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傳播真理 勇做抗日先鋒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中共龍川黨組織重建后，積極做好地方各界人士的統戰工作，領導全縣人民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迅速掀起抗日救國的熱潮。在艱難復雜的形勢下，龍川人民經受住了考驗，頑強斗爭，最終贏來了抗戰的全面勝利，並為解放戰爭時期恢復武裝斗爭、建立游擊根據地打下了堅實基礎。

中共龍川黨組織的重建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龍川縣民眾抗日熱情高漲，迅速成立了民眾抗敵后援會﹔在各區鄉，青年抗日先鋒隊農民抗日自衛協會、民運隊等抗日團體也相繼成立。這些由各種不同社會階層自覺組織起來的民眾抗日團體，在“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號召下統一起來，成為龍川抗日救亡運動堅實的民眾基礎。

1938年3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委派剛從延安學習回來的麥文到龍川負責重建黨組織。麥文抵達老隆后，在進步人士黃用舒（不久后加入中共）的周密安排下，以國民黨的官方機構老隆抗敵后援會文書、蓮塘小學教師等身份為掩護，秘密從事建設黨組織的工作，經上級批准，發展了黃慈寬、余進文、劉春乾等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入黨，並於6月在蓮塘小學成立了重建龍川黨組織后的第一個黨支部——中共龍川縣支部，麥文任書記。龍川支部成立后，為物色培養發展黨的對象，努力發展壯大地方黨組織，麥文在老隆小學舉辦短期游擊戰術訓練班，進行有關抗戰形勢分析和開展游擊戰爭知識等方面的培訓工作，並將新黨員送到廣州，參加中共廣東省委主辦的學習班，為迅速發展壯大地方黨組織打下了良好基礎。此后，龍川中心支部、龍川縣委、龍川中心縣委相繼建立，龍川重建黨組織后第一次黨員代表會勝利召開。

被譽為“東江黨校”的“自教班”

1938年10月，日軍進犯華南地區，相繼佔領了惠州、廣州后，步步緊逼東江上游，戰火很快蔓延到龍川。日軍飛機先后轟炸了龍川大江橋、老隆師范學校和老隆街道等地。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龍川各界尤其是廣大愛國青年，紛紛組織起來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龍川民眾抗敵后援會﹔成立“龍川青年保衛家鄉座談會工作委員會”﹔龍母地區成立青年抗日先鋒隊﹔在各區鄉，農民抗日自衛協會、民運隊等抗日團體也相繼成立。

然而，民眾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的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干部數量嚴重不足，無論在農村、城鎮、政府機關或民眾團體中，無不體現這一突出問題。11月間，龍川縣民眾抗敵后援會在水貝蓮塘小學召開龍川青年保衛家鄉抗日座談會。共產黨員黃慈寬、李健行、張鳳樓、劉春乾、魏南金、張克、劉波、黃用舒等及縣內知名人士張化如、黃崇禮等五六十人參加。會上通過決議：為適應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發展，決定舉辦“龍川青年自我教育訓練班”(簡稱“自教班”)，以培養抗日救亡干部。自教班就這樣在抗日救亡運動高潮中應運而生。

1939年1月，龍川縣民眾抗敵后援會在中共龍川縣委的具體指導和幫助下，在老隆師范學校舉辦自教班。中共龍川縣委直接參與了辦班指導思想的確立和教學內容、方法與教學原則的制訂。辦班的指導思想是，通過自我教育的方式，培養一批盡忠於國家、民族，懂軍事且能獨立工作的干部，把他們輸送到各個工作部門去，為發動民眾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后勝利而斗爭。1月14日，《龍川日報》第二版刊出“開辦自我教育班———甚盼鄉村熱心救亡青年踴躍參加”的消息，一批有志於抗日救亡的青年紛紛報名參加。他們中有城鄉進步青年，有各級抗日救亡團體負責人，也有熱心救國的進步人士等共計56人，其中不少是共產黨員及其發展對象。一批志士名流和富商巨賈獲悉自教班開辦，紛紛踴躍捐資。

自教班學習形式靈活多樣，並有嚴格的教學原則和生活准則。自教班的主要學習形式是：(1)演講﹔(2)講授﹔(3)集體討論﹔(4)分小組討論﹔(5)個別談話﹔(6)自習﹔(7)寫筆記、日記﹔(8)出壁報、畫報﹔(9)唱抗戰歌曲、開文藝晚會﹔(10)游擊戰術的演習等，做到“教、學、做”相結合。訓練內容注重於政治教育，大抵分初步哲學知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持久戰、群眾工作藝術(包括演講、寫作、音樂、宣傳、戲劇、工作布置等)。此外，還有國際問題和時事分析等9門課程，分別由龍川上層人士和社會名流主講。2月3日，廣東省委宣傳部長饒彰風(化名饒秋雲)以《救亡時報》記者的身份給自教班學員作政治形勢報告。報告著重闡述了汪精衛叛變的問題，特別強調要把反汪斗爭發展成為廣大群眾反奸運動的任務。

