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民服務”緣何升華為黨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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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毛澤東在給張聞天的信中，首次提及“為人民服務”。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紀念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講話。並在此一年內連續五次強調“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從而實現了“為人民服務”思想的理論化轉型。直至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載入黨章，它才升華為中國共產黨奉行的惟一宗旨。

民主政權是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典型示范

事實上，僅就“為人民服務”這一概念而言，並非某一人或某一政黨所獨有與專用。譬如孫中山“天下為公”的思想及三民主義理論，就蘊含“為人民服務”的理念﹔1937年5月，蔣介石在廬山辦暑期訓練團時所制定的《暑期訓練要旨》，也提出過國民黨干部要“為人民服務”的要求。

國民黨建立之初，本是一個有著廣泛群眾基礎的動員型革命黨，然而四一二政變后，迅速蛻變為以政治控制為主、一黨專政的政黨。由此，國民黨遠離民眾運動，黨員脫離工農大眾，政黨的階級基礎發生了質變。

1943年3月，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提出“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理論，認為國民黨是中國的動脈，三民主義是中國的靈魂，中國的命運取決於人民是否服從國民黨及自己的領導，以理論化的方式宣揚其獨裁政治。可見，雖然國民黨也使用過“為人民服務”這個概念，但僅是一張空頭政治支票，其實質是以訓政的方式實施獨裁。

與之相反，毛澤東根據抗戰時期，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的現實，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建抗日民主共和國的政治主張。為此，中共在抗日根據地努力擴大政權基礎，廣泛吸收各階層代表，改變政權范式，真正實踐了“為人民服務”。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首次提出中共政權建設的“三三制”原則。即在抗日根據地政權機關的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由此確立了抗戰時期黨在陝甘寧邊區等根據地局部執政的政權建設模式。

此后，“三三制”在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得到廣泛實施。當時，中共貫徹“三三制”的意志非常堅決，在選舉過程中出現共產黨人數超過三分之一時，被選人員會主動退出政府或參議會，以保証“三三制”得到具體實行，以致有的地方黨員人數出現少於三分之一的情形。譬如，據林伯渠統計，1941年度在安塞、綏德、吳堡、米脂、合水、鎮原、環縣和新寧8個縣裡，中共黨員在參議會中平均隻佔近20%的議席，鄉政府委員會中的比例也差不多。因為中共對“三三制”的認真實施，使這一制度得到了抗日根據地內外廣大民眾的普遍接受與好評。

當然，在抗日根據地推行“三三制”，並非不要或者削弱領導，而是通過這個制度形式，以更好確立中共在政權中的政治領導地位。事實上延安時期，在毛澤東的積極推動下，中共中央通過不斷加強對抗日根據地的統一領導，已使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得以逐步確立和強化。然而，黨的一元化領導絕非“獨攬”權力，更多是通過政治、政策上的領導來實現。因此，在根據地政權建設中，毛澤東尤其注重發揮政府機關的作用，且注意到黨政分開的必要性和黨政不分的危害性。

與此同時，就如何處理好黨的領導與政權的關系問題，一些黨內高層已有較成熟的認識。譬如：1941年4月15日，鄧小平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提出，黨團同志的工作方式“要民主”“能團結人”“要堅持政治立場”“黨團沒有超政權的權力，沒有單獨下指示的權力，它的一切決議，隻有經過政府通過才生效力。要反對把黨團變成第二政權的錯誤”“一切政府中的共產黨員，特別是負責干部，必須成為工作中的模范，這是保証黨的領導的重要條件之一”。正是有了這些規定與認識，當年邊區副主席李鼎銘，才有底氣拒絕簽發他認為不合理的文件。以致西北局書記高崗親赴其家做工作，在聽取意見、承諾修改后，李鼎銘才同意簽發文件。

抗戰時期，中共通過在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的實踐，已將宗旨意識自覺貫穿於政權建設模式的探索過程，按照“三三制”原則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權，就是踐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典型示范。

民主執政是檢驗中共執政能力的試金石

中共在延安不僅肩負著爭取抗戰勝利的歷史重任，也面對著領導民眾斗爭、響應民眾呼聲、解決民生疾苦的具體問題。能否在具體執政方式上落實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無疑是檢驗中共執政能力的試金石。

抗戰時期，為團結爭取最廣泛之民眾，中共從局部執政的現實出發，在政策制定中盡可能顧及各階層利益，以求實現統一戰線的最大化。毛澤東指出：共產黨的政策，就是要使各界人民有說話的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為此，當時實行的是“合理負擔”的原則。一方面地主要減租減息，另一方面農民也要交租交息﹔一方面資方要適當改善工人的工作生活條件，另一方面工人也要出工出力，保証資方合理利潤。因此，在討論《陝甘寧邊區土地租佃條例草案》時，當李鼎銘提出草案對出租人限制過苛的意見時，得到了中共的採納，最終將減少對出租人限制的內容寫入草案。

