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學術與生活中結緣“中國”

　　《馬克思論中國》英文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馬克思撰寫了十幾篇關於中國的通訊，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真相，為中國人民伸張正義。”一定程度上，“中國”事物以及話題是馬克思文本群、思想史、革命斗爭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觀”豐富了馬克思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一生中至少有151件作品（不含譯作、讀書筆記）、800多處文字直接論及中國。這些“論中國”的作品是馬克思各時期、各領域、各體裁文本群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對“中國”的關注經歷了由“零星提及”到“集中論述”再到“補充深化”三個階段。這一過程與馬克思思想的轉變、創立的學說和進行的實踐密切相關。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的世界觀的變革，使得馬克思從西方思想史中的“文本中國”印象走向了對民族解放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現實中國”的關注。 馬克思的“中國觀”與其對“中國”乃至東方社會的閱讀史密切相關，是在揚棄其他思想家的“中國觀”以及與資產階級報刊的傾向性報道斗爭等中逐漸生成的。他不僅用很多稱謂來指代“中國”，還根據國際事務中的中國角色，對中國的地域和物品、人物及其類型化的人以及中國在一些歷史事件中的表現進行了評述，展示了中國停滯與變革、專制與自由等多維側面。在具體事實描述的基礎上，馬克思根據“共產主義”世界歷史趨勢，闡述了中國獨特的經濟社會結構、歷史文化傳統以及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馬克思的中國論述既充滿著感情色彩，又積澱著理論支撐，對“世界形勢變化中的中國”有著持續的關注，也生成了認識的變化和觀點的深化。這也豐富了他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所組成的整個理論體系，開啟了“中國研究”的科學社會主義學派，奠基了理論領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論中國”貫穿於馬克思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生涯始終

　　報人馬克思一生創辦、主編、協辦、指導、供稿報刊，並有大量專論報刊的文章，還通過報刊來斗爭和開展革命工作。馬克思第一次論及“中國”的文章暗諷了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的嚴苛和不合理。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科學預見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出現，甚至為他們心中的新中國取了靚麗的名字——‘中華共和國’”，主要出自兩人創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和政治刊物《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馬克思交往時間最長、發表“論中國”最多的報紙則屬《紐約每日論壇報》。1853年6月14日《紐約每日論壇報》的社論未署名而發表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是馬克思第一次以“中國”為標題的長文。他在該報上共發表專論“中國”的文章18篇，其中，《鴉片貿易史》和《新的對華戰爭》各分2、4次發表。馬克思通過此報強烈譴責了英國、俄國等殖民主義國家的侵華實質，深刻剖析了清政府的軟弱無能，熱情支持了中國人民的正義斗爭。

　　馬克思從1851至1862年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的12年間，發表了約47篇“論中國”的文章，年均3.9篇。可以說，馬克思“論中國”貫穿《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生涯始終，且為該報提供了重要的關於“中國”的訊息。顯然，馬克思發表在日報並被周報和半周報以及美國《紐約時報》、英國憲章派左翼機關報周報《人民報》等其他報紙所轉載、摘引的“論中國”文章較客觀地傳播了中國形象，並促進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傳播。

　　馬克思家庭生活中也浸潤著中華文化元素

　　馬克思家庭生活中也浸潤著中華文化元素，以家中成員的稱呼為例，大女兒和小女兒的昵稱均與中國有關。1863年12月15日，馬克思給大女兒燕妮·馬克思的信中在末尾說：“代我吻所有的人，特別是多多吻中國皇帝。”1864年7月4日，馬克思致信恩格斯說：“中國皇帝和他的伙伴向你問好。”這裡的“中國皇帝”就指大女兒燕妮·馬克思，她甚至被稱作“中國皇帝奎奎”（Qui-qui）。1868年1月11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在最后說：“你若能在本月16日給杜西寄一團棉線，我將非常感謝。這一天是她的生日，而這個小騙子喜歡一切中國式的禮節。”“杜西”和“小騙子”指的是馬克思的小女兒愛琳娜·馬克思。1869年4月26日，《馬克思致愛琳娜·馬克思》所用的稱呼為“我親愛的小古古”（little Quoquo）並在最后說“再見，我的小古古。”可見，馬克思的小女兒愛琳娜在家裡被戲稱為“中國的皇太子古古”（Chinese Prince Quo-Quo）。在馬克思家人的信件中，這些稱謂經常使用，如1867年5月8日，卡卡杜（Kakadou，“白鸚鵡”之意，馬克思二女兒勞拉·馬克思的昵稱）致信馬克思說：“我確信暫時擺脫一下人們習慣稱作‘家庭’的這個古怪的東西，擺脫一下‘古古’、裁縫等等大概別有一番情趣”，馬克思對大女兒“Di”的稱呼，可能是從中國皇帝“帝”的發音而來，而大女兒“Qui-qui”和小女兒“Quo-Quo”，或許是“格格”或“阿哥”的變音。 19世紀初期的歐洲報紙，常常介紹中國風物，作為逸聞趣事的清宮稱呼和事物也被傳播到國外。知識淵博、愛講故事、善取外號的馬克思更是為撰寫中國問題的著述，對於中國的歷史、文化、地理與政治有較多了解，他在“論中國”的文章中提到的中國“皇帝”就包括嘉慶（1760-1820，1795-1820年在位）、道光（1782-1850，1821-1850年在位）等，其中指涉“咸豐”（1831-1861，1850至1861年在位）的次數最多。可見，歐洲“中國熱”對馬克思有所影響，而他對中國事物也充滿興趣。在晚年研讀民族學著作時，馬克思又接觸到了中國的一些材料，如1881年8月底至9月，還閱讀並摘錄了法國傳教士埃·雷·於克（即“古伯察”）的《中華帝國》一書。 （作者為陝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