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人民裝甲兵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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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裝甲兵是從我軍步兵和炮兵發展起來的。它孕育於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誕生於抗日戰爭勝利之后，成長於解放戰爭時期，在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關懷培育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壯大起來。

抗戰爆發前，毛澤東就開始關注裝甲兵的人才培養

肩負民族解放和建設發展重任的中國共產黨人，在20世紀20年代初建黨以來，始終以深遠的戰略眼光關注著坦克裝甲車輛這一新式武器的發展與應用。中國共產黨人秘密掌握的第一支武裝力量，即是裝甲機械化作戰力量——孫中山大元帥府鐵甲車隊。1924年12月，中共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和周恩來等人利用國共合作的有利條件，在廣州大沙頭主持創建孫中山“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選派20多名中共黨員擔任鐵甲車隊的領導和骨干，其中共產黨員徐成章、周士第分別擔任正副隊長，接受中共的秘密領導。

1925年6月，鐵甲隊參加了省港大罷工后的全面封鎖香港斗爭，並與英法軍隊展開血戰，取得消滅英軍200余人的戰績。毛澤東此時正在舉辦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他得知共產黨員周士第率鐵甲車隊初顯雄風、大敗敵軍的消息后十分高興，立即號召學員“向以周士第為首的鐵甲車隊學習”，並提出了盡早建立一支我黨獨立領導的“鐵甲隊”的想法。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極為關注坦克這一新型武器的出現和軍隊機械化建設這一重大問題，在人民軍隊建立自己的坦克部隊的條件尚不具備之時，就積極著手開展裝甲兵人才的培養工作。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提出“坦克，是矛盾二者結合為一的新式武器”的著名論斷，並指出“中國須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戰略反攻階段中能夠充分地執行陣地攻擊任務”。在1938年10月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提出，要努力增加飛機大炮戰車的數量，把創立機械化兵團作為全民族的一項任務。

1936年8月，為裝甲兵等技術兵種建設培養骨干，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安排當時在蘇聯學習的許光達等部分干部轉學坦克、炮兵等軍事技術，組織了一個40余人的汽車訓練班。訓練班“除了學習汽車以外，還學習炮兵和坦克技術、戰術”。后來汽車訓練班改為東方大學軍事訓練班（坦克特種兵分部），主要學習坦克技戰術，許光達擔任分部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以許光達為代表的這批干部，成為我黨我軍最早的裝甲兵人才。

為了培養自己的特種技術學員，在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我軍准備成立一所培養特種兵干部的摩托學校。為了選調學員，毛澤東於1937年5月7日電示周恩來、袁國平、彭德懷、任弼時等，“現軍委開辦一摩托學校，由步校選調學生廿名，務於本月十二日由慶陽動身來延安。學生條件如下：一、政治堅定，黨團員。二、年齡十八歲至卅歲。三、能看普通文件及會加減乘除。四、身體健康，有戰斗知識或機械知識。”1937年6月，摩托學校正式開學。學校設在面臨延河邊的延安東關飛機場，劉鼎任校長。學習的課程除了馬列主義和文化課外，主要是學習裝甲和航空兩個專業方面的汽車、坦克戰術、航空以及修理等。摩托學校提出的口號是：“為了未來的戰爭！”“為了大反攻！”

建校初期，軍委把紅軍僅有的5輛破舊汽車集中到摩托學校，供教學使用，其中有兩輛大卡車有時還要擔負運送干部去西安的任務。1938年4月，延安摩托學校一期學員學業結束。這所摩托學校培養出來的許多學員，后來成了陸軍、空軍、裝甲部隊中的領導骨干。

1937年初冬，蘇聯東方大學軍事訓練隊學習坦克技術的學員結束學業，自1937年11月起陸續經新疆迪化返回延安。1938年11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延安親切接見了許光達等部分干部。毛澤東親切地說：“你們都是在列寧的故鄉喝過洋墨水的人，有學問噢！你們當中很多人學的是汽車、坦克和飛機，現在還用不上，我們還沒有機械化部隊，但將來一定會有的，一定能用得上。”毛澤東勉勵大家說：“我們現在還沒有一輛坦克，也沒有大炮，但是有了一批懂技術的干部，黨還要培養很多哩。”黨中央、毛主席的關懷，對大家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毛澤東多次給新疆學習炮兵裝甲兵等技術的“新兵營”指戰員寫信勉勵

