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烽火郵路

　　2014年9月9日，福建老報人趙家欣在福州辭世，享年100歲。筆者在參與新聞採訪時，曾搜集趙老一些個人資料，印象較深的是，2007年11月3日，趙老獲贈1938年4月18日《星光日報》復制件，內有他寫於69年前的《台兒庄血戰記（二）》。老人說，“我還是第一次知道這篇報道被刊發了”。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信件能否寄到？想來趙家欣這代人或多或少曾在心中有此一問。歷史地理學家陳橋驛是1923年生人，他在自傳《八十逆旅》中寫道，“抗戰八年之中，淪陷區與后方能夠通信”“我不知道兩邊的郵局特別邊界接壤地區的郵局是怎樣處理郵件往來的”。

　　趙家欣戰地行蹤

　　趙老生前口述：1938年4月5日，“沒有月亮的夜晚”，一輛大卡車載著記者們從徐州出發。7日，“我們趕到了台兒庄最前沿陣地採訪”，“連夜寫了《台兒庄血戰記》，並把這篇報道通過郵寄的方式寄回《星光日報》”。

　　離開硝煙未散的台兒庄，“懷著激動的心情，我寫下了第二篇報道”，“當時的郵路毫無保障”，“標題為《台兒庄血戰記（二）》的報道寄出后，隻能祈禱上蒼，讓這篇報道能順利抵達報社，鼓舞廈門人民奮勇抗敵”。

　　趙老另在《憶採訪台兒庄戰役見聞》中寫道，“回到徐州，我寫了長篇通訊《台兒庄血戰記》，寄回廈門《星光日報》”。可能指的就是“之二”這篇，當在8日離開台兒庄，經過一天多的路程重返徐州，於10日或稍后完稿並寄出。

　　舊報館講究“搶新聞”，“之二”既見報於4月18日，則應於17日送至日報編輯手中，郵寄全程不過8天。稿件是怎樣“奇跡般”到達廈門的？

　　1933年11月，福州、廈門郵局開通航空郵路。鑒於“價值昂貴，坐客載郵不多”“抗戰爆發后，班機停航，郵線取消”等原因，趙老稿件空運的可能性不大，在此不考。

　　福建的戰時郵路

　　《福建省志·郵電志》記載：1938年1月，福建首次開辟南平-江山（屬浙江衢州）、南平-光澤（時屬江西區管轄）隔日班省際自辦汽車郵路。1950年，開辟南平-福州水道郵路與南平-江山自辦汽車郵路銜接，福州-上海郵程由七八天縮短為四五天。

　　筆者在網上查到兩篇文章，均以呈現信封郵戳的形式，為舊時的郵路傳遞提供佐証，較為直觀地解決了時間、地理上的概念問題。

　　博文《抗戰時期溫州至福建間郵路的變遷》，由浙江瑞安一位集郵愛好者撰寫。文中出示的一枚實寄封郵戳顯示：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7月30日，由浙江永嘉（溫州）寄往福建惠安峰尾。8月13日經江山，經閩侯（福州）日期不清，8月17日經莆田，8月18日到惠安，8月19日抵峰尾。

　　由此反推，上世紀30年代末，福州至上海的陸上郵程至少在“七八天”以上，僅江山至福州尚需4天。光是陸運的話，《台兒庄血戰記（二）》能趕上已知的見報日期嗎？

　　從徐州運抵廈門

　　大眾網《信封上的棗庄》之《老信封承載嶧城郵路歷史》，所示的一封國際平信函件郵戳顯示：民國十五年（1926年）6月19日從嶧縣（今與台兒庄均屬山東省

　　棗庄市）寄出，6月20日經徐州，6月22日到上海中轉，走太平洋航線抵美國，無寄達地落地戳。

　　《廈門交通志》則提及，上世紀40年代，航行滬廈線的元培輪（招商局廈門分局所屬）“時速16海裡，35小時可走完全程”。

　　1936年，僅廈滬線這條海航專線，有英商太古、招商局、三北等公司經營。《近代廈門經濟檔案資料》記錄，太古每周兩班，三北等每周一二班，招商局每月一班。而航次更為頻繁密集的，則是滬廈汕、滬廈港粵等中轉航班。可見當時廈滬之間，“輪船周期較長”應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綜上所述，中轉候時不計，徐州至上海兩三日郵程，滬廈海運兩天未滿，其快捷雖說超乎今人之想象，卻應是趙家欣寄件所走較為合理，且接近事實的郵路。

