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人民抗日武裝的創始人羅登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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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登賢原名羅舉,在香港、廣東工作時化名光生,在中共滿洲省委工作期間化名達平,黨內報告中也稱光生,在上海被捕時曾化名何永生,1905年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南庄區紫洞鄉隔巷村一戶貧苦人家。羅登賢是我國著名的工人運動領導者和東北抗日戰爭初期中共滿洲省委的主要負責人。他為組織工人運動和領導東北人民進行武裝抗日斗爭作出了重要貢獻,1933年3月,被國民黨逮捕,同年8月英勇就義,時年28歲。

直接領導東北的抗日斗爭

1931年春,時任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羅登賢被黨中央派往東北工作,化名達平。他以中共中央駐滿洲省委代表身份,到沈陽協助省委工作,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同時解決東北黨內羅章龍派別制造分裂的問題。

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以王明為首的第三次“左”傾冒險主義統治了全黨,他們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更“左”,危害更大。中共滿洲省委也貫徹執行了這些“左”傾錯誤政策。同年4月,中央又派魏抱一(即李實)來東北巡視工作,繼續貫徹六屆四中全會精神。

羅登賢、李實和滿洲省委的同志,當時已感到東北地區的情況和關內不一樣,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的武裝侵略已十分明顯,他們曾將這些情況向中央作了匯報。但以王明為首的中央沒有引起重視,沒有根據東北地區的實際形勢改變斗爭策略，仍然要求滿洲省委繼續執行他們那一套“左”傾冒險主義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悍然入侵我國東北。國民黨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出賣了東北的大好河山。隻有中國共產黨堅決主張抗日,反對蔣介石的賣國投降政策,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九一八”事變后的第三天,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宣言。22日,黨中央又作出了《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指出:“特別在滿洲更應該加緊地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發動群眾斗爭,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加緊在北滿軍隊中的工作,組織它的兵變與游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

羅登賢和滿洲省委的領導同志一起,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這次事變的性質,於9月19日、9月21日連續發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據滿洲的宣言和決議,積極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陰謀與罪行,揭露國民黨的反共賣國罪行,號召和組織工人、學生舉行罷工、罷課,游行示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11月間,由於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秘書楊先澤被捕叛變,中共滿洲省委機關遭到破壞,省委書記張應龍和軍委書記廖如願被捕。黨中央立即任命羅登賢為滿洲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直接領導東北的抗日斗爭。這時沈陽的形勢非常緊張,敵人統治很嚴,黨的活動困難,經中央批准,滿洲省委機關於年底正式從沈陽遷到哈爾濱,羅登賢住道裡三道街。

他到哈爾濱不久,即在道裡鬆花江橋下邊一個小沙島上黨的聯絡站——馮仲雲家裡,召開了北滿黨的高級干部會議。會上,他分析了當時的危急形勢,號召東北全體黨員與東北人民共存亡,堅持抗日到底。他懷著滿腔的義憤,堅定地對與會同志說:“蔣介石國民黨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東北同胞,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與東北人民同患難,共生死,爭取東北人民的解放。”“敵人在哪兒蹂躪我們同胞,我們共產黨人就在哪兒和人民一起與敵人抗爭。”接著他又庄嚴地聲明說:“黨內不許有任何人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誰如果提出這樣的要求,那就是恐懼動搖分子,不是中國共產黨員。”羅登賢的這個指示,更加堅定了東北共產黨人為祖國為東北人民的解放事業奮斗到底的決心。

組建黨領導的抗日武裝

為了加強對東北抗日斗爭的領導,羅登賢領導的滿洲省委積極整頓各地黨的組織,除設有東滿特委、哈爾濱市委、奉天特委外,還直接領導磐石中心縣委、海龍中心縣委、伊通縣委以及安達、巴彥、湯原、珠河、寧安中心縣委等組織的抗日工作。