1937年3月，紅軍西路軍西征失敗后，左支隊余部於4月底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黨中央派陳雲、滕代遠從迪化趕來迎接。當時，新疆督辦盛世才和蘇聯關系較好，一度表示贊成我黨的抗日主張。因左支隊減員嚴重，僅剩437人，遂整編為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黨中央、毛澤東決定取消原定的西路軍總支隊赴蘇聯學習的計劃，改為在新疆就地學習。陳雲了解到盛世才已利用蘇軍援助組建了一個機械化旅，擁有裝甲車、汽車和火炮等裝備，還有十多架偵察機和教練機，專門成立了一個航空隊，均聘有蘇聯教官執教這一情況后，敏銳地意識到西路軍指戰員若能充分利用這些條件學習軍事技術，將有利於我軍的發展壯大。10月23日，陳雲鄭重向黨中央、毛澤東提出了利用新疆現有的條件，用3年時間為我軍培養5000名軍事干部的建議，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批准。隨后，陳雲又向盛世才提出請新疆軍官學校教官和蘇聯教官幫助西路軍總支隊學習掌握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要求，得到了盛世才的同意。

西路軍總支隊立即轉入對機械化武器裝備的學習和訓練。1938年1月，“新兵營”正式開學。除部分年幼者繼續學習文化，干部隊學習政治、軍事外，其他各隊分別學習各種軍事技術。學習裝甲車的50人，編為第一大隊第四排，在學習汽車技術的基礎上再學習裝甲車駕駛和實彈射擊，又稱“裝甲排”。黨中央和毛澤東非常關心“新兵營”，由在中共駐新疆代表直接領導，最早是陳雲、滕代遠，以后是鄧發，再后是陳潭秋。陳雲鼓勵大家要刻苦學習技術，將來好建設自己的特種兵。陳雲在調離迪化返回延安前告訴學習航空的呂黎平，他回延安后要當面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陳雲還說：“新兵營的同志絕大多數是四方面軍的。考慮到這是我們黨組建的第一支航空隊，要讓各方面軍都有代表學航空才好。准備在延安再選20名左右紅一、二方面軍的同志，來新疆學航空。”陳雲回到延安后，親自從抗大、摩托學校選調了19人到迪化學習。

1938年2月1日，鄧發在關於“新兵營”學習情況等給張聞天轉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到，“學鋼甲車的，理論快上完，現開始學開車，車上武器已開始學。學習非常努力。不過前十天曾翻了一個車，未傷人，其余未發生什麼問題。”1938年4月，毛澤東、張聞天電告鄧發，要求“學無線電者望速送回工作，其余均在迪化加緊深造，均培養成為機械化兵團的干部……”1939年6月，“裝甲排”學員學完了裝甲車，准備學習新型坦克，但是一直也沒有等到新式坦克。支隊首長趁機組織大家到迪化城西去搞野營訓練。周恩來從重慶去蘇聯途經迪化，特地到野營地來看望大家。周恩來給大家講了國內外形勢，說大家學得好，中央都知道。現在敵人用坦克大炮來打我們，將來我們也要用坦克大炮來打敵人。他最后說：“不要看現在我們的底子薄，但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建立一支自己的特種兵部隊。”周恩來講出了大家的心願，使同志們深受鼓舞。

在學習期間，鄧發、陳潭秋不止一次地宣讀過毛主席從延安寫來的信，每封信都充滿著對支隊官兵的親切關懷和巨大鼓舞。從延安來新疆的同志，總要給大家帶來許多抗戰消息和前線戰友的問候，勉勵大家刻苦學習，努力掌握技術。9月，這些學員以參觀的名義，在裝甲車部隊中參加盛世才部為期三天的聯合兵種演習，不斷按蘇聯顧問提出的情況進行判斷和行動，見到飛機、重炮、裝甲車、騎兵和無線電通訊的實際應用。年底考核時，駕駛、修理、射擊等科目都取得了良好成績，為以后解放戰爭中能將繳獲的坦克、裝甲車、汽車開得動打得響打好了技術基礎。

8月，新疆形勢急劇變化，盛世才准備投靠國民黨，國民黨中央軍已開始進疆。12月下旬，陳潭秋秘密傳達了毛主席的來信，黨中央根據新疆的形勢變化，決定讓同志們返回延安，以適應抗日根據地擴大的需要。1940年1月1日出發時，陳潭秋將學裝甲車的40多名同志組成武裝護衛排，配備了盛世才贈送給朱德的4挺蘇制DT坦克機槍和4000發子彈，還向盛世才要來了30支三八式步槍，並再三叮囑將這些武器帶到延安，送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警衛隊。

