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與《遼沈決戰》一書的編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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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沈戰役是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在遼西、沈陽、長春地區與國民黨軍進行的戰略性決戰，是解放戰爭中三大戰役的第一個戰役。這次戰役的勝利，不但解放了全東北，而且為后來大軍入關、解放全中國奠定了重要基礎。為了讓更多人了解這一戰役的史實，牢記革命成果來之不易，1983年錦州市遼沈戰役紀念館搜集整理了有關遼沈戰役的一些回憶文章匯集成冊，擬起書名為《遼沈決戰》，准備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並呈請原東北局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的陳雲為該書題寫書名。7月7日，陳雲欣然題寫書名。在題寫書名后，陳雲了解到該書只是收入了戰役參加者的回憶文章，“其中作者大部分是部隊的指揮員，內容也大部分是戰斗回憶，而且文章大部分以前都發表過”。作為遼沈戰役的親歷者和見証者，出於對這段歷史的關心和負責，陳雲認為這本書有必要重新編撰。

發表《對編寫〈遼沈決戰〉一書的意見》

1983年8月上旬，陳雲就《遼沈決戰》一書的編撰方針和方法問題同秘書先后進行了八次談話。8月9日，根據這些談話整理為書面意見，形成《對編寫〈遼沈決戰〉一書的意見》。

對於編撰《遼沈決戰》一書的意義，陳雲認為，“遼沈戰役是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的第一個戰役，它的勝利，加上當時人民解放軍在其他各個戰場上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為整個解放戰爭的順利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編一本回憶這個戰役的書是必要的，這對於紀念那些犧牲了的同志，對於教育下一代，都很有意義”。

與此同時，陳雲認為，編這樣一本書，不僅應該讓大家知道遼沈戰役勝利的過程，還應該讓大家知道遼沈戰役勝利的原因。在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前，與其他抗日革命根據地相比，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地區的組織力量是最弱的。然而，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卻在那裡打響並且打勝了解放戰爭的第一個大戰役。之所以能出現那麼大的變化，“絕不只是和戰役的參加者，和戰役的組織、指揮以及具體戰斗有關”。陳雲認為，雖然“戰役參加者的作用，戰役的組織、指揮，這些對於戰役的勝利無疑都是十分重要的。林彪作為四野的司令員，在當時正確的地方，我們也不必否定。但是不能隻看到這一方面的作用，還必須看到其他方面的作用”。

陳雲分別從六個方面詳細分析了他所說的“其他方面的作用”：第一，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打敗了日本關東軍。這為大部隊能搶在國民黨前面迅速進入這個地區，為改善部隊的裝備，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第二，是由於全國各個根據地的支援﹔第三，動用了正規部隊剿匪﹔第四，進行了土地改革，貧苦農民翻了身，黨才能在東北站住腳，扎下根，隊伍也才有充足的兵源、糧草，來和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較量﹔第五，由於建立了鞏固的東北革命根據地，這樣使軍隊有了一個強大的后方﹔第六，最重要的一點，是由於黨中央、毛主席為東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確的工作方針，為遼沈戰役制定了完全正確的作戰方針。在陳雲看來，“隻有這樣看待遼沈決戰，才是全面的，符合歷史唯物論的”。

基於上述思考，陳雲認為這本書“在編法上要改變一下”，書中可以考慮加進一些重要的歷史文件、電報，還可以加進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同志寫的回憶文章。這樣一來，“人們就不僅能夠從這本書中看到遼沈決戰勝利的經過，而且能夠看到勝利的各種基本原因”。

為了把這本書編好，陳雲還提議邀請幾位當年在東北工作的老同志如張秀山、王首道、馬洪、韓先楚和劉震等主持編撰工作。同時，把這本書的編撰工作作為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一個項目，由遼沈戰役紀念館和它合編。書編好后，送交中央軍委及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把關。關於編撰工作可能會花上一兩年時間，甚至更長，陳雲認為“隻要能把這段歷史立全面、立准確，多花些時間是值得的”。

在《對編寫〈遼沈決戰〉一書的意見》中，陳雲充分肯定編寫《遼沈決戰》一書的意義，對全書的結構、基本內容，甚至請哪些有代表性的老同志撰寫回憶錄都作了具體的指示。《對編寫〈遼沈決戰〉一書的意見》不僅成為編撰《遼沈決戰》一書的指導思想，后來還被該書收錄作為序言。

1983年8月13日，陳雲召集黃克誠、韓先楚、馮文彬、張秀山、馬洪以及遼沈戰役紀念館有關人員，在中南海召開《遼沈決戰》一書改編問題座談會。經陳雲提議，會議決定成立了《遼沈決戰》編審小組，編輯工作由王首道、韓先楚、張秀山、劉震、馬洪等負責。