在組織力量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羅登賢和省委從兩方面開展工作:一方面在城市中進行反日宣傳和發動罷工斗爭﹔另一方面以主要精力放在農村,組織發動東北人民開展反日游擊戰爭。他經常奔走於沈陽、哈爾濱、大連等地,了解情況,號召和組織工人、學生、市民罷工、罷課、罷市。在他的領導下,沈陽、撫順、本溪、鞍山等地的工礦區數萬名工人舉行反日罷工,長春磚窯工人、中東路、呼海路、吉沈路、哈爾濱電業工人及大中學校學生也進行大規模的反日斗爭。磐石、珠河等地的農民曾多次舉行反日大示威,東北各地農民進行了規模很大的農民武裝暴動。

關於組織、發動東北人民開展反日游擊戰爭,羅登賢和滿洲省委也從兩方面著手進行,一是積極支持和幫助東北各地義勇軍的抗日斗爭﹔二是大力組織創建我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地區出現了許多抗日義勇軍,人數最多時達80余萬。這些義勇軍的組成大體可分四種:第一是東北軍的一些將領,在廣大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高潮中,在一批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強烈要求抗日的推動下,拉起隊伍抗日。如黑龍江省的馬佔山、蘇炳文,吉林省的丁超、李杜等,這些隊伍直接受國民黨的影響,不發動民眾抗日。第二是東北軍與民眾結合組織起來的抗日義勇軍,如吉林省的王德林,遼寧省的唐聚伍、郭景珊、鄧鐵梅等為代表的抗日救國軍或自衛軍。這些義勇軍大部分是農民、小資產階級,也有部分工人。這部分抗日義勇軍受國民黨影響較小,在一定條件下擁護共產黨的政策,甚至允許共產黨派人到他們的隊伍中宣傳抗日救國主張。第三是農村的農民群眾自發組織起來的武裝團體。如大刀會、紅槍會、自衛團等。這些武裝雖然也抗日,但封建迷信色彩很濃,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受農村地主階級左右。第四是抗日“山林隊”。“山林隊”是以報山頭、報號為名義的民眾抗日武裝。

羅登賢和滿洲省委根據各種抗日義勇軍的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策略。或者派黨員去加強領導,或者派有經驗的黨員打進去做兵運工作，目的在於組織這些隊伍積極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如對吉林抗日救國軍的王德林及其所部吳義成、孔憲榮等隊伍,滿洲省委曾先后派遣共產黨員李延祿、胡澤民、孟勁清、金大倫、周保中等進去開展抗日工作,並擔任領導職務。

李延祿擔任了王德林抗日救國軍司令部參謀長和游擊司令,胡澤民擔任吳義成部前方司令部參謀長,周保中擔任救國軍前方司令部參議、抗日救國游擊軍總指揮等。

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的興起,打擊了日寇的氣焰,延緩了日寇迅速侵佔東北的計劃,鼓舞了東北人民抗日救國的信心。抗日義勇軍的人數發展很快,但成分龐雜,組織混亂,有時出現分化瓦解的情況。

這些問題的出現,使羅登賢和省委認識到,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光靠這些義勇軍是不行的,必須迅速創建我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隊伍。隻有這樣,才能把東北抗日游擊戰爭進行到底。

1932年初,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周報》第20期(1931年10月21日出版)傳到東北,該期刊物上載有周恩來以伍豪為筆名寫的重要文章《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與我黨的當前任務》。周恩來在文章中號召東北黨要組織武裝抗日,在東北必須發動民族革命戰爭來反對日寇,驅逐日寇出東北﹔必須發動群眾,組織反日團體﹔號召東北人民“自動武裝起來”,組織救國軍、義勇軍,進行游擊戰爭，並提出中心口號:全國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自動武裝起來,趕走日本帝國主義!