“新兵營”干部於1940年1月5日回到延安。1月8日，軍委總政治部舉行歡迎晚會，毛澤東出席並講話。在歡迎晚會上，毛澤東講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講了怎樣在敵后開展游擊戰，也講到我們要團結抗日，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摩擦。毛澤東還說，我們一定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特種兵部隊，不要看眼前還沒裝備，我們有人就有辦法，人是決定一切的。“新兵營”是我黨在新疆建立的培訓特種軍事技術人才基地，為我軍培養了技術兵種骨干力量，並對我軍空軍、炮兵、裝甲兵等技術兵種的建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黨中央派留學生赴蘇學習，到開辦延安摩托學校和組建新疆學習支隊，盡管時間短，教學設備簡陋，學習環境艱苦，但畢竟為創立人民裝甲兵儲備了人才。在這期間學習過的很多同志，后來都成為了創建裝甲兵的領導骨干。在蘇聯學習過的許光達首任裝甲兵司令員，孫三、劉大祥為東北坦克大隊大隊長和副大隊長﹔李國華首任戰車師第二副師長兼教導團團長﹔在延安摩托學校畢業的林彬后來成為軍委裝甲兵副司令員﹔在新疆總支隊學習過的王崇國是華東坦克隊首任隊長。另外，參加學習的李志明、李春林、馮家樹、夏雲超、胡鑒等同志，都在裝甲兵部隊或機關擔任過領導職務。

毛澤東在進入北平入城式和開國大典上檢閱裝甲兵部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19日，黨中央發出“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指示。延安炮校校長朱瑞和政委邱創成率領學校大部分人員立即前往東北，接受裝備，組建炮兵院校和炮兵部隊。1945年12月1日，朱瑞在沈陽東陵馬家灣子村召集炮校師生開會，宣布東北民主聯軍總部命令，正式成立東北坦克大隊，孫三任大隊長，毛鵬雲為政委，高克、霍舒亭、劉大祥為副大隊長。東北民主聯軍總部要求各部隊將搜集到的坦克、器材、油料和技術人員都集中到東北坦克大隊，為東北坦克大隊的建立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拉開了人民裝甲兵建設的序幕。從中央軍委收集坦克的指示，到東北坦克大隊正式成立，僅用了一個月時間。這充分証明組建坦克部隊是加強人民軍隊建設、奪取解放戰爭勝利的迫切需要，部隊指戰員對此有著極大的積極性。

東北坦克大隊的成立，也為各戰略區籌建坦克部隊積累了成功的經驗。1946年4月15日到16日，在吉遼軍區副司令員陳光和曹裡懷指揮的長春戰役中，吉遼軍區2輛坦克參戰。這是我軍坦克第一次參加戰斗。坦克在戰斗中發揮了威力，支援步兵攻佔了目標，對整個戰斗的勝利起到重要作用，是裝甲兵作戰史的起點。

日本投降后，蘇軍原計劃在大連建立一所坦克學校，為人民解放軍培養坦克專業人才。中共中央極為重視，積極從各地選調學員。1946年10月，毛澤東親筆起草給華東局的電報，指出“前已通知在山東挑選學生六百送大連學習坦克，……機會難得，望指定專人負責秘密挑選此項學生。一經選就，即開赴大連……”1947年3月1日，大連坦克學校舉行開學典禮。但是旅大蘇軍后來態度改變，對培訓我軍坦克干部一直不置可否，百般拖延。7月初，東北民主聯軍參謀長劉亞樓和遼東軍區司令員肖華到大連，親自與旅大蘇軍領導交涉。蘇軍答復稱不進行大規模的培訓工作，可派少數干部到他們部隊學坦克。據此，劉亞樓和肖華決定坦克學校撤銷，人員重新分配。除30人分配到東北戰車團工作外，在遼沈戰役結束后，大連汽車學校180名干部學員陸續調入坦克部隊，加強了裝甲兵初建時的骨干力量。不少同志還擔負了領導職務，在裝甲兵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為迎接中共中央和軍委領導機關，當日在西苑組織了隆重的閱兵活動。第四野戰軍第一師的40輛坦克、100輛汽車等裝備，接受了毛澤東、朱德等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領導人的檢閱。

