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雙槍老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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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一部《紅岩》小說火遍祖國大江南北。小說所塑造的劉思揚、成崗等英雄人物深入人心，而那位滿頭白發、身手矯健、手持雙槍的老太婆更是讓人印象深刻。她一槍擊斃叛徒甫志高的行為大快人心，“雙槍老太婆”也成為了那時人們心中的英雄。我母親鄧惠中，就是“雙槍老太婆”的人物原型之一。

敢與世俗作斗爭

母親鄧惠中原名張惠中，1904年出生於四川岳池縣城外長灘寺張家灣。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兒，也是最小的一個，因此姥爺姥姥特別疼愛她，對她百依百順。但有三件事，姥爺姥姥和母親的意見卻無法達成一致。

第一件事是讀書。幼年時，母親見3個哥哥都在上學讀書，十分羨慕，希望姥爺也能送她去讀私塾。但那是封建年代，對於母親的要求，姥爺果斷拒絕。無奈之下，母親隻好在哥哥們放學回家后，守在他們身旁，學習念書識字。

第二件事是裹腳。母親八九歲的時候，姥姥就照風俗給她裹腳。當姥姥裹好后，半夜她又偷偷地解開。有時母親到親戚家作客，因腳大而受人嘲笑，但她卻不在乎，大大方方地在大家面前走來走去。正因為沒有受到裹腳的傷害，才為她以后的革命工作創造了有利的身體條件。

第三件事是結婚。母親15歲時，因長相清秀、聰明能干，前來說媒的人不少。但母親反對包辦婚姻，多次拒絕姥姥和媒婆的牽線搭橋。迫於無奈，姥姥隻好答應母親，為她找一個知書達理的對象。一天，姥姥讓母親藏在閨房裡，說相親的人要來。於是，母親從門縫偷偷往外瞧。不一會兒，一位中等個子、大眼睛的男青年，在眾人的陪同下進了屋。母親見青年文質彬彬，很懂禮貌，點頭同意了這門親事。這位青年就是我父親鄧福謙。

父母結婚后，母親住進了父親任教的江西館小學。在學校裡，母親聽著孩子們清脆悅耳的讀書聲，格外羨慕。有時，她還站在教室門外聽老師講課，很久舍不得離開。

母親渴望學習，想做一名有文化、有作為的新女性。於是，她自修小學課本，並在父親的鼓勵幫助下，於1930年考入岳池縣女子師范學校。懷著對父親的感激和欽佩之情，母親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鄧惠中。

支持父親去延安

1933年，母親從岳池縣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后，留在江西館小學教書。全面抗戰爆發后，抗日救亡的怒潮席卷全國，也牽動著父親的心。

一天，父親回到家裡，嚴肅地對母親說：“惠中，國難當頭，我們不能坐等滅亡，我決定去延安參加抗日。眼下3個孩子還小，以后全靠你把他們拉扯大。”雖一時難以接受父親的決定，母親仍堅定地說：“你的決定是對的，你常對我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有了國，才有家。你放心地去吧，孩子交給我，我一定培養他們長大成人。”

幾天后，母親典當了家裡僅有的一點薄田給父親作路費，收拾好行裝后，帶著我一起送父親到了重慶。那時我5歲，母親依依惜別的樣子，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丟下我們去革命

父親去延安前，把他的兩位朋友介紹給了母親認識，一個叫王召，一個叫蔡衣渠，他們都是地下黨員。在他們的教育和幫助下，母親於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后，母親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到農村教書。她白天教孩子們讀書，晚上在夜校教農民識字、唱歌，整天都很忙。母親來自農村，對農民生活很熟悉，加之關心農民疾苦，很快就和他們打成一片，成了朋友。她向農民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還在農村發展了一批先進分子入黨，壯大了革命隊伍，增強了革命力量。

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從事革命工作，母親去農村前就把姥姥請來，照看我的雙胞胎哥哥，隻把年幼的我帶在身邊。后因工作實在太忙，母親把我也送回了岳池老家。

我們兄妹3人和姥姥在江西館小學過著清苦的生活，很少吃到肉。一天，姥姥笑呵呵地對我說：“今天是你的生日，外婆給你打‘牙祭’，好不好？”我早就饞壞了，高興得跳起來。吃飯的時候，姥姥端出一碗青椒炒肉，我和兩個哥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第二天，姥姥問我：“昨天的肉好吃嗎？”“好吃極啦！外婆，那是什麼肉？”我一邊說，一邊舔嘴唇。姥姥說：“傻孩子，那是耗子肉！”“耗子肉？多臟呀！”姥姥說：“我把皮扒了，洗得干干淨淨，不要怕……”我的兩個哥哥卻滿不在乎地說：“怕啥，隻要能吃就行！過兩天我們抓蛇來給你嘗嘗。”幾天后，他們果然抓了幾條蛇，讓姥姥燒來吃。由於母親不在身邊，我們就這樣改善伙食。

有一次，母親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費，約定在路邊某個小店門前見面。我們頭天晚上就睡不好覺，嘰嘰喳喳，十分高興。大家在猜，這次母親會捎什麼好吃的回來。第二天一早，大哥按約定去小店等母親。我和二哥在家裡等到太陽下山，才把大哥盼回來。哪知大哥哭喪著臉說：“太陽都偏西了，還不見媽媽的影子……”我們失望極了，抱頭痛哭。