羅登賢組織滿洲省委負責人,認真學習了這篇文章,進一步明確了武裝斗爭的重要性。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精神,羅登賢和省委軍委書記楊林、周保中等一起起草了《抗日救國武裝人民群眾進行游擊戰爭》的文件，提出我黨必須積極發動群眾,建立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才能取得抗日救國的徹底勝利，同時還要聯合其他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對日本侵略者。

為了貫徹執行文件精神,羅登賢和滿洲省委先后派了一大批優秀黨員,分赴各地組織武裝力量,進行反日斗爭。被派往各地的黨員,羅登賢都親自找他們談話,交待工作任務和完成任務的方法,鼓勵他們為東北的民族解放斗爭作出貢獻。

在南滿地區,1932年春,滿洲省委先后派共產黨員楊君武與省委軍委書記楊林,到吉林省磐石縣發展武裝力量,進行反日游擊戰爭，在那裡創建了磐石工農義勇軍。后來又派楊靖宇去領導這支隊伍,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在東滿地區,省委派童長榮任特委書記,創建了延吉、和龍、琿春、汪清等反日游擊隊,后來發展成為抗日聯軍第二軍。在北滿和吉東地區,省委派趙尚志、馮仲雲、周保中等,先后創建了巴彥、海倫、珠河、湯原、密山、寧安等許多支游擊隊,后來發展壯大成為抗日聯軍第三、四、五、六、七軍。

羅登賢根據“九一八”事變后的新形勢,把滿洲省委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到農村,組建起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抗日武裝的主要創建人。1935年,中國共產黨在“八一”宣言中寫上了羅登賢的名字,肯定了他為抗日救國做出的歷史功績。

堅貞不屈英勇就義

羅登賢在東北工作期間,正是王明第三次“左”傾冒險主義統治全黨並繼續發展的時期,他們“左”的錯誤政策給東北的革命斗爭造成很大損失。

1932年6月24日,以博古為首的臨時黨中央在上海召開了北方各省省委代表聯席會議,繼續推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參加會議的滿洲省委代表反映了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后的形勢已與關內和南方各省不同,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東北不應再繼續搞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和紅軍,而應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組織和領導東北人民進行抗日武裝斗爭上來,這樣做是符合客觀形勢的,是正確的。但卻遭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殘酷打擊,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滿洲特殊論”的帽子。博古等認為羅登賢貫徹他們的錯誤政策不力,於7月間撤銷了他的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滿洲省委書記職務,並於12月間強行將他調回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羅登賢雖然受到錯誤路線的打擊,並未消極退縮,仍繼續積極為黨工作。他回到上海后,被任命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執行局書記。當時正是國民黨反動派調動50萬兵力向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最激烈的時期,他為配合蘇區反“圍剿”斗爭,積極領導工人運動,組織上海紗廠和鐵路工人大罷工,開展反對國民黨“圍剿”紅軍的斗爭。

1933年3月28日下午3時,羅登賢在上海英租界山西路五福弄9號參加全國海員工人會議時,由於叛徒、原全國總工會秘書長王其良的出賣,不幸和全國海員工會黨團書記廖承志等一起被國民黨特務勾結英國巡捕所逮捕,先關押在老閘捕房,進行秘密審訊。羅登賢和廖承志等否認了他們的革命身份。

3月31日,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對羅登賢,廖承志等進行了所謂“公開”審判。在敵人的法庭上,羅登賢昂首挺胸怒視著法官,閉口不語。這時敵人讓另一個叛徒張漢卿出庭對証,這個無恥的敗類,像條瘋狗似地狂吠亂咬,指証了羅登賢的身分和黨內職務,並誣告羅登賢等的所謂“罪行”。法官按叛徒的指証,叫羅登賢供出他的“反動言行”。羅登賢憤怒地痛斥法官說:“你們加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在1925年幫助與領導了香港罷工;我現在剛從東北回來,在那邊我同義勇軍一道同日本強盜作戰;我曾在上海日本紗廠幫助組織罷工,那些全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難道這就是我被控告為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理由嗎？”羅登賢義正詞嚴,批駁得法官瞠目結舌,無言以對,趕忙搖鈴制止羅登賢的控訴。旁聽觀眾議論紛紛,對反動法庭無理審判表示不滿。最后法官強行宣判,於4月1日把羅登賢和廖承志等解送到上海市公安局關押。

