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與自我批評：永葆黨的青春與活力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黨內政治生活，並在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以實事求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等為主要內容的民主生活會制度。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提出，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歷史地考察民主生活會制度的由來與演進，對當前加強黨的建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古田會議：“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

中國古代雖然早有“朋黨”“同黨”等名稱，但科學意義上的政黨是近代才出現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由於國民黨的成立受美國的影響比較大，成立后的國民黨一直是一個鬆散的政黨組織。組織渙散是國民黨與生俱來的痼疾，有人甚至譏笑國民黨黨員與黨組織的關系，只是填寫入黨志願表和登記表時20分鐘的關系。據一位20世紀40 年代在安徽省政府機關工作過的國民黨黨員回憶說：“我自1940年入黨后，除在安徽省政府秘書處的區黨部參加過兩次黨員大會外，就從來沒參加過什麼組織生活。”同一基層組織的黨員彼此不認識，黨員不知道自己所屬的區分部和區分部書記，甚至區分部書記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職務。

而中國共產黨則不同，成立初期，就制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要求黨員開展黨內組織生活。但由於缺乏有效的實際經驗，黨內組織生活並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加上當時我黨早期的主要負責人陳獨秀的家長作風比較嚴重，極大地挫傷了黨員參加組織活動的積極性。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西南出擊，隨后同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紅五軍主力會合，並向閩西發展。轉戰贛南閩西過程中，紅軍的環境相當艱苦，紅四軍內部，包括高級領導干部，對井岡山時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產生了各種議論。對紅軍中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軍事和政治的關系、紅軍根據地建設等問題，爭論更是一直不斷。

1929年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岩召開。會議由陳毅主持，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會議所作決議對許多具體問題的結論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但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其后，紅四軍出擊閩中，冒進東江，結果連吃敗仗。

在這種情況下，8月下旬，陳毅代表紅四軍前往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中央政治局聽取了陳毅的報告后，決定組織以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組成的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起草對紅四軍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來對紅四軍七大和前委擴大會議在處置紅四軍領導內部分歧問題時的缺點提出了批評，指出：朱、毛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應仍任前委書記，並需使紅四軍全體同志了解並接受。

陳毅以中央8月21日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為基礎，並依據周恩來多次談話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經周恩來審定后，帶回紅四軍，這就是著名的“九月來信”。周恩來又囑咐陳毅，回去后，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前委工作﹔召開一次會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統一認識，最好能有一個文字決議，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

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遵照中央和周恩來“召開一次會議”“有一個文字決議”的意見，於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舉行了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

經過兩天民主而熱烈的討論，形成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並選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曾經在紅四軍中發生尖銳思想對立的一場爭論，最終在古田完全化解。

在古田會議籌備和召開過程中，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勇於作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大局為重，最終凝心聚力﹔他們親歷親為、重視調查研究，深入連隊、農村召開座談會，聽取不同意見，詳細調查了解紅四軍部隊和黨內存在的各種問題。正是由於做了充足的會前准備，隻用了短短兩天，就正確解決了關乎紅軍未來發展和前途命運的一系列矛盾和問題。《決議》明確指出：“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強調：“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斗力的武器。要教育黨員懂得黨的組織的重要性，對黨委或同志有所批評應當在黨的會議上提出。”

古田會議，以沖突開始，通過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以團結告終，開創了正確解決黨內矛盾的范例。

古田會議后，由於對黨內民主的認識還不夠深刻，沒有形成慣例，且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加之革命戰爭年代，斗爭形勢異常復雜，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影響全黨達四年之久，他們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扼殺了黨內民主生活，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損失。

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遵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裡召開。

會議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了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但同時又強調失敗是由於種種客觀原因所致。然而，博古的這一說法並沒有得到與會者的認可，甚至沒能得到同為最高“三人團”成員周恩來的認可。在周恩來的副報告中，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錯誤，而非其他。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進行了自我批評，並批評了博古和李德。隨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了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了“左”傾軍事路線。

