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義》報的馬克思主義亮色

　　《天義》報於1907年6月創刊於日本東京，是在20世紀初中國興起赴日留學熱潮的大背景下，由一部分旅居日本並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創辦。該刊起初作為何震等人發起成立的“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報而出版，后很快成為劉師培、張繼等人組織的“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機關報。《天義》報在其刊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共出版19期，刊發文章200余篇，在譯介西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同時，積極譯介以《共產黨宣言》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其對馬克思主義有關學說的譯介與傳播，特別是對《共產黨宣言》理論價值的推崇和對階級斗爭學說的接受和認同，為《天義》報染上了一抹鮮明的馬克思主義亮色。
　　《天義》報對馬克思主義的譯介與傳播，最值得稱道的是“兩個第一次”。
　　第一次譯介《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908年1月15日，《天義》報第15卷“學理”欄刊登民鳴翻譯的《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譯文標題是《〈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序言》，署名“因格爾斯作，民鳴譯”。譯文開篇說：“此《宣言》者，乃發表共產主義同盟之綱領者也”，與今天的譯文“《宣言》是作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綱領發表的”，在意義上異曲同工。譯文最后以“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因格爾斯序於倫敦”處理原文的署名和落款，是很中國化的表達，也很忠實於原文。需要指出的是，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構成了《共產黨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而這個思想是屬於馬克思的。恩格斯強調，“這一思想對歷史學必定會起到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所起的那樣的作用”。在《天義》報刊發的譯文中，對這段文字是這樣翻譯的：
　　其提案非他，即謂古今各時代，其關系生產、分配者，必有經濟上特殊之方法。社會組織因之而生，其政治及文明之歷史，亦建設於此基礎之上。又依此基礎說明，則人類之全歷史者，自土地共有之種族社會消滅后，常為階級斗爭之歷史，即掠奪階級與被掠奪階級、壓制階級與被壓制階級對抗之歷史也。
　　《天義》報在刊發這篇譯文的時候，在結尾處加編者按予以評介，指出，“《共產黨宣言》發明階級斗爭說，最有裨於歷史。此序文所言，亦可考究當時思想之變遷。欲研究社會主義發達之歷史者，均當從此入門”。一方面高度評價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一方面建議把《共產黨宣言》作為研究社會主義發展史的入門之書，可見《天義》報對《共產黨宣言》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視。
　　《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它原文引述了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寫的《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也就是《共產黨宣言》7篇序言中的第一篇。1872年德文版序言闡明了一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即強調對於《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同時還提到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指出的一條重要經驗，即“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是一篇內涵十分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文獻。該序言完整中譯文的發表，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了解馬克思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次譯介《共產黨宣言》引言和第一章全文。1908年3月，《天義》報第16—19卷合刊（春季增刊）“譯書”欄發表了民鳴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引言部分和第一章的中譯文，同時刊發了“申叔”（即劉師培）專門為譯文發表所作的《〈共產黨宣言〉序》。民鳴譯文的標題是《〈共產黨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署名“馬爾克斯Marx、因格爾斯Engels合著，民鳴譯”。譯文開篇第一句是“歐洲諸國，有異物流行於其間，即共產主義是也”。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幽靈”一詞，在當時被譯為“異物”。譯文第一章的標題也不是“資產者與無產者”，而是譯作“紳士與平民”，明顯移植了日譯文的譯法。對於第一章的首句則譯為：“自古以來，凡一切社會之歷史，均階級斗爭之歷史也。”而對於第一章末尾體現“兩個必然”思想的一段文字則譯為：“而其所產出者，即葬瘞己身之具，而授平民以勝利者也。然彼等則欲避無由矣”，雖然與今天的譯文相比顯得語義晦澀，但通過“葬瘞”“授平民以勝利”“欲避無由”等措辭，還是較為忠實地傳達了原文的思想。
　　劉師培在為譯文所作的《序》中，高度評價馬克思、恩格斯及《共產黨宣言》的思想，稱贊馬克思、恩格斯“均為社會主義大師”，還提到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譯為“困貧之哲學”）和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譯為“英國勞動階級狀態”）這兩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回顧了馬克思、恩格斯受共產主義者同盟委托起草並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歷史過程，也述及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歷史。劉師培評價說，“觀此宣言所敘述，於歐洲社會變遷纖悉靡遺，而其要歸，則在萬國勞民團結，以行階級斗爭，固不易之說也”。他更進一步指出：“欲明歐洲資本制之發達，不可不研究斯篇﹔復以古今社會變更均由階級之相競，則對於史學發明之功甚巨，討論史篇亦不得不奉為圭臬。”
　　當然，劉師培在贊美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從無政府主義的理論邏輯出發，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提出了批評，稱馬克思主張的共產主義“系民主制之共產，非無政府制之共產也。故共產主義漸融於集產主義中，則以既認國家之組織，致財產支配不得不歸之中心也。由是共產之良法美意亦漸失其真，此馬氏學說之弊也。”但這樣的批評恰好折射出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本質區別。其實，一種新思想在傳播之初，贊美之聲固然可以引起人們的關注，但批評之辭同樣可能引發人們的研究興趣，從而在客觀上有利於新思想的傳播。更何況，馬克思主義從來就是在面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批判以及在與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彰顯自身的真理性和生命力的。
　　《天義》報作為中國近代創辦最早的一份無政府主義性質的刊物，在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時，不期然而然地在譯介與傳播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傳播《共產黨宣言》的思想方面創造了“兩個第一次”，這不能不說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史上一件很有意義、很值得玩味和研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