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練兵整訓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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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戰爭時期，人民軍隊在練兵整訓方面進行過積極的探索。毛澤東對於練兵整訓非常重視，在人民軍隊建立初期就親自主持新泉整訓，開始了我軍歷史上首次軍政整訓。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更是發起全黨練兵與軍隊大整訓，在全軍推廣了八路軍三五八旅的群眾性練兵運動經驗。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及時發現和推廣了訴苦“三查”運動，指導全軍開展了大規模新式整軍運動。通過練兵和整軍，廣大指戰員精神面貌煥然一新，部隊戰斗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泉整訓：毛澤東親自主持的人民軍隊首次軍政整訓

自人民軍隊創立，毛澤東就認為軍隊“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和政治兩者不是對立的，軍事必須服從政治，“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基於這一思想，毛澤東對軍隊的政治訓練極度重視，他主張政治訓練與軍事訓練並重，甚至先於軍事訓練。土地革命初期，他大力糾正軍隊中存在的不重視政治工作的弊端，起草了古田會議決議案，確定了紅軍政治工作的原則與模式，突出了政治工作的地位。1929年12月，毛澤東親自主持了紅四軍新泉整訓。新泉整訓成為我軍歷史上第一次集中教育活動，既是我黨建軍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次民主整軍運動，也是中國工農紅軍乃至人民軍隊第一次正規的軍政整訓，在我軍建設史上留下了光輝一頁。

南昌起義后，我黨開始領導人民軍隊的實踐。隨著根據地和隊伍的不斷發展，紅軍隊伍成分更加復雜。作為井岡山根據地主力紅軍的紅四軍，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黨組織很薄弱，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隨著紅軍的發展，很多被俘的國民黨士兵參加了紅軍，把國民黨軍隊的一些不良習氣帶到紅軍中來。片面的極端民主化思想、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個人主義及形式主義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泛濫，導致黨的領導在紅四軍裡還不能穩固建立起來，極大地影響了實現政治建軍和提高戰斗力。

1929年9月下旬，紅四軍“八大”召開。由於無法統一認識，大會無所作為。許多官兵對軍中現狀不滿，人心浮動。紅四軍急需整頓軍中思想作風，理清紛擾的思想意識。1929年10月22日，陳毅攜帶中央九月來信，從上海到達廣東梅縣鬆源，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傳達中央指示和九月來信，同時致信毛澤東轉達中央精神，並請毛澤東返回紅四軍主持工作。11月26日，毛澤東到達福建長汀，重新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11月28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認真討論中央“九月來信”精神，決定開展軍政訓練，以徹底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全面提高部隊的軍事素質。

12月3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從福建長汀到達福建連城新泉。針對紅軍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毛澤東、朱德、陳毅在新泉領導紅四軍進行了為期十天的正規的軍政整訓。紅四軍全軍4個縱隊4000多人都參加了集訓，規模空前。按照前委分工，毛澤東、陳毅負責政治整頓，朱德負責軍事訓練。

朱德抓住培訓基層軍事指揮員這個直接影響部隊戰斗力的關鍵環節，通過他們再去訓練廣大戰士。這一做法成為紅軍日后常用的軍事訓練方式之一，有效提高了部隊整體軍事素質和戰斗力。經過整訓，全軍上下軍事技能有了很大的提高，部隊面貌煥然一新。部隊指揮能力和技戰術水平的提高，對於紅四軍履行人民軍隊的各項任務和職責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軍事整訓相比，更重要的是進行了政治整訓，以明確中央要求的紅軍主要任務，自覺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糾正舊軍閥作風。毛澤東領導的政治整訓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開展調查會、思想政治教育、組織紀律教育。

新泉整訓期間，毛澤東主持紅四軍各種調查會，摸准部隊存在的問題。整訓期間，毛澤東先在自己的住所“望雲草室”召開了為期兩天的支隊長、支隊黨代表以上干部調查會。毛澤東親自發問和做記錄，並同與會者一起探討紅四軍存在的問題，分析產生問題的原因，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隨后，毛澤東召開連隊士兵調查會，聽取戰士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意見。毛澤東邀請官兵到“望雲草室”座談，真誠地請他們提意見，並請到會同志如實反映平日所見所聞的官兵思想情況，作為整頓軍隊的依據。此外，毛澤東還深入附近的農村調查，步行到離新泉五裡外的官庄召開農民座談會，收集農民對紅軍的意見。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進一步摸清了紅四軍內存在的問題的種類、性質和根源，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原汁原味的一手資料。

