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灰檔案”還原日本侵佔大連罪行

大連市檔案館將“紙灰檔案”編輯成集。

1905年日本關東憲兵隊本部。

“紙灰檔案”發掘現場 。

核心提示

1945年8月，在大連的日本侵略者開始焚燒檔案，銷毀侵略罪証。然而，這些沒燃盡的檔案發生炭化反應后竟然保留了下來。上世紀80年代，這些“紙灰檔案”上的內容被研究人員破譯，並結集出版，日本侵略者在大連的罪行從此昭示天下。

1945年8月，佔領大連地區的日本侵略者開始大量銷毀罪証，焚燒檔案並就地掩埋。然而，不少沒燃盡的檔案發生炭化反應后得以保留下來，上世紀80年代被研究人員修復和破譯，命名為“紙灰檔案”。

史記

於成福：大連市檔案局（館）檔案資料征集處處長。撰寫發表多篇論文並獲獎。

“紙灰檔案”恰是日本侵略者毀跡滅証的証據

大連市檔案館內，2006卷“紙灰檔案”無聲地述說著1905年至1945年間日本侵佔大連時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大連市檔案局檔案編研處的工作人員孔晶告訴記者，這些“紙灰檔案”的原件，最初都是在大連市區的工地上發現的。

1964年11月，譚守昆、吳忠仁等7名工人在旅大市公安局（日本統治時期為日本大連警察部所在地）北門處挖樹坑。突然他們挖出大量的黑色炭狀物，狀似紙張、書籍焚燒后的紙灰，卻又能完整托起，不像普通紙灰那樣一經觸碰就破碎。陽光斜照在工人們手中的紙灰上，大家猛然發現，紙灰上面還有字，仔細辨認還是日本字。

考慮到這裡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是日本警察的辦公地，這些日文資料一定非同尋常。在場人員立即向旅大市公安局報告。公安人員趕到現場，小心地將所發現的紙灰全部挖出來帶走。經過初步整理、鑒定，旅大市公安局確認這些紙灰是日軍侵佔大連期間形成的檔案，應該是日軍撤離大連前對檔案進行銷毀處理的殘留物，“紙灰檔案”的叫法開始流傳起來。

孔晶向記者介紹說，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到8月22日日軍被解除武裝投降期間，日本大連憲兵隊、關東州廳、警察部、刑務所等敵警、憲、特機關大量銷毀罪証，焚燒了文書檔案、技術圖紙、經濟賬目、特工人員名單等眾多檔案資料。其中，沙河口日本警察署長江見俊男將特工人員名冊全部化為灰燼，大廣場日本警察署長上村八藏則在警察署后院將各種文書檔案全部燒掉。

據知情人回憶，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廣播剛一播出，日軍很快就將一批記錄日本在旅順刑務所犯下滔天罪行的檔案資料集中燒毀，焚燒行動一直持續了3天。日本戰犯、原旅順刑務所所長田子仁郎在1955年的審訊供詞中交代，原旅順刑務所的檔案是在他的指揮下燒毀的，“隻有收容者身份賬留了下來”。

這樣的銷毀行為還有很多。但“紙灰檔案”恰好將日本侵略者極力想銷毀的檔案保留了下來。1964年11月7日之后，大連一些施工工地又陸續挖掘出“紙灰檔案”。“這些檔案，既是對日本侵略罪行的揭露，也是日本侵略者毀跡滅証的歷史証據。”孔晶說。

“紙灰檔案”的形成與燒炭原理相似

這些日本侵略者一心想銷毀的檔案為何會成為“紙灰”呢？大連市檔案局檔案資料征集處處長於成福認為，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者做賊心虛，行動倉促造成的。

當時的日本侵略者不敢在白天焚燒檔案，隻能在晚上偷偷進行。他們把檔案投入挖開的溝中點燃，又在這些文件、資料尚未燃盡時便匆匆填埋。結果表層的檔案燒毀了，下面的檔案沒有充分燃燒，這些由草木纖維構成的紙張在缺氧條件下處於完全炭化或半炭化狀態，在泥土的常年掩蓋下保存了下來。“‘紙灰檔案’的形成與燒炭的原理相似。”於成福說。

由於這些檔案怕風化，易破碎，無法翻閱，且不易保存和復制，公安部門受條件所限，隻能對其加以整理、編目保存。上世紀80年代初，公安部門將這些檔案移交給剛剛成立的大連市檔案館，大連市檔案館正式將這批檔案命名為“紙灰檔案”。