此后，陳雲又多次召開座談會，就該書編寫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發表了許多指導性的意見。其中，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評價蘇聯和林彪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作用。

如何評價蘇聯和林彪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作用

如何評價蘇聯和林彪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作用，是編審小組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由於20世紀60年代開始中蘇關系急劇惡化，當時尚未恢復正常，客觀公正地評價蘇聯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作用是非常困難的﹔林彪在“九一三”事件后，成了千古罪人，對於林彪的歷史貢獻基本上諱莫如深。然而，如果不客觀、公正地評價上述問題，那麼東北解放戰爭初期的歷史就很難令人信服。正如陳雲所說，“有關蘇聯和林彪在東北解放戰爭的作用問題是兩個敏感問題，但在編寫時都不能回避，否則這段歷史說不清”。

對於蘇聯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作用，陳雲早在1981年談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時就說過：“抗日戰爭時期，蘇聯還是援助了中國，最后出兵打垮關東軍。如果不把關東軍打垮，抗日戰爭的勝利起碼要推遲好幾年，我們也要晚一些進到東北，東北很難首先全部解放。”他還指出：“這樣一些問題，《決議》應該如實地按照事情本來面貌寫上去。要通過對這些歷史問題的論斷，再一次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是公正的。”

在《對編寫〈遼沈決戰〉一書的意見》中，陳雲談及東北解放戰爭勝利的原因時，對蘇聯的作用也給予了充分肯定。1984年9月，陳雲同前來看望的蕭華談《遼沈決戰》一書編寫中的幾個問題，當談到如何寫蘇聯紅軍時，陳雲說：“如果沒有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我們的力量不可能發展那麼快。蘇聯一方面受中蘇協定約束，要把大城市和鐵路干線移交給國民黨，另一方面明裡暗裡幫助我們。那時，東北北有蘇聯，東有朝鮮，西有蒙古，我們就像坐沙發裡，缺什麼可以向蘇聯要，南滿的傷兵、彈藥可以通過朝鮮轉運。因此，要寫蘇聯、朝鮮對我們的幫助，回避是不合乎歷史的。”同年12月24日，在會見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時，陳雲再次提到蘇聯的援助。他說：“無論在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和平建設時期，蘇聯政府和人民給予我們的援助，中國政府和人民都沒法忘記，也是不會忘記的。”

實際上，對於林彪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的作用，陳雲1977年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對《中國共產黨黨史陳列》的審查時就說過：“林彪在決戰前夕說南下糧食有困難，這是不對的，當時我管糧食，我知道。但是，他提出先打長春還是對的。問題是打下義縣，不打錦州，還要回頭打長春，這就不對了。當時，從敵我力量的對比看，戰略決戰的時機已到﹔從我方在各地的力量看，東北兵力最雄厚，應先從東北下刀﹔在打法上，應該‘關門打狗’。”在《對編寫〈遼沈決戰〉一書的意見》中，陳雲對林彪的軍事貢獻也給予了充分肯定。后來，陳雲同蕭華談《遼沈決戰》一書的編寫中的幾個問題，當談及林彪問題不好處理時，陳雲說：“林彪開始也說要‘死守馬德裡’，但后來改變了意見，不主張佔大城市了。那時如果用骨干部隊去和敵人硬拼，就把骨頭拼壞了。1946年撫順會議之前，北滿分局給東北局打過一個電報，提出東北局是否已下決心‘放棄大道，佔領兩廂’？如果確已下了決心，就應當迅速把一部分主力部隊分散到農村進行剿匪和土改。所以，林彪那時從四平、長春撤下來是對的。但林彪也有錯誤，主要是在遼沈戰役中，打下義縣后他不敢接著打錦州，而要回師長春。在這個問題上，他接受了毛主席的作戰方針。所以，在寫遼沈戰役時，要講到林彪，但重點寫羅榮桓，他是政委。”

針對林彪叛變后，有些人因為過去是林彪的老部下就抬不起頭來的現象，陳雲指出：“林彪沒有垮台前，四野很吃得開，尾巴翹到天上。林彪垮台后，四野有點抬不起頭來。其實，四野還不是關裡派去的軍隊，還不是黨的軍隊？林彪是林彪，四野是四野。”陳雲指示，在編寫《遼沈決戰》一書中“要吸收四野一縱的一二篇文章。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跟林彪干了許多壞事的人，其余的不要使他們因為過去曾是林彪的老部下就抬不起頭來。林彪是林彪，林彪的老部下是林彪的老部下﹔同樣，高崗是高崗，高崗的老部下是高崗的老部下。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后來，陳雲又談道：“要把林彪和林彪部下加以區別。以前有一個時期，林彪的老部下很神氣，現在又有些灰溜溜。這本書附的黨政軍負責干部名單，要把他們的名字也列上，說明他們對解放東北做過的貢獻。”