在此基礎之上，毛澤東領導紅四軍開展了思想教育活動，探索政治建軍。針對半年來已經暴露的各種錯誤傾向和中央指出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領導部隊展開討論，初步明辨是非，為統一思想認識打好基礎。有的黨員干部認為軍隊隻管打仗，蘇維埃政權、群眾工作等沒有必要去做，毛澤東告訴他們，紅軍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絕不是單純地打仗，應該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權的使命，否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毛澤東在新泉整訓期間給林彪的信中，整理了紅四軍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毛澤東把它歸納為“黨的領導與個人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分權主義與集權”等14個問題。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於農民、游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毛澤東強調，要“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他還發動紅四軍官兵進行大討論，讓大家在討論中認清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危害性以及糾正這一錯誤思想的必要性，從而實現思想統一。整訓期間，紅四軍各個大隊、中隊、班都對紅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根源以及解決辦法進行了大討論，使整訓成為一場全員參與的思想政治運動。

在新泉整訓中，紅四軍廣大官兵通過深入學習和討論，深刻汲取了此前由於前委領導削弱導致軍事行動受影響等教訓，對加強黨的領導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對紅軍官兵在思想上真正確立黨的絕對領導原則具有重要意義。

新泉整訓期間，毛澤東在政治整頓時特別注意加強組織紀律教育。此前，毛澤東在總結革命實踐經驗基礎上，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在新泉整訓期間，毛澤東認為“軍紀問題是紅軍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整訓期間，毛澤東結合當地婦女常集結於溪邊洗衣服的實際情況，與朱德、陳毅商議，最后在“六項注意”的基礎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兩條規定，形成我軍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由政治部發出訓令，要求全軍貫徹執行。這既充分體現了紅軍尊重當地百姓生活習慣的優良傳統，又為新型人民軍隊建設提供了紀律保障。紅四軍戰士把這些注意事項寫在包袱布上，行軍時背在背上，宿營時挂在牆上，隨時注意對照執行。“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兩條規定雖然是小事，但它使群眾看到紅軍的嚴明紀律，密切了軍民關系，青壯年積極報名參軍，紅四軍得以發展壯大。這奠定了紅軍統一紀律的基礎，樹立了紅軍的新形象，有利於更好地實現人民軍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新泉整訓是紅四軍首次大規模、規范化的全軍集訓，成為我軍政治整訓制度化、規范化的首創，對我軍思想政治建設和建設人民軍隊具有深遠的意義。新泉整訓是人民軍隊建設歷程中一個重要裡程碑，大大提高了黨對軍隊的領導，使紅軍廣大官兵明確紅軍存在的意義、性質和作用，提高了政治思想覺悟，加強了組織紀律性，提高了軍事技術。更為重要的是，新泉整訓為隨后召開的古田會議及其形成通過決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做好了充分的准備。

抗戰時期的“全黨練兵與軍隊大整訓”

抗日戰爭爆發后，人民軍隊面臨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軍事方面，我軍面對的是強大的日軍，敵強我弱的態勢更加突顯。對於練兵整訓項目，毛澤東強調軍事訓練“應以技術為主，戰術為輔”，並特別重視夜戰和特殊技術的練習。他曾指示各游擊隊“須經常注意夜間動作的練習”，並要求他們“普遍制造各式地雷，並訓練爆炸技術”。

在抗戰時期，我軍政治訓練同樣需要作出重大調整。毛澤東根據全面抗戰的需要，繼承古田會議的精神，確定了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的原則，就是在軍隊肅清封建主義，建立自覺紀律，實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全軍團結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的原則，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群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軍民團結如一人﹔第三是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根據這些原則，毛澤東進一步規定了八路軍政治訓練的基本內容：“進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新中國、中國革命史、統一戰線問題、列寧主義、民眾運動、共產黨問題、時事、地理知識等教育。其次，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民族戰爭勝利的教育尤為注意。”

到了抗戰后期，八路軍、新四軍的數量和質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作戰方式也從山地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但總體而言，我軍缺少系統的訓練，跟不上運動戰的新形勢。為准備全面反攻，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利用戰斗間隙進行一次全軍規模的整訓活動。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訓部隊的指示》，要求全軍各部隊在一年內利用一切可能戰斗間隙輪番整訓部隊，為將來的大發展與大反攻准備條件。10月12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加強全黨練兵與軍隊大整訓之決定》，號召全黨研究戰爭，學習軍事，進行大練兵。

