達了中國人民和婦女對內戰和獨裁的反對，“要求美國政府立即改變其片面援助內戰一方的政策，立即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一切援助和鼓勵，立即撤走美國在華駐軍”。鄧穎超的這封信，在中美兩國婦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使許多美國人士認清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獨裁本質。

鄧穎超在與國民黨政府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爭取參加國際婦女會議權利的同時，也做了兩手准備。9月初，馮玉祥和李德全夫婦啟程赴美，鄧穎超便委托李德全女士到美國后，代表她出席國際婦女會議。李德全不負鄧穎超重托，在10月22日的國際婦女會議上發表演說，要求美國政府撤走駐華美軍，呼吁國際婦女界幫助中國制止內戰，獲得了各國婦女代表的熱烈支持。

鄧穎超兩次參加國際婦女會議，雖由於國民黨政府的無理阻撓沒有成行，但通過這兩次事件，在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國民黨政府法西斯獨裁的面目，贏得了人民群眾和國際輿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同情與支持。鄧穎超雖沒能參加會議，但實際上達到了參加會議所要達到的目的。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