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生活的良好組織者和領導者

　　方志敏和蘇區群眾在一起。（油畫）

　　方志敏是杰出的農民運動領袖、贛東北和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他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摸索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群眾工作法。今天重溫方志敏的群眾工作法，對於我們把握新時代群眾工作新情況、新特征，提升群眾工作本領，具有重要的啟示。

　　“從下層群眾做起”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江西上饒各地黨員和群眾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大肆報復，革命士氣低落。對此，方志敏沒有悲觀消極，他對歷次革命的失敗作了深刻反思：“下層廣大工農群眾對於這次革命，只是袖手旁觀，沒有廣泛地發動起來參加革命。革命方面，沒有雄厚的群眾力量的幫助，當然是不能有力地完成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肅清封建勢力偉大的革命事業。”他深感黨不去組織群眾、領導群眾，就集聚不起雄厚的力量，達不到革命的最終目的。於是，他毅然返回家鄉，聯絡失散的同志，決定“從下層群眾做起”。

　　方志敏出身農民家庭，對農村生活的艱辛有深切體會，了解群眾生活狀況及心理。他從群眾最關心的債務、地租和土地問題入手，引導群眾分析問題產生的根源，明白受壓迫、受剝削的原因，順勢提出解決問題的目標，從而讓群眾真正了解革命的目的和意義，以此激發革命熱情。

　　方志敏在一次集會上說：“我們農民越做越窮，越做越苦，從前，總以為是八字壞，命根苦，現在曉得原因在哪裡了——我們沒有土地呀，這就是我們一天一天窮苦下來的最主要的原因！”這樣啟發式的引導，讓群眾深刻認識到地主的剝削本質以及自身窮困的根源，激發他們對剝削的痛恨、對革命的向往，以至於“會場的空氣熱烈起來，到會各色各樣的農民們，都表現出不能再忍耐下去的憤怒態度，散會時的口號，吼得特別洪大”！

　　在橫峰，方志敏兩天就組織了34人，並通過他們相互邀約，各村紛紛組織農民革命團，僅用了23天就組織起六七萬群眾參加橫峰暴動。他打比喻說：“橫峰像一個革命的火藥箱，我毫不諱言的，我是燃線人，我走進橫峰，把這火藥箱的線點燃著，火藥爆炸了——革命的暴動很快就爆發起來了。”

　　“用通俗易懂的話，具體地說與群眾聽”

　　革命戰爭年代，經濟生產十分落后，群眾文化水平低下。方志敏注重使用群眾易於接受的話語來宣傳革命道理，即“用通俗易懂的話，具體地說與群眾聽”。

　　1928年1月9日，即農民革命團佔領橫峰葛源鎮的第三天，方志敏就化名汪祖海，在葛源鎮萬年台（鄉村戲台）主持群眾大會並講話。他以“一根稻草一扯就斷、一把稻草搓成繩子力量就大”來比喻，號召窮人團結起來鬧革命，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過上好日子。這席話講得形象生動又通俗簡朴，極有說服力。

　　方志敏還把馬列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通俗化。他起草文件和編寫教材，既沒有傳教式灌輸，也不用高深理論，“絕對避免不為群眾所了解的字句和文法，盡可能運用群眾的語言”，有的還採用問答格式，群眾普遍感到好懂好記。老一輩革命家謝覺哉曾贊揚方志敏撰寫的文件：“都是用農民易懂的字句，寫出人們的情緒和切實可行的辦法，以解決當前的困難問題，指出奮斗的光明的遠景。”

　　1927年11月25日，時任中共橫峰區委書記的方志敏，召開了鄰近幾縣黨員骨干會議。他傳達了八七會議精神，同大家一起擬定暴動綱領。當時黨對群眾宣傳的主要口號是：打倒豪紳地主，實行平債分田，建立工農政府等。但是對於平債分田，無前例可循，究竟能不能實施，農民群眾心裡沒底。他們不免有懷疑：“欠財主的債，會讓我們平了嗎？地主的田，會讓我們分了嗎？”有的還說：“你是不是有諭子（聖旨）來的？沒有諭子來，就是犯法的。”

　　面對這種情況，方志敏認為動員群眾的最主要辦法就是宣講革命道理。“用通俗易懂的話，具體地說與群眾聽。”他一而再、再而三，當著群眾的面詳細解釋，直到群眾聽懂為止。他說：“不向困難投降，不怕生活艱苦，不怕工農群眾文化知識的低下，不憚煩地去說服，去教育，用這樣的精神去工作，群眾哪有不被我們說服爭取過來之理！”

　　方志敏飽嘗基層群眾工作的艱苦，反復提倡“刻苦耐煩”，他全力以赴做好群眾動員工作，除了吃飯走路外的全部時間都用在開會演說、與群眾談話、寫文件上，隻有到極度疲倦時才休息。他患有嚴重肺病與痔瘡，特別是痔瘡屢次發作，不但騎馬困難，連坐椅子也是側著身子，可他一直強忍病痛不分晝夜拼命工作，通常每天工作14小時。有一次區委辦訓練班，連開3天，他也連著講了3天。