各部隊從1944年10月陸續開始整訓部隊，一直持續到1945年春季。各部隊根據中央的指示與決定，結合各自部隊的實際情況制定了切實可行的軍政整訓計劃。

這次軍隊大整訓中的先進典型是八路軍一二○師三五八旅。早在1943年11月，駐防在陝甘寧邊區的三五八旅已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先行開展練兵活動，著重以射擊、刺殺、投彈三大技術為主。在中央1944年7月的《指示》和10月的《決定》下發后，三五八旅調整了1944年冬季練兵計劃，增加了土工作業等技術訓練，並總結帶兵用兵與養兵的經驗。在三五八旅各單位中，八團堪稱練兵典型。在群眾性練兵活動中，一批技術“尖子”在八團脫穎而出。幾個黨員訓練“尖子”在八團自發發起比武競賽活動，團領導及時肯定和鼓勵射擊尖子的比賽，把它納入正規訓練計劃之中，每天公布個人及班、排、連的成績，極大地調動了官兵訓練熱情。

在八團的大練兵中，興起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眾性練兵運動。起初是戰士之間利用課余時間互相求教，后來干部也找戰士“尖子”求教，甚至在正課時間請“尖子”談體會，做示范。三五八旅公布每天訓練競賽成績排名，形成你追我趕的良好氛圍，不斷涌現先進典型。通過群眾性練兵活動，三五八旅訓練成績提高很快。步槍射擊命中率由練兵開始的48.5%提高到90.5%，特等射手由174名增加到433名。輕重機槍射擊成績一開始很差，整訓結束時全旅均達到特等優秀射手的標准。投擲手榴彈，全旅平均成績由25米提高到40至69米，其中投彈標兵26名，創造了72米的最高紀錄。據時任三五八旅政委余秋裡回憶，為了解決八路軍拼刺技術的不足，八路軍官兵群策群力，集眾人之智。首先讓日軍俘虜傳授日式拼刺術﹔同時，曾在蘇聯學習的八路軍指揮員將蘇式拼刺術教程帶回國內﹔然后再結合中國傳統的武術，讓拼刺高手有針對性地設計了三招絕技：“空中劈刺、槍托打擊、迷眼突刺。”在練兵中，我軍改變由機關、教員包辦及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做法，實行能者為師，採取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等群眾性練兵方法和開展競賽活動，介紹典型經驗，表彰練兵模范等方式，把群眾性的練兵推向高潮。

為推動全軍的整訓工作，中共中央、毛澤東及時推廣了三五八旅的先進經驗。1944年7月10日，新華社播發了三五八旅的《冬季練兵工作總結報告》，中共中央將這個報告印成單行本發至全軍。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七大上進一步指出：“練兵習武的新創造，就是以上下合作的群眾路線，代替上級包辦的軍官干部路線。”毛澤東進一步提出：“練兵首先是練智力。政治覺悟不高，不懂得為什麼打仗，就沒有積極性，兵也就練不好，沒有政治覺悟的勇敢，只是血氣之勇，有了政治覺悟的自覺的勇，乃是大勇。”

1944年9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在延安召開模范者學習代表大會，表彰大練兵中的積極分子，推廣其先進經驗。9月18日，中央辦公廳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招待會，招待在延安的全體模范者學習代表。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到會歡迎代表。開飯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分散到代表席上陪餐，詢問練兵和前方作戰情況，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在延安召開的模范者學習大會表彰獎勵了298名練兵運動中涌現出來的模范射擊手、投彈手、刺殺手和體育模范等，《解放日報》為此發表了社論。從此，召開模范大會、表彰先進典型的方法被推廣到全軍部隊，從而推動了練兵運動的深入開展。

解放戰爭初期，毛澤東推廣西北野戰軍的“火線諸葛亮會”