國民黨對抗日愛國志士的無理迫害,引起了各界進步人士的極大憤慨。為了營救羅登賢等被捕同志,宋慶齡於4月1日在上海發表了《告中國人民書》,號召各界人士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文中尖銳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賣國罪行,指出:“這個事件正是中國政府與帝國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壓迫中國人民的反帝抗日戰士的鮮明例証。”對羅登賢的堅強不屈精神給予了熱情地贊頌:“被捕者理直氣壯的論點和英勇不屈的態度,充分表現了他們是中國的反帝戰士。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羅登賢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典型。”她呼吁:“全中國人民起來要求釋放他們,要求不使他們遭受酷刑與死亡。⋯⋯釋放他,釋放幾千個與他們一樣的人,就是釋放中國民族革命精神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國民黨蔣介石在全國人民的抗議呼聲中,更加恐慌,於4月2日急急忙忙將羅登賢解送到南京,囚禁在警備司令部的監獄裡。在獄中,羅登賢遭受了慘無人道的酷刑拷打。打手們把他的雙手吊起來,用沾水的皮鞭狠抽他的全身,又用鐵杠壓他的雙腿,但他沒有一句口供。滅絕人性的凶手們,又往他的嘴和鼻子裡灌煤油,嗆得他鼻口噴血,昏死過去。凶手們用冷水把他潑醒,他還是咬定牙關不說一句話。敵人又用火針刺他的手指,最后竟對他施以殘酷的電刑,他始終堅貞不屈,沒有泄露黨的半點機密。

4月5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臨時中央派赴南京營救羅登賢等人的代表宋慶齡、楊杏佛等到監獄裡去探望他。羅登賢雖然被折磨得遍體傷痕,血肉糜爛,但仍挺直胸膛,堅定地對朋友們說:“我是始終要為無產階級利益奮斗的,什麼也不能動搖我,我將我的生命獻給我們的黨與無產階級。”“我將永遠忠於國家民族與無產階級,他們能打我,決不能屈服我。”

敵人看到用酷刑不能使羅登賢屈服,就改用陰險的收買利誘手段,並利用叛徒對他勸降。羅登賢大義凜然地痛斥叛徒,和同室難友一起把來勸降的叛徒胡鶴來打得抱頭鼠竄而去,使這些敗類再也不敢到他的囚室裡去。羅登賢堅定地領導獄中的同志和難友,向敵人進行不懈地斗爭,並對看守進行宣傳教育工作。

6月,敵人把羅登賢從警備司令部又解送到另一處更加凶惡的魔窟,對他連續進行極其殘酷的秘密刑訊。8月初又解回警備司令部。在牢獄裡,他不僅遭受嚴刑拷打,還經受非人生活的折磨。每天吃的都是發了霉、摻著砂子的糙米和無油無鹽的苦菜湯。再加上盛夏酷暑,蒼蠅叮蚊子咬,羅登賢的刑傷全部潰爛,身體枯干消瘦。但他的堅強意志卻絲毫沒有動搖,依然對革命充滿著勝利信心。

1933年8月29日凌晨,敵人決定秘密殺害羅登賢。當他被帶出牢房時,他瞪著兩隻閃閃發光的眼睛,怒視著敵人。敵人問他還有什麼話說,他凜然回答:“我個人死不足惜,全國人民未解放,責任未了,才是千古遺憾!”

黨的忠誠戰士羅登賢,昂首挺胸站在雨花台上,面對敵人的槍口,高呼革命口號,英勇就義。

羅登賢犧牲后,在上海公開出版的進步刊物《中國論壇》於同年11月30日刊登了題為《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中羅登賢的名字將永遠是光輝燦爛的》重要文章,進行深切的悼念,並對他的革命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

來源：《中華魂》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