正因為土地政策兼顧了地主與農民雙方的利益，不僅受到農民歡迎，開明地主與開明紳士也表示理解和支持，他們積極參與“三三制”政權，出錢出力支持抗戰。如綏德的安子欽，不僅盡力購買救國公債，而且在1938年和霍子樂倡議並帶頭募捐抗日經費，至1939年共為八路軍募捐2萬元。

1941年，陝甘寧邊區一度征糧較重，讓人民難以承受，引起一些民眾不滿。對此，毛澤東高度重視，指示有關部門及時進行深入調研。經調查核實，1941年度邊區政府征收20萬石公糧的任務過重，超出了民眾的承受能力，是造成民怨的主因。毛澤東立即督促政府，調整征糧政策，將1942年度征糧任務削減至16萬石，同時向邊區黨政軍部門發出了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決定。

歷史証明，抗戰時期中共在局部執政中，實行的民主制度絕非徒有虛名，而是有名有實，做到了為民執政、靠民執政。除“三三制”以外，這一時期民主政治最為后人稱道的，當屬中共在邊區政權中實行了民主選舉、民主監督和民主罷免程序，使邊區民眾獲得了實質意義上的民主權利。這種選舉制度比之蘇維埃時期間接選舉制度的最大進步，就是民眾通過直接選舉選出從鄉到邊區的各級參議會議員，各級參議會再選出同級政府。

邊區根據選民特點，還制定了靈活多樣的選舉方式。除進行選民登記、劃分選舉單位、公布候選人名單、向選民報告工作外，還針對文盲選民採用“紅綠票法”和“豆選法”等選舉方式，以保証選舉的公平、公正、公開。

據有關史料記載，1937年開始的邊區鄉級選舉，民眾參與度極高，許多鄉村除看家、出外、有病的以外，多數都參與了選舉，全邊區民眾參選率達7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達到了80%到90%。

此外，陝甘寧邊區的民主執政，還體現在邊區民眾不僅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且對邊區各級參議會和政府的工作，都有權“檢閱”和“評價”，對那些不稱職的政府人員，民眾有權予以罷免。這種體現在上至邊區參議會和邊區政府，下至每個自然村的政治生活之中的民主權利的實行，在中國政治史上堪稱破天荒的創舉。

抗戰時期，中共在局部執政條件下所進行的民主執政實踐以及所取得的顯著成果，在當時的中國產生了極為強烈的示范效應，它是“為人民服務”在執政方式上的生動體現。

建設廉潔政治贏得了高度評價

抗戰時期，中共在陝甘寧邊區通過整黨整風和建設廉潔政治，彰顯出強烈的宗旨意識，成功塑造了中國共產黨艱苦奮斗、廉潔自律的良好執政形象，廣泛地吸引了中外人士的目光。

早在1937年洛川會議期間，中共就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提出了建立廉潔政府的任務。10月，延安發生了紅軍將領黃克功槍殺女青年劉茜事件。鑒於黃克功對革命有功，不少人為其求情。為嚴肅法紀，毛澤東則堅持對其處以極刑且寫公開信表明態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如赦免，便無以教育全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並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人。

黃克功案件之后，邊區政府根據中共中央從嚴治腐的要求，由司法部門判處了180多起貪污腐化案件。

1941年，毛澤東親自修改《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專門加上“厲行廉潔政治”一條，明確規定“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強調，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其中重要一點就是“要求懲辦貪官污吏，實現廉潔政治”。為此，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和政府相繼制定和公布了《陝甘寧邊區保障人權條例》《陝甘寧邊區政紀總則》《陝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陝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干部獎懲暫行條例》《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等法規，把廉政建設逐步納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軌道。

抗戰時期，由於執法嚴明，懲治有力，教育得法，邊區政府成為全國廉潔政治的模范，與國民黨統治區的腐敗形成強烈反差。正如毛澤東指出：“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他還評價陝甘寧邊區：“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的局部執政實踐及其廉潔的形象贏得了國內外輿論的高度評價和贊揚。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窯洞裡訪問毛澤東后作出評價：“這裡沒有講究的陳設，很少物質享受，但住著頭腦敏捷、思想深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一向奉國民黨為正統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先后訪問重慶和延安，親自對比國統區腐敗的社會現象和延安的勃勃氣象，親眼看到邊區軍民一致、官民一致、團結統一、廉潔奉公后，對邊區各界艱苦奮斗的精神尤為感動。他對國民黨大失所望之余，經過與毛澤東的交流，轉而認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這就是共產黨人延安時期的形象。

來源：《紅岩春秋》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