在渡江戰役勝利后，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關於舉行開國大典的決定，從1949年8月開始，戰車第一師奉命組織部隊參加了開國大典的閱兵訓練准備工作。參加閱兵訓練的裝甲兵部隊主要是戰車第一師的3個團和華北戰車團。各團在閱兵時間緊、訓練要求高和裝備老舊、故障頻發的情況下，周密組織實車訓練，加班加點搶修車輛，保証了閱兵准備的順利進行。1949年10月1日15時，開國大典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閱兵式開始后，人民解放軍坦克部隊、裝甲車部隊、汽車部隊以威武嚴整的隊形，通過天安門城樓前方，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這一重大的歷史時刻，舉國歡慶，世界矚目。它既是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新的裡程碑，又揭開了中國裝甲坦克部隊發展新的一頁。

自1945年12月起到1949年底，僅4年的時間，我軍坦克部隊已從僅有1輛坦克、約30人的坦克大隊，發展成為擁有2個戰車師和2個戰車團，計12697人、坦克375輛、裝甲車272輛、工程車和汽車591輛的特種兵部隊，成為我軍一支新生突擊力量。我軍創建裝甲兵的過程十分艱辛，從技術人才的准備到坦克隊在戰火中誕生，無不展現出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關懷和許光達等開拓者的光輝業績。盡管戰車師、團的體制還不夠完善，編制不盡合理和統一，但坦克部隊已發展到了師的規模，並正式列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編制序列。這是人民裝甲兵部隊發展道路上的一個重要裡程碑，標志著我軍陸軍部隊已開始向裝甲化、機械化邁進。一支在解放戰爭中建立起來的具有一定規模的坦克部隊以及所積累的寶貴經驗，為新中國人民裝甲兵的發展壯大奠定了良好基礎。

毛澤東“點將”許光達組建軍委裝甲兵

1949年12月下旬，時任第一野戰軍第二兵團司令員許光達奉命來京，協助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西北局第一書記彭德懷起草給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報告。不久，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向軍委建議，准備調許光達去外交部工作。但彭德懷認為，軍隊要現代化、正規化，更需要有專長的軍事人才。許光達認為，“外交工作我怕不能勝任，還是軍隊工作熟悉一些”。彭德懷對許光達說：“戰爭結束了，軍隊要成為國防軍，要變單一兵種為多兵種，海軍、空軍要建立起來。陸軍裡面也要建立裝甲兵、工程兵、防化兵﹔還要加強炮兵，這些都要人去搞。你是不是去搞裝甲兵？后半輩子為軍隊現代化出點力。”許光達欣然表示：“軍委讓我搞裝甲兵，我后半輩子一定把心血用在裝甲兵上。”

1950年6月，毛澤東簽署中央軍委命令，正式任命許光達為裝甲兵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0年9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摩托裝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從此，裝甲兵作為一個獨立的兵種出現在人民解放軍的序列之中。1951年7月16日，摩托裝甲兵司令部改稱裝甲兵司令部。當時，雖說四個野戰軍各有一支裝備陳舊、車輛極少的坦克部隊，但人數、坦克都不多，坦克全是從國民黨部隊繳獲來的。要在這樣薄弱的基礎上建成一支統一的、能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新兵種，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沒有自己的武器裝備，缺乏技術兵種需要的指揮和技術人員，甚至連領導機關都沒有。許光達可以說是個“光杆司令”。

許光達認為，由於帝國主義對中國實行封鎖，要迅速地建設一支強大的裝甲兵部隊，並出國參加抗美援朝，與裝備現代化的美帝國主義軍隊作戰，靠這些破舊、落后的日、美坦克和裝甲車根本是不行的﹔而剛剛建立起來的新中國，工業基礎薄弱，科學技術水平低，要使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部隊盡快地成為一支有戰斗力的鋼鐵大軍，隻能學習擁有上萬輛坦克，曾在二戰中有輝煌歷史的蘇軍裝甲兵的軍事技術與建設經驗，隻能購買蘇聯坦克裝備，學習蘇軍裝甲兵的經驗。1950年9月26日，毛澤東致函斯大林，請蘇聯於1950年11月末向中國提供各型坦克、自行火炮、裝甲車468輛，各種卡車、牽引車、修理工程車、充電車等2000余輛，3個大中修工廠的設備，各種輕武器、彈藥、器材等。在斯大林的過問下，從蘇聯購買的第一批10個坦克團的裝備於當年11月運抵中國。

