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懸賞為何屢屢失敗

　　國民黨為了對付共產黨可謂不擇手段，除了軍事上的猛烈進攻之外，還採取了懸賞的辦法。從總體上看，對於有著崇高共產主義信仰的共產黨員群體而言，國民黨的這個招數是失效的，根本不可能憑此戰勝共產黨，亦不可能挽救其統治的最終失敗。
　　國民黨在井岡山時期與中央蘇區時期的懸賞
　　在國民黨新軍閥混戰期間，蔣介石對其他軍閥採用的一個慣用伎倆，就是通過金錢收買的辦法，使對方的部分將領臨陣變節，以此達到瓦解對方的目的。由於許多軍閥本身缺乏信仰，打仗的目的基本上以佔領更多地盤或者獲取更大利益為主，所以，蔣介石的這個辦法屢屢奏效，這也讓他在國民黨各派軍閥的多次較量中，特別是中原大戰后取得了統治地位，進而調動了全國的戰爭資源用於對付紅軍。
　　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在湘贛邊界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井岡山斗爭，把湖南、江西兩省的國民黨當局攪得天翻地覆。蘇聯《真理報》在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幾個月前何鍵宣布，懸賞五千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澤東，捉住彭德懷和黃公略者可賞大洋兩千元”。在湖南軍閥何鍵看來，朱德、毛澤東比彭德懷、黃公略的“危害”更大，所以要多3000元。
　　朱毛率領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繼而開創了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中央蘇區。此又一翻江倒海之舉，再次讓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覺得顏面無存，因為直接威脅了其在江西的統治。
　　1930年7月28日的《江西民國日報》刊登了一則消息，即《魯總指揮嚴令緝拿朱毛》，指出：“茲特重頒賞格，如前方剿匪各部隊及各縣警隊，能擊斃朱毛獻其首級者，合賞洋五萬元，能活捉朱毛捆送來轅者，合賞洋十萬元。”這個賞金是一年前何鍵的20倍，即活著的朱、毛二人都能值10萬大洋，魯滌平也是下了血本。
　　由於種種原因，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被迫實施戰略轉移。就在此時，蔣介石於1934年10月25日發布懸賞令：“生擒毛澤東、朱德者，賞洋二十五萬元。”據查，這個金額達到了對紅軍領導人懸賞的最高值，反映出蔣介石已經喪失理智，這次為了能徹底“消滅”紅軍主力，並“抓獲”紅軍首領朱毛，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國民黨在長征期間的懸賞
　　紅一、二、四方面軍及紅二十五軍在長征途中，一方面遭受了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閥的圍追堵截，另一方面也要經常面對國民黨的各種懸賞通告。
　　當然，隨著紅軍的一路向西轉移，在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來看，威脅早已不如以前，所以賞格的數量也發生了變化，一降再降。
　　如1935年2月9日的《大公報》，刊發了一則《蔣電川購緝匪首》，其中寫道：“無論軍民人等，凡拿獲匪首者，一律均有重賞，特將賞格列后。生擒朱毛徐三匪首之一者，賞洋十萬元。生擒彭德懷、林彪、董振堂、周恩來、張國燾等匪首之一者，賞洋五萬元。”
　　此時的中央紅軍尚未進入四川，紅四方面軍正在創建川陝蘇區，不過，蔣介石可能預料到紅軍兩部主力日后必將匯合，因而“未雨綢繆”下了這道命令。其中，點了八個人的名字，最主要的懸賞對象是中央紅軍的主要領導人朱德、毛澤東及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徐向前，三人均值10萬元﹔彭德懷等其他紅軍領導人，在蔣介石看來，也值5萬大洋。
　　到了1935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主力，粉碎了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分裂陰謀，已經走出茫茫草地，進入甘肅南部地區，從而打亂了國民黨圍困紅軍的計劃，革命前景趨於好轉。蔣介石聞訊后，大為憤怒。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剿匪”第三路總司令朱紹良向甘肅的岷縣等縣的縣長，轉發了幾天前蔣介石拍給他的急電。這份電報來了個“一網打盡”，也就是將紅軍的所有師級以上干部全部進行了“定價”，內容如下：
　　“一、毛匪澤東生擒者獎十萬元，獻首級者獎八萬元﹔二、林匪彪、彭匪德懷生擒者各獎六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四萬元﹔三、博古、周恩來二匪生擒者各獎五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三萬元﹔四、凡偽中央委員、偽軍團政委、偽軍[團]長及偽一、三軍團之偽師長等各匪首生擒者各獎三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二萬元﹔五、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獻首級者，仍照前頒賞格各給……”
　　如此看來，紅軍主要將領在國民黨那裡都被登記了相應的“價碼”。
　　中共對國民黨懸賞的態度
　　由於各種原因，如喪失革命理想、貪戀金錢美色、被俘后經受不住嚴刑拷打等，再加上國民黨重金懸賞的糖衣炮彈，共產黨內部的確也出現了極少數叛徒，出賣黨和同志，投靠敵人，如顧順章等人。
　　但事實上，絕大部分黨和紅軍領導人絲毫不懼怕國民黨的高額懸賞。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披露了一些相關的細節：“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在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做著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后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在延安的大街上，在共產黨自己的地盤上，毛澤東當然不會擔心自己的安全問題，雖然有世界上最高的賞金，即使自己身邊的警衛很少。
　　彭德懷也是如此，該書寫道：“雖然政府軍飛機常常在紅軍前線扔傳單，懸賞五萬到十萬要緝拿彭德懷，不論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門外隻有一個哨兵站崗，他在街上走時也不帶警衛。我在那裡的時候，看到有成千上萬張傳單空投下來要懸賞緝拿他、徐海東、毛澤東。彭德懷下令要保存這些傳單。這些傳單都是單面印的，當時紅軍缺紙，就用空白的一面來印紅軍的宣傳品。”雖然國民黨的懸賞通告滿天飛，到處都是，但彭德懷與毛澤東一樣毫無懼色，而且把這些紙留下來用於印刷紅軍的材料，這是對敵人的一種巨大諷刺。
　　美國作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提到了自己與朱德的一次交談。朱德調侃道，蔣介石“甚至於公布了一個首級價目表，從班長開始，按照等級訂定價。他派飛機到我們陣地上散傳單。要是有哪一個人的名字沒有列在名單裡，或者給他開列的賞額太少，自己反而覺得是恥辱”。國民黨飛機撒下的懸賞傳單在被紅軍將領看到時，第一反應不是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脅，而是自己的名字是否在名單裡面，是否靠前，如果發現自己的賞額比別人少，還會懊惱不已，認為蔣介石目中無人。
　　綜上所述，國民黨作為統治者具備絕對的優勢，通過不斷對紅軍將領進行通緝懸賞，試圖造成一種政治和心理上的震懾。其實，效果適得其反。毛澤東等紅軍領導人不僅坦然處之，而且激發了自己的革命熱情，並時常拿這些懸賞互開玩笑。同時，包括報紙在內的國民黨各種反動宣傳報道，反而讓廣大群眾間接了解了中國共產黨，認知了紅軍的一些將領，進而擴大了紅軍的影響。這也許是蔣介石在費盡心機草擬懸賞啟事時所始料未及的。歷史再次証明，真正決定戰爭勝負的不在金錢，而在民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