自教班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龍川縣委手中。通過辦班這一公開形式，使學員通過緊張學習和嚴格訓練，掌握基本的群眾工作藝術和軍事技能，從而使不少人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骨干和各救亡團體的負責人。自教班有力地促進了龍川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不僅使原有的一些抗日救亡團體，如各區、鄉的農民抗日自衛協會、民運隊、龍母青年抗日先鋒隊等有了堅強的領導骨干，而且還在全縣范圍內普遍成立了“讀書會”“姐妹會”“民眾夜校”“婦女識字班”等民眾抗日救亡組織。自教班還利用標

語、傳單、抗日戰報、漫畫、歌唱、演戲、街頭演講、報告會等形式，開展聲勢浩大、生動活潑的宣傳活動，揭露日軍的罪行，宣傳國共合作和中共抗日主張與各項方針政策，從而激發民眾的民族氣概和愛國熱情，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同時，在辦班期間，不少學員通過學習，申請並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了黨組織。自教班的開辦為龍川黨組織的發展和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開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曾被譽為早期的“東江黨校”。

《龍川日報》：中共抗日路線和政策的輿論陣地

1938年11月下旬，中共龍川縣臨工委通過龍川民眾抗敵后援會，在蓮塘小學召開了龍川青年保衛家鄉座談會。座談會決定以民眾抗敵后援會的名義主辦《龍川日報》。1939年元旦，《龍川日報》創刊，社址初設老隆小學，后遷至老隆平民醫院，由老隆循州印務書局承印(鉛印)，社長張克明(縣委統戰部長)，總編輯黃杏文。該報名義上由國民黨龍川民眾抗敵后援會主辦，其實際領導權掌握在中共龍川縣委手中。縣委對辦報的指導方針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龍川日報》的任務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報導抗戰消息，傳播戰時文化﹔鼓勵青年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把他們組織成一支強有力的先鋒隊伍﹔動員全體民眾一致抗日，保家衛國。

《龍川日報》沒有專職記者和通訊員，其電訊、新聞稿件主要來自收音機收聽到的消息，同時轉載各地報紙的部分新聞以及刊登各中共地下黨組織送來的有關抗日斗爭的消息等。東江特委、龍川縣委領導人尹林平、饒彰風、李健行、張克明、魏南金等還專門為該報撰寫社論、專論、特稿等。他們把中共對抗日的主張、方針，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隱晦的筆法、清新的筆調融入在社論中，呈現給讀者。黃杏文負責收錄電訊、督印和日常編輯工作。此外，他還特地借來龍川“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的發報機，為報社秘密收錄新華社電訊消息。

經報社人員不懈努力，報紙辦得頗具特色。辟有國內外電訊新聞、廣東與龍川當地新聞以及社論、短論、短評、專刊、“民眾”副刊、詩歌文藝等欄目，形式多樣，很受歡迎。由於《龍川日報》抗戰氣氛濃郁，內容豐富，除在龍川發行外，還銷售到毗鄰的興寧、五華、梅縣以及河源、和平、連平等地，發行量在1000份以上。

《龍川日報》自1939年元旦創刊至同年5月28日停刊，共出版60期。雖然僅刊行了5個月，但在龍川縣委的直接領導下，報道抗戰消息，傳播戰時文化，增強了廣大民眾抗戰必勝的信念，對龍川民眾抗日救國工作起到了思想指導作用，成為喚起民眾團結抗戰、宣傳中共抗日路線和政策的輿論陣地和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日與漢奸賣國行徑的有力武器。

龍川青年抗日先鋒隊：宣傳抗日救亡和提高民眾軍事素養兩不誤

“抗先”是抗日戰爭時期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的簡稱。1938年1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愛國進步青年團體組成了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這支隊伍從學生擴展到工人、農民，從城市走向農村，開展轟轟烈烈、扎扎實實的抗日宣傳和組織活動，為把抗日救亡的火種散播到廣東全省，為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底，劉汝琛率“抗先”東江區隊抵達龍川縣老隆鎮。12月13日，在老隆成立的“龍川青年保衛家鄉座談會工作委員會”(簡稱“工委會”)，是龍川抗先隊成立前的龍川青年抗日統一組織。工委會成員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抗先”東江區隊通過這一機構具體實施宣傳動員和組織建隊工作。

1939年2月28日，龍川全縣青年抗日統一組織———龍川青年抗日先鋒隊(簡稱龍川抗先隊)在縣城小學禮堂隆重舉行成立大會。除縣城青年外，各區鄉青年組織代表及不少熱血青年均趕來赴會。龍川抗先隊下設三個區隊：一區隊，隊長張其初﹔二區隊，隊長方雲生﹔三區隊，隊長魏則鳴。總隊部設在龍川縣城，中共黨員是各區隊中的骨干成員。