　　問題是，1937年11月5日，上海淪陷﹔10月底，與廈門唇齒相依的金門被佔，日艦穿梭台海間，隨時可游擊攔截對華補給。后方郵件能否進入陷區？通過海上封鎖？這些留待下文分解。

　　老郵人話當年事

　　1943年7月，陳橋驛雇了一隻腳劃船，告別已經淪陷的故鄉紹興。搭輪船到蕭山，一早換乘火車，經杭州錢江大橋，於薄暮時分抵達終點站金華。在親戚家逗留幾天后，由當地農民帶路，步行至奔赴內地的第一站游埠，再坐“上江船”去衢州常山。

　　常山一夜，陳橋驛寫了三封信，一封給父親，“因為他必然是急著想給我寫信的”﹔另一封給貴陽的堂叔，“實是為了試探一下，他能否讓我到貴陽去”﹔第三封給當時只是一般朋友、以后的妻子胡德芬，她還在紹興念書，“希望她克服困難，到內地繼續求學”。三封信都順利到達，均在江西上饒收到復信，接到堂叔的回信不過半個月。

　　淪陷區與后方的郵運問題，令陳橋驛困惑不解，趙家欣也說過：“至於報道報館是否收到，是否已經刊發，我無從得知。”然而，《民國經濟》所述事實之“簡單”，讓人大跌眼鏡。此書實則從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搜集、編撰的訪談中輯錄而成，有關“郵政”話題，口述者為劉承漢，1932年起任郵政總局法律秘書兼法規課主任，達十年之久，熟悉內情。

　　1937年爆發“七七盧溝橋事變”。7月16日，日軍佔據豐台，郵政總局於18日通知各地郵局不得撤退，“撤退時，亦應於可能范圍內，在鄰近安全地點暫避，並相機回局恢復業務，以便民眾”。8月4日，中國守軍被迫放棄北平，天津旋亦淪陷，其時兩地郵政管理局均未移動，繼續維持。

　　劉承漢認為，當時的決策有相當依據。東北淪陷后，我郵務依舊維持，幾達一年之久，直至關外偽組織發行偽郵票並迫使郵局售用，“恐一經接受，即會承認偽組織”，故斷然撤退。全面抗戰后，郵局大有撤不勝撤、退無可退之勢，“是此

　　一決策，固屬事出無可奈何，亦當時情況下僅有之一途”。

　　“敵方亦覺欲使地方恢復正常，郵局必須首先恢復”，如於1938年春，派員與江蘇郵政管理局談判，達成“保障郵局人員生命安全”“負責維持糧食供應”“一般郵政公事不在檢查之列”三項條件。

　　當時之奇特現象

　　1938年8月15日，偽華北“郵政總局”在北平成立，引起一時困擾。然“偽僭立以后，其轄區僅以平津魯晉為限，原有管理局之人事及行政，並未多加干涉，僅郵政現款禁止解散后方”，實際干擾並不如初期想象嚴重。

　　汪偽“郵政總局”成立后，原以為“華中情勢較難應付”，但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敵偽均採緩進政策，對華中一帶郵務，未嘗嚴格干擾”。

　　偷襲珍珠港之日，駐滬日軍開入租界，情勢逆轉，人心慌恐。郵政方面，“接任上海管理局局長王偉生原系我方郵務長……當時敵偽方面除添用日籍人員五六人外，大抵調用郵政舊人”，劉承漢推測，或因“南京偽郵政總局籌備之主持人屠家驊，原系服務郵政多年之郵務長”，故做事留有退路。

　　在接戰地區，正常郵路發生阻礙，則改道繞行，以求暢通。各郵區間及郵區與后方郵政總局間的聯系，從無嚴重阻礙﹔另一方面，陷區郵政繼續維持，一如以往成規，組織未變，制度未變，上層縱於抗戰后期摻雜少數敵偽，而大多數仍為郵政舊人，且八年來經常與我郵政總局繼續聯系。