　　在方志敏帶領下，其他黨員干部也都滿懷激情地忘我工作，群眾在黨員干部的感召下紛紛投入革命。許多同志沒經驗，不知道怎樣去做群眾工作，方志敏就帶著他們去開會，叫他們坐在一旁聽。這樣反反復復幾次后，他們學會了宣傳、組織群眾的方法，在各地發動農民建立了眾多農民革命團。

　　“我們是魚，群眾是水，群眾工作做得好，我們就如魚得水”

　　從革命實踐中鍛煉成長起來的方志敏，對群眾力量的偉大有深刻認識。方志敏總是勉勵新任命、有畏難情緒的干部：“我們是魚，群眾是水，群眾工作做得好，我們就如魚得水，什麼困難都可以克服。”

　　贛東北根據地創建之初採取“打土豪分田地”政策，但這僅是權宜之計，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贛東北地區環境較為封閉，沒有外援，加上遭到嚴密的經濟封鎖，財政問題極為嚴峻。1931年初，方志敏開始轉變經濟政策。他讓省蘇財經部向群眾廣泛征求意見建議，廣開財源，以打破封鎖。

　　當時縣區鄉都設財經機構，省蘇財經部從革命群眾中挑選出一些政治可靠且善謀劃的人，讓他們提出對策：立足本地資源發展竹筍、茶葉、香菇、皮毛、紅蓮子等土特產業﹔開辦紡織、被服、造紙、鍋爐等工廠﹔辦消費合作社、合作商店、紅色飯店、工農藥店﹔開放集市貿易﹔設物資檢查處、船舶檢查處和對外貿易處﹔創立股份制，發行紅色股票等。方志敏結合實際採納了這些富有建設性的意見，並付諸實踐，成效顯著。正如他所說：“蘇維埃政府是工農群眾自己的政府，非常親近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忠實地為群眾謀利益。”

　　方志敏經常深入基層調查，掌握一手資料，作為決策依據。為解決好分配土地的問題，他開展多次調查，對土地政策做過多次修正。他頗有感觸地說：“在吉安一帶兩個月的工作中，我才算真實地實習了群眾工作，我學得了去宣傳、組織、領導群眾斗爭的方法。”他要求，黨員干部要“堅決站在群眾面前，領導群眾斗爭”。

　　1930年秋，方志敏率部從景德鎮返回贛東北蘇區首府橫峰葛源，沿途調查中發現形勢好轉后某些地方政權強迫命令、打罵群眾，有脫離群眾傾向，甚至貪污腐化，喪失階級立場。他立即寫下了《蘇維埃與群眾關系問答》的通俗小冊子，教育干部要密切聯系群眾，防止和克服各種錯誤傾向。各縣以此小冊子為教材開辦干部訓練班，各級新生的紅色政權作風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有一年春季，正是青黃不接時節，方志敏來到葛源楓林村。他沒有告訴當地的蘇維埃干部，而是自己爬到村后的山上，仔細觀察中午時分村民家中的煙囪是否冒煙。結果發現，有三分之一的農戶煙囪沒冒炊煙。他心情十分沉重，立即趕到蘇維埃政府機關，緊急調集一批糧食救濟群眾。

　　方志敏特別注重發揚民主，把群眾路線貫徹到革命政權的建設和領導工作中，並逐步制度化。贛東北蘇維埃明確規定：“蘇維埃的領導方式，必須是具體的實際的群眾化的，排斥一切官僚主義的方式。”

　　此外，方志敏還發揚創新精神，規定各級蘇維埃僅留三分之一的人負責機關日常事務，其他的人都必須經常出去巡視。以德興縣為例，縣蘇維埃共有13名干部，經常隻有一個或兩個人留守機關，其余深入到一線區鄉工作。工作一段時間后，巡視人員全回到縣裡匯報工作進展情況，研究解決工作中遇到的疑難，討論決定下一步工作計劃，然后回到各自聯系的地方繼續工作。

　　在方志敏帶領下，贛東北蘇區的黨群、干群、軍民關系非常和諧，共產黨、蘇維埃和紅軍被群眾視作“命根子”。方志敏感言：“我們當時的群眾工作，是做得很充分的。我們是親密地與群眾聯系在一起，大家都是家人兄弟一般……”

　　正是採取切實有效的群眾工作法，贛東北蘇區煥發出蓬勃生機，被毛澤東譽為“方志敏式”根據地，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授予“蘇維埃模范省”稱號。1934年1月，在全國蘇維埃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深情贊譽贛東北同志有“很好的創造”，稱“他們把群眾生活和革命戰爭聯系起來了，他們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問題和革命的工作任務問題同時也解決了……他們是革命戰爭的良好組織者和領導者，他們又是群眾生活的良好組織者和領導者”。（何劍芳 戴和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