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鄉問俗”：山西根據地的農民動員及歷史啟示

農民的“主力軍”地位是中國獨特革命道路成功的內在要求，“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美]洛易斯·惠勒·斯諾：《斯諾眼中的中國》第47頁，中國學術出版社1982年版）。在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如何深入農村有效組織動員農民，成為我們黨不斷思考和深入探索的重大命題。在抗戰時期的山西根據地，正是通過不斷調整政策措施、改進方式方法，我們黨以有效的革命動員獲得廣大農民群眾的認同與擁護，匯聚起建設根據地和英勇抗戰的蓬勃力量。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不久，中共中央召開了洛川會議，確立了放手發動群眾，動員一切力量，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等方針。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在抗戰中的戰略基點地位及對抗戰方針的實現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山西地形交通限制了敵人的長處，恰又補足我們的短處，便利於我們防守持久斗爭打擊（任弼時：《山西抗戰的回憶》一，《新華日報》1938年1月13日）。游擊戰爭的開展、抗日根據地的創建，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如何深入農村組織動員農民的問題。“抗戰開始以后，我黨與犧盟會的工作重點已不是區區之點線和城市，已轉入廣大農村。而一向落后閉塞的深山老溝、窮鄉僻壤，已成為我黨我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極好的地區。所以，在廣闊的農村，急需把沉睡了幾千年的勞苦群眾發動和‘覺醒’起來”。而貧窮落后的農民群眾在面對中共動員時，最初也反映出冷淡與猶疑，他們對中共的接納、認同是在不斷的接觸與磨合過程中，由陌生、相熟到相知、擁護逐漸發展起來的。因此，時局發出的“農民需要組織，農民最不容易組織，農民需要訓練，農民最不容易訓練”的矛盾呼聲（彭彝：《組訓農民的探討》，《農民通訊》第一卷第二期，1943年，第3頁），正折射了動員農民的重要與緊迫。

事物的發展過程總是表現出前進性與曲折性，中共對山西抗日根據地的農民動員經歷了初始期、激進與修正期、蓬勃發展期等發展階段，這一曲折歷程也是中共與山西各階層農民彼此間相互了解、調適的過程。抗戰爆發后，中共在山西成立了抗戰動員的新組織——“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以下簡稱“戰動總會”）。其工作的核心內容為“積極組織民眾、武裝民眾﹔實行減租減息，合理負擔﹔改良人民生活﹔實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論、出版、集會之自由”（《戰動總會簡史》，前言第2頁、第17頁，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這些內容包含與體現了中共的動員思想與主張，成為抗戰時期中共動員工作的指導綱領。

在創建根據地初期，各種動員就逐步開展起來，各地方黨部、八路軍、戰動總會利用合法形式對山西農村開展自上而下的組織宣傳動員工作，宣傳動員以“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參加自衛隊、游擊隊”“減租減息，改善人民生活”“實行民主政治，開展村選運動”等為主要內容，旨在喚起農民覺悟，參加抗戰。但在最初的動員實踐中，過於“公式主義，千篇一律，老是一套”（《太行黨史資料匯編》第一卷，第401頁，山西新華印刷廠1986年版），難以有效喚醒和影響農民。

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為了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高潮，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山西抗日根據地開展了以“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為口號的動員活動。但在反頑固斗爭動員中，採取了一些較為偏激的動員手段。如晉西北“很多地方胡亂沒收土地財產”（林鳳：《對晉西北政權工作的意見》，《抗戰日報》1940年9月21日）。在冬學運動中，有的地方“隻求數字，不求內容”，提出了“村村有冬學，人人上冬學”的口號，以致農民“把上冬學認作支差”（《抗戰日報》1941年12月18日）。不正確的群眾動員不僅損害了中共的形象及農民的利益，而且影響了本來可以爭取共同抗戰的地主、富農等群體的積極性，不利於鄉村經濟建設。這些情況很快引起中央及北方局的重視，1940年4月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開會議，提出建黨、建政、建軍的三大建設。6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給晉西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晉西北各種政策應以各階級各黨派統一戰線政策為根據，而以堅持長期斗爭為出發點，打土豪及沒收商店等過左行動，……應嚴格糾正。”（《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第338頁）根據中央及北方局的精神，山西抗日根據地開展了糾正左傾盲干錯誤的行動，主要是退還沒收財產，加強鄉紳階層的團結，一些地方干部還針對不當行為進行了賠禮道歉。