　　地區雖已淪陷，而“郵政猶能行使主權，一切聽命於中央”，劉承漢稱之為“當時之奇特現象”。

　　日偽禁止陷區青年到內地讀書，過關卡時常有人被抓。陳橋驛說，中學同學中沒有親友幫助而奔赴內地的，“有些人不知下落，他們很可能是蒙難了”，但“在我后來到內地后幾年的經歷中，信件丟失的事實在未曾遇到”。可見彼時郵件越界，反倒比人員往來較為安全。

　　趙家欣“惦念家鄉，思歸心切”，從徐州沿隴海路而行，經鄭州南下，在武漢搭汽車從粵漢路入廣州，繞道香港，乘荷蘭輪擬返廈門，不料正值日軍進犯，無法上岸，反倒不及所寄郵件走得便捷，亦見戰爭時期之種種荒誕。

　　閩地史料之佐証

　　“因敵在太平洋戰事爆發以前，對美人員尚有相當顧忌。”劉承漢說，當時一大策略是，所有陷區郵政首長盡量派外籍人員充任。

　　林忠友，1898年生人，原福建郵政管理局高級郵務員。其《福建郵政五十年》附表“福建郵政員工人數增減”可資証明：從1937年至1944年，郵務長一職均系洋人，1945年始有華人出任。

　　據1936年5月的調查，當時出入廈門口岸的船隻，以船舶噸位數計，英國輪船佔最多，荷蘭次之，日輪退到第三，其余分屬中國、美國、挪威、法國、德國。

　　《廈門市郵電志》翔實記錄：1938年5月10日，日軍登陸廈門。11日，郵局將15袋郵件由太古汽船押送交輪運滬。12日，英、美派巡洋艦停泊鼓浪嶼海面，掩護萬福士、芝巴德等輪往來香港、南洋一帶，郵局借華僑銀行汽輪運送郵件交輪帶運。其時，滬港等地仍有外國輪船行駛廈門帶運郵件。

　　7月1日上午9時，全體員工齊集海后路郵局，將日旗卸下，升上郵旗，恢復局務。時日方曾由台灣派員40余名，擬在廈門開辦郵務，見我已恢復，乃折返。

　　《福建省志·郵電志》則雲，廈門淪陷后，福建郵政管理局為維持與之郵運，初派專差往來接送郵件，后開辟廈門鼓浪嶼-海滄、福州-坑田水道郵路，以保持福州發閩南郵運的暢通。至1939年，日軍封鎖閩江口，外輪基本停航。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海上交通才完全斷絕。

　　綠衣人痛苦犧牲

　　盛成以戰地記者的身份，進入戰后的台兒庄，眼前是一片焦土，“全城隻有兩間完整的房屋，左為郵局，右為嶧縣政府駐台辦事處”。

　　郵差蔡潤榮回憶說，台兒庄大戰打響后，郵局員工仍冒著戰火，往來城內外，收寄、投遞郵件，因此被特許進出城門。他進城送信時，曾見“巷口用花生包堆砌的工事在戰斗中遭受猛烈槍擊，花生米四處遍撒”。

　　郵政人員“所受身體、精神及物資上之痛苦犧牲亦復不勝枚舉”。劉承漢說，“其遭遇最慘者，則為接近雙方戰地之郵差”。郵差身穿制服帶運郵件，敵我雙方對之均甚信任，通過關隘絕少加以盤問，於是雙方偶亦派人冒穿郵差制服刺探軍情，致使正規郵差常被敵方誤為間諜，或受嚴刑，或遭活埋，犧牲者不下數十人。

　　日軍犯廈之際，郵差鄭紅毛因工作不及逃避，被日方誤以為軍人槍擊斃命。《福建郵政五十年》還披露，時任廈門郵局長的楊文祥多方設法把廈門降為二等局，自願“停薪留職”，其在陷區難以忍受的情形可以想見。

　　八年抗戰，始終與陷區繼續通郵，對於抗戰軍事上的益處不需多說。至於后方數百萬軍民，能與陷區之家屬通信，以堅定其信心，更使陷區億萬黎庶增強其向心力，劉承漢認為，均是“無形中促成最后勝利之有利因素”。

　　胡德芬婚后才告訴陳橋驛，當年接到他發自常山一信的激動心情。陳橋驛說，“我十分佩服郵局的這種服務，在當年確實為我們解決了不少困難。對於在內地的流亡學生，與淪陷區家庭的通信，實在至關重要”。（謝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