籌劃武裝起義

抗戰勝利后不久，母親回到岳池縣城，在江西館小學當校長。這年春節的一個黃昏，一位頭戴禮帽、身穿長衫的人走進我家。母親把他迎進屋給我們介紹說：“這是何叔叔，你們父親的好朋友！”接著，母親叫我們仨分別去通知其他幾位叔叔阿姨晚上8點來家裡，我們很快完成了任務。

吃完晚飯，叔叔阿姨們都到了，他們在屋裡開會，我和哥哥們在門外放哨。有人來找母親，我們就說不在家，上街看龍燈去了。等到夜深人靜時，母親才把我們叫進屋，讓我們聽何叔叔講形勢。自那以后，何叔叔經常來我家。我和哥哥每次都承擔放哨的任務，也常常聽何叔叔講革命形勢。1949年后，我才得知何叔叔的真名叫朱光璧，是母親的上級。

為便於開展統戰工作，母親於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之后，她的工作更加繁忙。

1947年10月，川東地下黨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后，決定在華蓥山地區開展武裝斗爭，建立革命根據地，並破壞國民黨反動派的兵源、糧源供應地，以牽制敵軍，配合解放軍入川作戰。這時，母親不僅在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動，還經常以走親戚為由，走村串鄉，組織“姊妹會”“翻身會”，號召農民團結起來開展“三抗”斗爭。

1948年3月，母親擔任岳西支部與上級的聯絡員，並參加了岳西支部直屬小隊的軍事訓練。在訓練中，她嚴格要求自己，很快學會了瞄准、沖鋒、掩護等基本技術。母親發現很多游擊隊員沒有槍，她就帶領40多名游擊隊員去大地主家“借”。最終奪得步槍15支，子彈數千發，解決了游擊隊缺槍少彈的燃眉之急。

一天黃昏，表妹悄悄跑來告訴我，說我母親在西門外的土地廟旁等我，讓我快去。我急忙來到土地廟旁，見到了母親。隻見她頭上纏著青布巾，平時的長袍換成了藍短衫、黑褲子，就像一個鄉下老太婆。

我忍不住笑著說：“媽媽，你真會演戲。”母親說：“和敵人周旋，不會演戲怎麼行？”她對我說：“芸兒，我有件事情要你辦一下。你去托李表叔把我們家的谷子賣掉，明天把錢送到這兒來。”我吃了一驚，當時物價猛漲，特別是糧食，漲得更厲害。這些稻谷夠我們全家半年生活，母親為什麼要賣掉呢？

我不禁問道：“你要那麼多錢干什麼呀？”她沉思了一下，嚴肅而又難過地說：“芸兒，蔡衣渠同志昨天被捕了，我們要趁敵人還沒搞清他的身份以前，趕緊把他贖出來。我們家的口糧以后再說，先救同志要緊！”我知道事關重大，沒有再說什麼，回去趕緊找到李表叔。李表叔第二天就托了幾個人，分頭賣掉谷子后，把錢交給了我。

我又按照母親指定的接頭地點，把錢交給她。后來我聽說，蔡衣渠當時已經被人保釋出來，母親就用這筆錢買了槍支，交給起義部隊。

8月，華蓥山武裝起義打響后，母親負責一支隊伍的后勤供應。在她的組織帶領下，保障了物資源源不斷地送到游擊隊。但因敵我力量懸殊，武裝起義很快失利，母親成為了國民黨軍警抓捕的重要目標。

一家四口被捕

1948年9月的一個晚上，母親化裝回到家裡，她告訴我們：“二哥鄧誠被捕了。”晚上8點多鐘，外面有人敲門，說是清查戶口，母親知道情況不妙，趕緊從后門離開。我把大門打開后，十幾個持槍的國民黨兵沖進來搜查了一陣，因沒有發現母親，就把大哥和我，還有剛才在家和母親談工作的張淑珍抓進了岳池縣監獄。

入獄后的第二天晚上，兩個國民黨兵傳我去審訊。他們用槍頂著我的后背，帶我經過黑森森的小道，走到縣衙后面的參議院。我一進門就聽到母親慘叫的聲音，這時我才知道母親被捕了。我拼命往裡沖，但國民黨兵把我攔住，並把我推到旁邊的一間屋子裡。他們對我進行了審訊，問我家裡曾經來過什麼人，我咬緊牙關，什麼也不告訴他們。一個國民黨兵把槍往桌上一摔，吼道：“拉下去，和她家人一起槍斃！”他們恫嚇我，隨后把我押回了監獄。

幾天后的一個上午，國民黨兵把我帶進了國民黨縣衙。一進門，我就看見了母親。短短幾天時間，她老了許多，臉龐更加消瘦憔悴，但一雙眼睛炯炯有神，沒有絲毫畏懼。

我跑到她身邊，緊緊地依偎著她，哭了起來。這時，旁邊一個穿便衣的人說：“你媽媽就要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母親明白，敵人所說的轉移，指的是秘密處決。於是，母親搶著說：“難道你們連這個孩子也不放過嗎？”敵人不理睬母親，硬把我從她的身邊拉開，她還想再和我說點什麼，卻被國民黨兵推推搡搡地押走了。殊不知，這次見面竟成永別。之后，我和大哥被押往合川監獄，直到1949年11月才被釋放。

岳池解放后，從重慶傳來消息說，母親和二哥在渣滓洞大屠殺中壯烈犧牲。聽聞噩耗，我悲痛萬分。

（作者單位：重慶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

來源：《紅岩春秋》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