從1941年開始，山西抗日根據地在不斷吸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逐步調整做法，開展了更為深入可行的農民動員活動。提出“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減租保佃，清債退押”等有利於緩和農村階級關系的動員口號，並將農民思想的教育疏導作為動員的主要任務，對其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變被動為主動。如在“清債退押”時，開展了重在情感傾訴的“訴苦”“挖窮根”的思想動員。農民覺悟提高后，“緊接著就是在訓練班對農民進行聯合地主抗日，統一戰線的教育”（《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七》“群眾運動”，第26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鄉村政權建設中，注重營造選舉的政治民主氛圍，激發農民的參政意識。如1941年山西陽曲的一個村選前，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標語傳單由山裡貼到山外，晚上演出戲劇，白天宣傳隊扭著秧歌舞、踩著高蹺到處宣傳（《新華日報》1941年3月12日）。在遼縣的一個村選中，“一張一張的票在空中飛揚，無數雙臂膊在空中舞動，老頭子幾十歲了，從未見過這樣的選舉，婦女們的心簡直被這紅色奪目的票子陶醉了，……代表們精神地舉起不習慣握筆的手在票上顫動著”（《新華日報》1942年4月29日）。村選中貫徹黨的“三三制”精神，從政治上調整了鄉村各階層間的關系，提高了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這一階段，山西抗日根據地還加強了文化動員工作，不斷探索適合農民口味的動員方法。如不斷創新冬學教育教學方法與內容，按照年齡、性別、識字程度進行分班、分組上課，關注受眾群體的感受及現實生活，婦女班講授放腳、紡織生產等內容，把減租減息的宣傳教育納入冬學，並結合實際事例開展時事教育（《新華日報》1944年3月11日）。劇團演出的劇本是編劇組的同志“跑到群眾中去，同群眾生活在一起，和軍政民的同志一起工作”，將源於農民生活的材料，改編排演而成，如“補被子”“模范的農家”等，“很合老百姓的口味”，深受農民喜愛。或者是將地方舊有的戲種加以改造，如左權縣將舊有的“小花戲”改為半街頭戲，使之既有舊的外表，又有新的內容，更易於被農民接受（《從民間來，到民間去》，《新華日報》1944年3月9日）。山西根據地的文化動員逐漸體現出山西風格，符合農民口味，緊扣現實生活的需要，既關照了農民的利益又維護了農村統一戰線、既關心農民生活的改善又關注農民思想的覺醒，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抗戰熱情。

中共在全民族抗戰起始時曾指出：“共產黨在任何時候，決不放棄動員群眾、組織群眾與教育群眾的完全自由。沒有群眾，共產黨就沒有力量。”（《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第584頁）動員主客體的歷史情況決定了山西根據地的農民動員是一個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特別是作為動員主體的“民眾運動的組織家，比任何人才都缺乏，民眾組織的理論與實際的研究，也比任何學術都落后”的現實情況下（健夫編：《怎樣動員千百萬農民》，自強出版社1938年，第12頁），隻能邊摸索邊實踐。動員工作者從“走馬觀花”到“深入群眾”，從“與農民生活隔閡”到“入鄉問俗”，從“官僚主義”到“農民至上”，從關注農民的生活到注重農民思想的覺悟，正是這種由表入裡、由歧入正、由物質到精神的動員理路使沉睡的農民擺脫了封建思想的束縛，樹立了正確的階級意識與民族意識，積極主動地投身於抗戰工作，而這一過程對動員工作者來說，也是一次反省自己、貼近群眾、改變工作作風與工作方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教育過程。

（作者：樊艷麗 劉榮臻，系太原科技大學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管理育人改革創新協同中心研究員，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山西抗日根據地中共社會動員與鄉村社會重構”〔15JDSZK00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