此時，如何搶救“紙灰檔案”，恢復其原貌就成了亟需解決的問題。為此，大連市檔案館成立了專門技術部門，啟動對“紙灰檔案”的復原和破解工作，於成福就是當時技術攻關組的成員之一。

於成福說：“當時既沒有現成的技術可借鑒，又沒有科學的工具用來操作，復原‘紙灰檔案’的難度可想而知，其過程漫長而艱難。”他們曾把炭化的檔案剝離后進行托裱，但剝離過程中炭化的紙張很容易破碎﹔他們曾決定用手工抄寫，但抄寫不能保持原件的特征，且易出差錯﹔他們也曾想採用普通拍照、紅外攝影、紅外掃描等辦法進行恢復，但都沒有成功。

歷時數載，經過反復嘗試，從事保護技術工作的於成福和同事們選擇運用特殊的照相翻拍技術，終於打開了還原“紙灰檔案”的大門。

他們先採取特殊的裱糊技術，將“紙灰檔案”進行拼接、托裱﹔然后利用其紙面與字跡的筆痕在強光照射下形成的明暗反差，進行翻拍、復制﹔隨后，用低感光度色盲片進行翻拍，將照片高反差洗印﹔最后，用復印機放大復印成紙件，裝訂保存。

如此操作，共需十幾道程序，一頁“紙灰檔案”的復制最少需要2天至3天，最終保証了“紙灰檔案”復印件的內容、筆跡與原件完全一致！

“這些技術流程，如今說起來不免枯燥，而當初無論是‘紙灰檔案’的加固、翻拍條件的選擇，還是顯影過程的控制，都需要精確到極致，如同走鋼絲般小心翼翼、驚心動魄，館藏‘紙灰檔案’就是這麼被復制下來、成功搶救的。”於成福對記者說。

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歷史罪行

2006卷“紙灰檔案”，大部分是1905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大連期間，日本大連憲兵隊、關東州廳、警察部及各警察署等殖民統治機關的檔案，主要反映日本警、憲、特機關日常工作、訓練及其對當時中共大連地方組織秘密開展調查的記錄。這些檔案載有日本軍、警、憲、特機關在大連、在東北實行殖民統治的罪惡歷史，這成為日本侵略者欲將其銷毀的主要原因。

“日本侵略者利用這些龐大的警、憲、特機關殘酷迫害旅大乃至東北地區的中國人，同時對於建立不久的中共大連地方組織，不斷採取公開與秘密搜查、大肆逮捕、嚴刑拷打等各種手段瘋狂鎮壓，中共大連地方組織多次遭到毀滅性打擊與破壞。”孔晶說。

“紙灰檔案”中，“查繳放火團”的記載屢次出現。“放火團”又稱“抗日放火團”，是以大連工人為主體的以破壞日本在華佔領區的軍事設施和燒毀日軍戰略物資為目標的國際反法西斯組織，其活動中心在大連，姬守先、黃振中等中共黨員是該組織的骨干。

據日軍檔案中的統計，1935年到1940年間，“抗日放火團”在大連秘密實施放火57次，給日軍造成了多達3000萬日元損失，這些錢足夠日本關東軍兩個師團一年的軍費開支。這令飽受日本殖民統治之痛的大連人民歡欣鼓舞，也令日本侵略者大為震動，驚慌失措。

“抗日放火團”組織嚴密，訓練有素，講究方法，採用化學燃燒裝置放火，大火在燃燒裝置啟動許久后燃起，現場不留一點痕跡，與自然火災無異，使日本特務們每天“不眠不休”地進行偵查，仍毫無成效。一個參與偵破“放火團”事件的日本警官曾如實記載：“縱火事件經常發生，為此而頭痛的關東局總長大津(曾擔任過日本警視廳刑事部長)經常催促著：‘抓到犯人了嗎？’可是再怎麼嚴厲訓斥警察也不頂用，因此他十分著急。”

“抗日放火團”活動是大連近代史上最大的抗日斗爭事件。為追查“抗日放火團”，日本侵略者在5年時間裡動用3000余人，日本警、憲、特三位一體共同調查，野蠻殘害大連工人。據相關檔案等資料統計，日本警、憲、特迫害有涉案嫌疑的大連工人達百萬人次，其中盤查虐待60萬余人，拘留、拷問、審訊10萬余人，致死致殘千余人，判刑下獄近百人。

於成福對記者說，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在大連進行殖民統治的絕大部分檔案都被帶回日本國內或就地銷毀，留存下來的日本統治時期的檔案少之又少。“紙灰檔案”的發掘和還原，對了解和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大量豐富的、有價值的資料，既有日本侵華的樁樁鐵証，也有大連人民反殖民統治的線索。

（大連市檔案館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