抗戰勝利后，為了應對可能發生的內戰，毛澤東高度強調練兵的重要性。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練兵指示》，要求：（一）國民黨反動派除在東北擴大內戰外，現正准備發動全面內戰，在此種情況下，我黨必須有充分准備，能夠於國民黨發動內戰時堅決徹底粉碎之﹔（二）准備工作中，除精簡老弱（復員）、充實部隊、減租減息、發展生產、整理財政等項外，各地必須抓緊練兵工作﹔（三）三個月來各地練兵工作抓得不很緊，沒有造成熱潮，有的練了，有的沒有練，此種現象應即刻檢討改正﹔（四）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軍練兵，上級督促檢查，將此看成決定勝負的關鍵之一﹔（五）練兵內容，軍事上練三大技術（按：射擊、刺殺、投彈），練守城、練夜戰，政治上提高戰勝頑軍、保衛解放區之決心與信心﹔（六）執行情形速告。經過大練兵，我軍軍事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戰術素養不高。毛澤東在繼續強調作戰技能訓練的同時，將戰術訓練提到了一定高度。1945年12月12日，黨中央曾指示各部隊：“必須提高戰術，加強相互間、步炮間的協同教育、尤其夜間戰與村落間的練習。”后來雖仍規定“練兵項目仍以提高射擊、刺殺、投彈等項技術程度為主，提高戰術程度為輔”，但也強調“在練兵中，除了練三大技術、練守城、練夜戰等項以外，應著重練習攻城戰，其中包括練習黃色炸藥之使用。”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群眾性的練兵運動被迫中止。12月24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軍委的《關於練兵和訓練干部的指示》，要求全軍“在每一個戰役或戰斗結束后，干部戰士應本著團結與互助互學的精神，從指揮上、戰術上、技術上、各兵種協同上、各部門工作配合上，進行檢查和總結”。全軍各部隊遵照這一指示，採取群眾評議和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全面的經驗總結。西北野戰軍在陣地上召開“諸葛亮會”，研究敵情，研究打法，被毛澤東向全軍推廣實施，成為我軍軍事民主的重要內容之一。

1947年3月16日，中央軍委決定，所有駐陝甘寧解放區的野戰部隊和地方武裝，“自三月十七日起統歸彭德懷、習仲勛同志指揮”。同時，成立西北野戰兵團，由彭德懷兼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張宗遜任副司令員，習仲勛任副政治委員。1947年三四月間，西北野戰兵團相繼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戰役的勝利，隨后進行了短暫休整和軍政整訓。在1947年5月初的蟠龍戰役中，彭德懷、習仲勛開創了“火線諸葛亮會”這種群眾性軍事民主的新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月2日黃昏，彭德懷、習仲勛率領西北野戰兵團開始向蟠龍外圍發起攻擊，三五八旅攻佔田子院寨子和蟠龍西北敵軍陣地，獨一旅殲滅老庄、新庄各高地敵人，乘勝向小廟梁、磨盤山攻擊。新四旅和二縱獨四旅也分別從蟠龍東北、東南發起攻擊，向前推進。5月3日，我軍向蟠龍核心陣地發起總攻，但因敵人工事堅固，我軍缺乏重炮，攻擊未能奏效。彭德懷、習仲勛立即下令停止攻擊，發動班、排戰士召開“火線諸葛亮會”，集中全體指戰員的智慧。廣大指戰員群策群力，提出了許多非常有效的意見和建議。西野前委積極採納了這些建議，取得了蟠龍戰役的勝利。蟠龍戰斗間隙中開展的“火線諸葛亮會”，是彭德懷、習仲勛實行軍事民主的一個創造，受到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並在全軍推廣。1948年1月，毛澤東在《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中寫道：“此項軍事民主，在陝北蟠龍戰役和晉察冀石家庄戰役中，都實行了，收到了極大效果。証明隻有好處，毫無害處。”

政治訓練的創新：毛澤東向全軍推廣訴苦“三查”運動

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的大發展，我軍官兵的成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成員急劇增加，少數人不理解土改，甚至阻撓土改。解放戰士大量增加，將原有價值觀念帶入隊伍，對部隊風氣造成一定程度的沖擊。大批翻身農民為保衛土改果實參軍，但受思想認識的局限，部分人對消滅封建制度、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缺乏透徹理解，戰斗精神弱化。戰爭規模不斷擴大，部隊的軍事技術和戰術都跟不上大兵團作戰的需要，純軍事思想在部隊有很大的市場。由於戰斗頻繁，部隊政治教育時間較少，對解決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不良作風的蔓延傳播缺乏有力措施。