如何看待解放戰爭初期東北局內部在工作方針上的意見分歧

在編寫《遼沈決戰》過程中，遇到的另外一個爭議就是如何看待解放戰爭初期東北局內部在工作方針上的意見分歧。當時對於這一問題，存在兩種看法：一是否認存在分歧﹔一是承認存在分歧，堅持1948年東北局所作的決議。圍繞這一爭論的焦點是，《遼沈決戰》一書要不要收入《東北三年解放戰爭綜述》，以及這一綜述中要不要引用1948年東北局決議。

針對上述兩種意見，陳雲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堅持實事求是和全面地看待這一問題。

一方面，承認東北局內部在解放戰爭初期工作方針上有意見分歧。他說：“當時的方針是通過獨佔大城市和鐵路干線來獨佔東北，而多數同志不同意這個方針，認為不應用主力部隊死守大城市，同暫時比我們強大的敵人硬拼，而應把相當一部分主力部隊和大部分干部分散到廣大農村發動群眾，通過建立根據地，逐步改變敵我力量對比。大城市誰不想要？問題是當時要得了要不了。如果不是以后東北局在1946年召開會議，作出‘七七’決議，改變了以前的方針，結果很可能不僅大城市佔不住，遼沈戰役的勝利也會被推遲。”因此，“1948年決議指出，東北局初期在指導方針上存在錯誤，這是合乎事實，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另一方面，陳雲認為也要看到1948年決議的局限性。首先，它“只是在東北解放戰爭勝利后為總結歷史經驗和部署今后工作而制定的，並不是解決方針問題的文件”。其次，“對東北局初期方針上的錯誤分析得也不夠全面”。陳雲舉例說，不能簡單地說，出現錯誤是“對敵人的和平陰謀抱幻想”，是“喪失階級立場的危險傾向”。

另外，1945年12月中共中央、毛澤東明確提出“讓開大道，佔領兩廂”的方針后，東北局在指導方針上的錯誤雖然又持續了一段時間，給人民的事業造成了損失，但隻有六個月就通過東北局自己的努力予以糾正了，還不能說給人民的事業“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因此，陳雲認為，這個決議作為歷史文件可以收進《遼沈決戰》，但《綜述》中隻要引用“七七”決議就可以了。

對東北局初期指導方針上的錯誤的原因，陳雲認為，是在“東北解放戰爭初期，由於我們進入這個地區的時間不過幾個月，敵人的兵力也有變化，因此，對東北的情況還處在認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對和戰問題、作戰方針問題提出這種或那種意見，都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我們應當這樣來理解當時毛澤東給東北局的電報上提出的一些意見，而不應當把個別意見同實際情況不符說成是毛澤東在指導方針上有什麼失誤”。

由於這一爭論未能平息，綜述問題一拖再拖。

1988年2月，陳雲就《遼沈決戰》一書綜述問題致信楊尚昆，指出“這本書前面一定要有一個綜述，以便大家比較全面地了解東北三年解放戰爭的歷史，了解遼沈戰役勝利是怎麼得來的”。對於綜述中有不同意見的地方，陳雲認為可以“採取回避的辦法”，作一定的修改。綜述修改工作由伍修權、張秀山、王首道主持，改好后由楊尚昆把關。

遺憾的是，這一爭論最終未能平息，根據有關方面意見，綜述未放進《遼沈決戰》一書中。陳雲表示服從組織決定，保留關於《遼沈決戰》一書要有一篇綜述的意見，希望將來終有一天能夠發表。后來，編審小組經過研究和討論，以韓先楚署名的《東北戰爭與遼沈戰役》一文作為全書的概述。

在陳雲以及編審小組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10月，在遼沈戰役勝利40周年之際，《遼沈決戰》（上、下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共計100萬字。書中除收錄中共中央、東北局重要文獻、電文外，主要收錄了60篇高級干部的回憶文章。此外，還收錄了國民黨高級將領所寫的遼沈戰役紀實方面的文章。

在《遼沈決戰》一書編撰過程中，陳雲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全面、客觀地分析和評價相關歷史問題、歷史人物，這充分體現了他“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的唯物史觀。雖然陳雲沒有明確地說過“研究歷史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但我們可以發現，他在對黨史國史中的許多歷史問題、歷史人物進行評價時，常常會強調對某一個問題或某一個人要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或者說，隻有這樣評價才符合歷史唯物論。正是在這種歷史觀的指導下，20世紀80年代前后，陳雲就黨和國家的許多重大歷史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精辟的見解，這對於弄清黨史國史，總結經驗教訓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在黨史國史研究中，我們應以陳雲為榜樣，秉筆直書，全面、客觀、公正地分析、評價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

來源：《黨史博覽》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