接下來，毛澤東發言。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症結所在，即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主要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毛澤東的發言代表了中央各位同志和各軍團首長的想法。

經過三天熱烈討論，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依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獨立自主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后，民主集中制在實踐中成為了全黨遵循的原則，批評與自我批評成為解決黨內矛盾的有力武器。正如鄧小平所說：“從遵義會議以后，我們黨建立了一套黨的生活制度，樹立了一套好的傳統作風。”

延安整風：“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

紅軍到達陝北后，開始系統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就黨內民主生活而言，劉少奇曾反思，認為：“由於中國是一個沒有民主生活的國家，我黨在過去大部分是處在極端秘密環境中，同時還由於某些同志有不正確的思想和對於黨內民主的不正確了解，所以在黨內民主生活上還沒有養成一種習慣，以至在客觀條件可能時，亦不能很好地很正確地實現民主生活。”

1937年5月8日，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談到黨內民主問題時指出：“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同月，劉少奇在白區黨代表會議上也談到這一問題：“我們不只是要在形式上執行一些民主手續，更要緊的是我們要提倡一種民主的工作精神。領導機關應當尊重每一個同志的意見和應有的權利。負責人員在黨內沒有特權，不應斤斤於自己個人的領導地位，不自高自大，應服從多數，服從紀律，接受下面的批評，傾聽同志的報告，詳細地向同志解釋，用平等的兄弟的態度對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普通的同志，大公無私地處理問題。這是民主的精神，我們每一個干部都應當具備這種精神。應當用這種精神來改造自己並教育同志。這正是黨內所需要的民主。”

1941年7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強調要加強組織紀律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領導干部必須參加黨的組織生活，聽取黨員群眾對自己的批評、增強黨性等。

1941年9月起，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由此揭開了中央領導層整風運動的序幕。會上，黨的高層領導人開展了尖銳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特別是一些曾經犯過錯誤的同志，在會上進行了深刻檢討，不少同志兩次發言，甚至三次發言，誠懇地檢討自己的錯誤。

會議的第一天，在毛澤東作了關於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后，張聞天第一個發言作了自我批評。他說：第五次反“圍剿”的損失，我是最主要的負責者之一，我應當承認錯誤。共產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干部提拔到中央機關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失誤和損失。在9月29日的會議上，張聞天再次作自我批評說：“這次會議精神極好，對自己很有幫助，我個人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嚴重，理論與實踐脫離，這在過去是沒有深刻了解到的。”張聞天的自我批評不是說空話，在會議結束后不久，他就去了農村接觸實際，以自己的行動“補課”。

博古也兩次發言作了自我批評。他說：1932年至1935年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人。這次學習會檢查過去的錯誤，自己感到十分痛心。現在我有勇氣正視研究自己過去的錯誤，希望在大家的幫助下逐漸克服。

在南方局整風學習期間，周恩來曾多次主持會議討論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檢討自己的缺點”。他認為，領導干部應在自我批評方面起示范作用，“一個人或一個政黨，如果不願做反省功夫而自滿自傲，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和缺點，或者不善於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敢正視錯誤和改正錯誤，那麼，這個人和這個政黨就一定不免於失敗”。1943年，他在45歲生日這天還寫下了《我的修養要則》，以明心志。

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又先后作出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關於健全黨委制》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決定，進一步強化了黨內政治生活。解放戰爭時期黨內政治生活的有序健康開展，是我們黨能夠順利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政治保障。

“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

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更加強調健全黨內民主生活制度。1956年召開的八大，提出了堅持和完善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加強對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

黨的八大是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即將拉開大幕之際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而加強黨的建設，也就自然成為會議的一個核心議題。無論是劉少奇的“黨已經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黨”的論述，還是鄧小平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無論是大會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還是許多中央領導同志的發言，都涉及到如何發展黨內民主和健全黨內民主制度的問題。鄧小平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強調了“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八大通過的新黨章，科學界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合理內涵，把七大黨章中“集中領導下的民主”，改為“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雖一字之差但意義深遠。