1947年夏季，東北民主聯軍攻勢作戰勝利后，解放區順利進行土改，翻身農民踴躍參軍，部隊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加之戰事暫時告一段落，部隊出現了想過和平日子、厭倦艱苦的戰斗生活的思想。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譚政對此高度重視。經遼東軍區政委陳雲反映，譚政得知遼東軍區第三縱隊有些連隊的訴苦運動開展得不錯，戰斗力有很大的提升。“訴苦運動”這一我軍政治工作新形式，引起譚政的濃厚興趣，他帶領工作組到三縱七旅二十團蹲點，深入連隊，總結基層官兵開展訴苦運動的新鮮經驗。譚政把三縱的經驗寫成報道，配發了題為《部隊教育的方向》在《東北日報》發表。這樣，以訴苦教育為中心內容的整軍運動，在東北民主聯軍各部隊中普遍開展起來。1947年9月28日，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就東北部隊進行土改政策學習、開展訴苦運動的經驗，向軍委總政治部寫了報告，同時報送了《遼東三縱學習土地改革政策經驗（訴苦）之二》。毛澤東非常重視，親自對此文作了修改並轉發全軍，促進了全軍部隊訴苦運動的開展。在這份批轉的經驗報告中，毛澤東對訴苦“三查”運動的方法和步驟進行了系統詳細的闡述，在全軍范圍內把遼東三縱的經驗典型化，易於為廣大指戰員學習借鑒，對於黨中央領導全軍訴苦“三查”運動和推動訴苦“三查”運動由局部向整體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隨著解放戰爭的發展，我軍各部隊都出現了大批由被俘國民黨官兵入伍而來的“解放戰士”。“解放戰士”軍事素質普遍比較高，但是階級覺悟和政治覺悟低，由於教育工作沒有及時跟上，部隊軍紀鬆弛等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牽牛趕驢、打人罵人、亂拉向導、吃糧用草不打條子、吃菜燒柴不給錢等現象出現了。1947年11月27日，彭德懷、賀龍、習仲勛致電中央軍委，建議“根據以上情況，須要有一時期訓練，要辦各種短期輪流訓練班，加強干部統率能力。須要普遍深入訴苦運動與土改教育，增強階級團結，排除某些人對俘虜兵之恐懼心理”。同日，毛澤東、中央軍委復電彭、賀、習，“依大局看”“集結訓練一個月”。至此，西北野戰軍開始轉入整軍。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提出今后奪取全國勝利的各項任務。報告在總結我軍長期作戰特別是最近18個月作戰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十大軍事原則。毛澤東把補充俘虜和整訓的經驗列為我軍“十大軍事原則”之一。為貫徹十二月會議精神，從1947年12月底起，西北野戰軍在米脂、綏德、清澗、靖邊和晉南曲沃，組織部隊開展冬季整軍運動。整軍從土改教育入手，進行訴苦運動。在訴苦提高認識的基礎上，開始“查階級、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運動階段，而后開展群眾性練兵運動，進行轉入外線作戰的政策教育。彭德懷、習仲勛等通過充分挖掘、及時發現典型，運用群眾路線，發動群眾自己教育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一縱三五八旅是西北野戰軍這場教育運動中的典型。該旅著名訴苦典型是七一四團“解放戰士”於德水。於德水全家五口人，租種40畝地，因父親病了交不上租，地主就拉走了家裡的命根子耕牛，全家人不得不打短工謀生。於德水在工廠拉風箱，到年底資本家卻不給發工錢。后來，於德水被抓當了國民黨兵，有一次父親來看他，因為衣衫襤褸不讓進門。父親在外邊轉了三天，於德水才碰巧遇到見面。於德水想到伙房要點飯給父親吃，卻被司務長惡語相加。說到這裡，於德水放聲大哭，在場人無不落淚，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三五八旅政委余秋裡根據訴苦先進單位七一四團的經驗，在全旅普遍開展訴苦“三查”運動。在“三查”中訴苦，訴苦后再“三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相結合地普遍開展了訴苦、“三查”群眾運動。“三查”運動與“三整”（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運動結合起來進行，邊查邊整，達到提高思想覺悟、增強團結、純潔和鞏固部隊、改進工作作風及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三五八旅還根據彭德懷、習仲勛等指示，在連隊開展了推薦干部和黨員的工作。由士兵群眾推薦在過去戰斗中及訴苦“三查”運動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經過黨組織的審查和批准，提拔了一批干部，發展了一批新黨員，使基層干部隊伍和黨組織得到了補充和加強。習仲勛很重視三五八旅的經驗，在整個西北野戰軍進行推廣。

