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元老林森

　　林森是辛亥革命元老，中華民國參議院首任議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政府主席長達12年之久。

　　今年是林森誕辰150周年，我們邀請閩江學院教授、福建省林森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林森評傳》《林森年譜》作者林友華先生為我們講述林森的故事。

　　功在辛亥

　　林森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追隨者，志同道合的摯友。

　　1914年林森追隨因“二次革命”失敗而逃亡日本的孫中山，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受孫中山先生“致力美洲黨務，主持籌募討袁經費”的重托，前往美洲，開展黨務、僑務以及為革命籌款等工作，取得不俗的成績。林森領導的國民黨美洲支部被孫中山譽為“領袖支部”。

　　1916年林森回國，繼續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運動。

　　1919年，林森在孫中山大力支持下籌建黃花崗烈士墓，編纂《碧血黃花集》，並於4月29日在廣州主持了盛況空前的黃花崗烈士公祭活動，大力弘揚烈士的革命精神，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林森為國民黨改組所作出的貢獻。1923年10月10日，孫中山指派林森為“黨務討論會”主席，主持廣東支部和海外代表開會，“共商黨務興革進行，實啟國民黨改組之先聲。”10月25日，孫中山委派胡漢民、鄧澤如、林森等9人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負責籌備國民黨改組事宜。國民黨“一大”期間，林森又被孫中山指派為五人主席團成員之一，6次任大會執行主席，僅次於主持會議8次的孫中山。會上，林森當選中央執行委員，隨后任海外部部長。

　　孫中山1925年3月病逝后，林森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孫中山后事的操辦上。他出任“總理葬事委員會”分管工程建設的常委，后又兼任陵園管理委員會主任，為中山陵的建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1929年孫中山下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中，林森出任“特派迎櫬專員”的首席代表，率先垂范，事必躬親、一絲不苟，全力以赴地開展工作，確保移靈奉安大典的順利進行。

　　1939年11月，林森領銜與石瑛、張知本等12人提議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獲得批准，由國民政府1940年4月1日公布遵行。

　　就任“國民政府主席”

　　1931年底，在全國抗日怒潮中蔣介石被迫下野。由於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等派系爭執、妥協的結果，推出林森就任國民政府主席。

　　由於林森這位年高德勛的超然人士發揮了中樞“均衡器”作用，國民黨內部歷時多年的新軍閥混戰、派系紛爭嚴重的局面大有改變，基本穩定下來，有利於抗敵御侮。

　　林森在抗戰中奉行“內協外爭”方略，對內致力團結，對外力主抵抗。

　　在1932年的“淞滬抗戰”中，林森堅持抗日、反對妥協的嚴正立場：“與其屈辱圖存，毋寧堅決抵抗”，支持十九路軍的抗日壯舉。

　　在1936年的西安事變中，林森極力主張和平解決，明確表示“討伐令不可下”，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做出貢獻。蔣介石回到南京時，一下飛機就忍著腰痛向前來迎接的林森鞠躬致謝。

　　七七事變后，林森旗幟鮮明，堅持團結抗日，再三闡述弘揚中華民族正氣，堅持“長期抗戰”“持久戰爭”“全面抗戰”的思想，強調：“我們必定能夠始終堅持抗戰到底，爭取最后勝利！”

　　對叛國投敵的汪精衛之流，林森則毫不留情，號召民眾“堅持抗戰立場，肅清漢奸”，堅決主張開除汪精衛及其漢奸同伙的黨籍，並下令通緝。

　　1941年12月9日，林森以中國國家元首的名義發布對日本、德國、意大利宣戰令。1942年元旦，美、蘇、英、中等26國代表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

　　可惜，林森沒有看到抗戰的最后勝利，於1943年8月1日病逝。

　　“導揚盛治”

　　1931年底，林森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后，以“法治國家的建設”為己任，強調要“促成憲政，實現民主政治，為建國的首要目標”﹔強調“做官乃為人民服務”﹔指出“全國上下，都應該從本身奉公守法開始，以養成法治的習慣。”

　　林森在任參議院議長時就曾為維護法治與袁世凱進行面對面的斗爭。1912年4月29日，參議院移至北京舉行開院禮。就任大總統的袁世凱到參議院時“佩劍登場，趾高氣揚”，林森則上前阻止說：“此地乃代表人民之最高機關，不得攜帶武器，請先生解除佩劍，以崇法治。”袁世凱聞言為之色變，赧顏從之。

　　林森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后不久，就對文官長魏懷提出要求：“我隻要你做到兩個條件：第一、你不要薦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見客。”對親友人事、政事方面的請托，他則一律拒絕。遇有同鄉來求職，寧可自掏腰包予以資助，而不為之介紹工作。

　　林森常在公務不急之時，輕車簡從，探求民隱，路上遇見農夫鄉民，經常下車，和他們閑話桑麻﹔有時獨自漫步街頭商店，與市民聊天，態度和藹可親。在重慶期間，國民政府依山而筑，“山上種有菜蔬雜糧等物，仍准農人出入府禁，按時耕作，所以與民無爭。”

　　林森特別重視科教興邦工作，認為“科研為建國始基，育才為救國之本”。

　　林森關心家鄉建設，特別重視教育，多次為家鄉捐資興學。1931年10月在尚干祠堂鄉親們接風洗塵宴上，林森似乎“不近人情”地說：“惟在此國難時期，我們應該臥薪嘗膽，把一些靡費用於教育上最好……地大不足為寶，人眾不足為恃，惟道德與學問，為立身立國之根本。”林森當場帶頭捐資，創辦一所鄉村師范學校。

　　1939年林森預立的遺囑，將幾十年積蓄的50萬元（按當時金價折合黃金4371兩）捐作獎學基金﹔並親訂《考取留學歐美研習自然科學學生資助經費辦法》：“囑由能表同情於斯舉者，恪守此方針而辦理之。百年樹人，是實始基，尚期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久遠，而利國家，有厚望焉。”

　　1943年，林森在臨終前又留下關於家事的遺囑：“余身后，將手置廬山、北平、南溫泉及南京房屋暨存款、衣服、字畫、古玩變價，作為創辦尚干職業學校基金。”

　　林森逝世后，極具哀榮，享譽甚高。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唁電稱贊“國府主席林公領導抗戰，功在國家”﹔《新華日報》發表《為元首逝世致哀》社論評價：“林主席承繼國父遺志，畢生盡瘁於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紐約《前鋒論壇報》社論指出：“林主席之不變偉心大有助於人心之維系……彼畢生所盡瘁工作，為復興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