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教訓。對如何堅持和發展黨內民主生活進行了反思和探索，正式提出了“黨內生活會”的概念。

會上，毛澤東指出：“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他要求大家“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

會上，鄧小平和劉少奇提出了建立黨內生活會的主張，得到毛澤東的贊同。鄧小平說：“根據黨章規定，人人要過支部生活。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就是把領導人的主要的小組生活，放到黨委會去，或者放到書記處去，或者放到常委會去。在黨委會裡面，應該有那麼一段時間交交心，真正造成一個好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空氣。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這個監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

劉少奇接著說：“可以有這麼個建議，各級黨的委員會一個月之內要有一次黨內生活會。委員會開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不一定一個月，三個月有一次也很好了”。鄧小平指出。

“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開黨內生活會。這麼一個建議，行不行？每一個委員會，省委也好，地委也好，縣委也好，一季開一次會，搞批評和自我批評，過黨的生活……”劉少奇接著說。

毛澤東也表示：“檢查工作，總結經驗，交換意見。”

最后， 鄧小平在發言中提出：我們要重視黨委內部的互相監督作用這個問題。上級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級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級的領導成員之間彼此是最熟悉的。這樣做，對於同級裡面討論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作出決定，也是很重要的。

應該指出的是，七千人大會上提出的“黨內生活會”，就其概念的實質和內涵來講，應該理解為后來所說的“民主生活會”。這說明，在七千人大會上，黨的高層領導對民主生活會制度的建立有了一定的共識。

“每個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必須參加組織生活”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內政治生活逐步恢復了正常。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明確要求：“每個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必須編入黨的一個組織，參加組織生活。各級黨委或常委都應定期召開民主生活會，交流思想，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1981年，中組部下發《關於進一步健全縣以上領導干部生活會的通知》，要求縣級以上黨委堅持每半年開一次黨委常委（黨組）生活會，認真檢查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決議和准則的情況，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1990年，中央印發《關於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的若干規定》，要求“黨員領導干部都要參加雙重組織生活會，既參加所在支部、小組的組織生活會，又參加定期召開的黨員領導干部的民主生活會”。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過的黨章第8條也明確規定：“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從此，民主生活會制度作為黨內民主制度的重要內容被載入黨章，成為黨員領導干部政治生活和組織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

20世紀80年代末期，由於受到各種錯誤思潮的影響，黨的民主生活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響並出現一些問題，比如有的流於形式，只是走過場﹔有的庸俗化，成了聊天會﹔有的溢美化，成了表揚和自我表揚相結合的“表彰會”。針對這些問題，中央紀委、中組部於1997年聯合印發了《關於提高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質量的意見》，規定上級黨組織領導干部參加下級黨組織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制度，黨的各級紀律檢查機關、組織部門干部列席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2007年，黨的十七大修改通過的黨章規定：“每個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必須編入黨的一個支部、小組或其他特定組織，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接受黨內外群眾的監督。黨員領導干部還必須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不允許有任何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不接受黨內外群眾監督的特殊黨員。”

打鐵更需自身硬。2013年6月22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聽取中央八項規定貫徹執行情況和對中央政治局加強作風建設征求意見情況的匯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一發言、對照檢查自己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的情況，討論研究加強作風建設的措施和制度。經新聞媒體報道后，引起了各方面的極大關注。

緊接著，習近平總書記用了4個半天時間全程參加了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專題民主生活會。在此前后，李克強到廣西、張德江到江蘇、俞正聲到甘肅、劉雲山到浙江、王岐山到黑龍江、張高麗到四川參加各省的民主生活會。民主生活會隨之在全國迅速升溫。這種敢於亮丑的做法，也贏得了百姓的贊譽。

回顧我們黨97年的歷史，可以看出，什麼時候黨內民主貫徹得好、民主生活會這個制度執行得好，黨內就風清氣正，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就能得到加強，黨的事業就蓬勃發展。反之，什麼時候黨內民主遭到踐踏、民主生活會缺位或者錯位，黨的缺點錯誤就難以得到糾正，黨的事業就不免受損失、走彎路。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