為進一步推動整軍運動的深入開展，西北野戰軍於1948年1月7日至20日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很關心西北野戰軍的工作，親自參加西野前委擴大會議。習仲勛回憶說：“特別使我難以忘懷的，是當年對我們的工作直接給予親切關懷和及時指示的黨中央前委的領導同志。”習仲勛說：“我們西北野戰軍靠近中央前委，得天獨厚，中央前委召開的一些會議，我們時常參加或列席。特別值得我們驕傲的是1948年1月上旬，西野前委召開擴大會議，中央領導能在百忙之中親自參加，並給予了很多重要指示。毛主席在聽到彭總的介紹之后，還親自聽取了余秋裡同志關於三五八旅‘訴苦’‘三查’運動的匯報，給予了熱情鼓勵。當聽到有關俘虜兵的情況時，毛主席興致勃勃地說：我們從中央蘇區起，就想找到一個教育俘虜兵的好形式，這次‘訴苦’‘三查’的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在黨中央、毛澤東的關心下，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開得非常成功。會議決議明確提出：“我軍政治工作必須採用新方式。”“進行訴苦，進行查階級、查思想，查斗志。”要求部隊建立各種互助小組，實行記功、記過、查功、查過、慶功大會與民主評判等項制度。強調“以上這些，就是政治工作中民主作風與群眾路線”。把訴苦、“三查”，廣泛開展政治、軍事、經濟民主運動，作為運用群眾路線整軍的主要內容，極大地豐富了整軍的內容與形式。中央軍委、毛澤東積極向全軍推廣彭德懷、習仲勛等領導西北野戰軍新式整軍的做法和經驗。1948年1月14日，毛澤東指示劉鄧、陳粟、陳謝大軍“普遍施行訴苦運動、三查運動，整頓紀律”。

毛澤東提出“新式整軍運動”的新練兵方法

經過整軍運動，西北野戰軍面貌煥然一新，廣大指戰員軍政素質空前提高，大大提升了部隊的戰斗力。在以往作戰中，西北野戰軍一次戰斗殲敵一般不超過2個旅，而在訴苦、“三查”運動之后，部隊的戰斗力有了顯著提升。1948年2月22日至3月2日，西北野戰軍發起宜（川）瓦（子街）戰役，全殲敵胡宗南集團主力5個整編旅2. 94萬人，取得轉入外線作戰后的第一個重大勝利，創造了“影響中原形勢的西北空前大捷”。在瓦子街戰斗中，經過訴苦和“三查”運動之后的“解放戰士”群體迸發出了極大的戰斗精神，涌現出一人刺殺7名國民黨軍士兵的“刺殺英雄”劉四虎等先進典型。在宜瓦戰役接近尾聲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賀龍、習仲勛，指出“此次休整兩個半月，部隊戰斗力如此提高，以致一舉殲滅胡宗南兩個主力師（四個旅），証明用訴苦及“三查”方法整訓部隊，發揚政治、經濟、軍事各項民主，收效極為宏大，故宜注意兩個戰役之間的必要整訓”。3月7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的名義，撰寫了《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評論，專門評述用訴苦“三查”方法進行的新式整軍運動對我軍戰斗力的巨大作用，著重指出：“西北野戰軍的戰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強調此次戰役勝利“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兩個多月中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的整軍運動”。在這裡，正式提出“新式整軍運動”。3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對黨內的通報中，再一次肯定運用訴苦“三查”和群眾練兵方法進行新式整軍的重大意義。

1949年1月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指出：要在軍委總政治部領導下，做出關於新式整軍運動的總結。這表明新式整軍運動已經結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已經著手謀劃，把我軍的整訓任務由發揚民主向集中整頓紀律轉變。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形勢認真地分析問題，適時謀劃了把新式整軍運動由民主向集中的轉變，為我黨我軍指明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以訴苦“三查”運動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是解放戰爭一次由全軍指戰員共同參加的軍隊整頓運動，是我軍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階級教育、思想整頓和整風運動，是我軍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創新。它是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軍隊發起全面進攻的戰略動員，使我軍建設在整體上獲得了一次巨大飛躍，大大提升了部隊戰斗力，對加速解放戰爭的進程，奪取戰略進攻的勝利，進而在一個較短時期內完成解放全中國的偉大任務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不僅是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政治工作的重大發展，也是我軍建軍史上極其重要的一頁。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