1950年10月18日，毛澤東發布命令，組織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但是，剛剛組建的人民裝甲兵要不要參加援朝作戰，與強大的美軍一決雌雄？關鍵時刻，毛澤東再次定下決心：“往娘懷裡躲的崽沒出息，要在戰斗中建設裝甲兵！”為支援人民志願軍，裝甲兵部隊黨委作出決定：要求部隊在三個月內完成一年的訓練任務，迅速掌握基本技術，隨時准備入朝參戰。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人民裝甲兵部隊將分批赴朝參戰。從1951年3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坦克一師、三師和二師大部，坦克獨立一團、二團、三團、六團以及步兵第三十二師、三十三師、四十六師、四十七師的師屬坦克自行火炮團，分三批輪流赴朝，並相繼參加了1951年夏秋季的防御作戰、1953年春季的反登陸作戰准備和夏季的反擊戰役。剛剛成立的坦克一師先后兩次奉命赴朝作戰，參加了著名的馬良山、沐浴洞伏擊等690余次戰斗。戰場上，敵我雙方坦克數量是10：1，驕橫的美軍坦克竟大搖大擺地開到我軍前沿陣地射擊。然而，就是這支並沒有被對手放在眼裡的部隊，讓美軍吃盡了苦頭。坦克一師與美軍“王牌”部隊——美騎兵第一師（即美裝甲第一師）在“三八線”附近鏖戰近一年，直接進行地面戰斗87次，擊毀擊傷敵坦克24輛﹔高炮分隊對空作戰518次，擊毀敵機24架，傷90架次。坦克一師以輝煌的戰功顯示了中國“王牌”裝甲部隊的實力，為剛剛組建的人民裝甲兵贏得了國際軍事界的驚嘆和尊重。

毛澤東與建國初期的裝甲兵建設

1952年10月28日，毛澤東南下路過徐州，接見了華東軍區裝甲兵司令員劉涌和政委劉毓標。毛澤東問他們：“你們現在裝備的坦克都是哪國造啊？”劉涌匯報道：“雜得很，有繳獲的美式、日式坦克，也有今年蘇聯援助的1個師的T-34坦克。”他接著簡要匯報了華東軍區裝甲兵的主要編制裝備和訓練情況。當劉涌匯報到蘇軍1個坦克師連人帶裝備來交接時，毛澤東問：“你們和蘇聯同志相處還很好吧？”劉涌和劉毓標說還好。聽完劉涌的匯報，毛澤東說：“看來你們的家當還不少。你們都當過紅軍，那時候是大刀、長矛。現在不同了，有了飛機、坦克、大炮，這些東西技術性很強。你們都還年輕，要好好學習文化，學習技術，把坦克兵搞好。”

1958年1月31日，裝甲兵組成十三陵水庫義務勞動支隊部，負責組織裝甲兵駐京機關、學校人員分批輪流參加修建水庫義務勞動。5月25日，毛澤東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視察十三陵水庫建設時，到北京軍區某坦克自行火炮團工地，與該團官兵一起勞動、交談，並揮筆題詞，給全體官兵極大的鼓舞。

1964年，裝甲兵響應葉劍英關於“學習郭興福教學法，把軍事訓練提高到新水平”的號召，在全軍裝甲兵部隊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訓練比武競賽高潮。1964年8月4日至19日，在北京南口舉行了裝甲兵比武大會。比武大會前的6月15日到16日，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都親臨觀看了匯報表演，在裝甲兵訓練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筆。坦克獨立某團五連和坦克自行火炮某團九連在南口裝甲兵射擊場分別表演了晝間和夜間坦克射擊、坦克駕駛。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坐在毛主席身邊，匯報了裝甲兵的基本情況。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檢閱，對裝甲兵官兵是極大的關懷和鼓舞，把學習推廣郭興福教學法活動推向了一個高潮，對搞好裝甲兵比武也是一個有力的推動和鞭策。

1965年9月14日，濟南軍區裝甲兵某部工兵一連班長王杰，在組織民兵訓練時突遇炸藥意外爆炸。危急關頭，23歲的王杰奮不顧身扑向炸藥包，掩護了在場的12名民兵，自己的生命卻永遠定格在23歲。1965年9月16日，王杰生前所在部隊和徐州黨政機關群眾7000多人，為王杰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根據他的生前願望，王杰生前所在部隊黨委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原總政治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先后發出通知，號召全國軍民向王杰學習。1965年11月27日，國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為“王杰班”，南京部隊舉行了隆重的命名大會，為“王杰班”頒授錦旗。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親筆為王杰題詞，對王杰及“兩不怕”精神給予高度贊揚，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了學習、宣傳王杰事跡的熱潮。毛澤東主席的題詞是：“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在“文化大革命”中，裝甲兵建設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特殊階段。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裝甲兵建設才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