龍川抗先隊成立后，廣泛團結全縣青年知識分子、學生、農民、工人和婦女，在龍川縣委統一領導下開展一系列抗日救亡工作。各區隊組織當地宣傳團體，利用各種宣傳方式，激發民眾的抗戰熱情。隊員們利用寒暑假期間學校的教室，組織學生宣傳隊或服務隊，舉辦鄉村民眾夜校、婦女兒童識字班，以提高民眾文化水平﹔還開展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以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廣泛深入宣傳抗日救亡運動，如成立劇團、歌詠隊、讀報組與抗戰知識講座等，並發動民眾捐款捐物慰問前方將士。一時間，龍川山村隨處可聽到《保衛中華》《在太行山上》《鬆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救亡進行曲》《全國總動員》《打回老家去》等慷慨嘹亮的歌聲。

此外，龍川抗先隊充分利用宣傳活動，積極組織建立基層抗先隊伍，並以此為契機，加強對各地農民自衛協會的指導。他們通過社訓隊、游擊訓練班等形式，組織廣大龍川青年參加游擊訓練，獲得軍事技能，至1939年秋，龍川抗先隊已經發展到3000人左右。龍川黨組織從中發展了一批黨員，並把這批黨員培養成為中共地方黨組織與人民軍隊的中堅力量。

實踐社：以毛澤東著作《論持久戰》的內容，編成“醒獅三階段”

1938年10月間，龍川一中學生、登雲進步青年鄭風(鄭子明)，接受了黨的教育和回鄉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任務。鄭風以登雲、新圩通德小學為據點，發動鄭強民(鄭國英)、鄭行、鄭國興、鄭子華、鄭子宏等當地進步青年參加，組織“讀書會”學習《共產黨宣言》《大眾哲學》等。同時，由鄭風把從梅縣帶回的一批宣傳抗日救亡和毛澤東有關著述的進步書籍，分發給他們閱讀和組織討論，提高對抗日戰爭與中華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和認識水平。

1939年2月后，中共龍川縣委在全縣發展基層黨組織。鄭風入黨后，肩負起領導登雲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的使命。他成功地利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經國民黨龍川當局批准，組織進步青年團體成立“實踐社”（以毛澤東著作《實踐論》為指導思想），其宗旨是：抗日救國，追求進步﹔實踐真理，傳播真理。

實踐社成員先后多次深入鄉村、圩鎮，以各種形式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在鄉村人員來往密集的地方，張貼有關抗日戰訊的牆報，開辦農民夜校讀書班，教唱抗日歌曲、演白話劇﹔在街圩、農村醒目之處的牆壁上，書寫抗日標語、口號和繪制抗日宣傳畫。

值得一提的是，實踐社成員組織了當地民眾喜聞樂見的“舞獅子”活動，以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具體做法是，將民間舞獅方式加以創新，以毛澤東著作《論持久戰》的內容，編成“醒獅三階段”(寓意全民抗戰的三階段———退卻、相持、進攻)，宣傳抗戰勝利最后一定屬於中國。醒獅的另一表演形式，是寓意中國等反法西斯同盟國必勝，日本等法西斯國家必敗，演出場面較大的“國際獅”。由於醒獅三階段和國際獅的思想內容，易與舞獅藝術形式緊密結合，通俗易懂，加上表演時輔以鑼鼓、鐃鈸助興，更加使人情緒激昂，提高了民眾對國內、國際形勢的認識，增強了抗戰和反法西斯斗爭必勝的信心。

1940年下半年，國民黨當局加強了反共反人民的各種活動。與此同時，國民黨頑固派出於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軍隊在抗戰中不斷取得勝利和發展壯大的敵視與恐懼，在1941年掀起反共高潮。為適應抗日斗爭形勢發展的需要，“實踐社”易名為“海燕歌劇團”，繼續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實踐社”“海燕歌劇團”成員，經抗日宣傳活動的鍛煉，絕大多數參加了解放戰爭時期的武裝斗爭，並成為各級游擊武裝隊伍的指揮員。

后東特委：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領導龍川革命斗爭的堅強堡壘

龍川地處東江上游，是東江抗日的大后方。1940年12月中共粵北省委成立后，委派中共西江特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梁威林到龍川，於1941年2月在老隆水貝組建中共東江后方特別委員會(簡稱后東特委)。

后東特委成立后，積極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龍川為各縣黨組織骨干舉辦各級各類學習訓練班，指導龍川黨組織開展更廣泛的學習訓練活動。與此同時，龍川縣委在特委指導下，在龍母、黎咀舉辦區級干部學習班，進行形勢、黨史和黨的性質、任務教育。1942年5月，中共粵北省委遭到國民黨當局破壞。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南方各級黨組織暫停組織活動，要求黨員社會職業化。為此，后東特委對龍川的300多名黨員採取異地分散隱蔽或調往抗日前線工作。在國民黨反共高潮的嚴重干擾下，根據上級“精干隱蔽，積蓄力量，長期埋伏，等待時機”的指示，我黨在龍川公開、半公開的黨組織被迫轉入地下。

龍川各地黨組織雖處於分散隱蔽狀態，但在后東特委指導下，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合法斗爭，收到了良好效果，保護了民眾利益，成為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領導龍川革命斗爭的堅強堡壘。

同時，隨著抗日戰爭后期粵北淪陷，國民黨廣東省政府機關分別搬遷到龍川縣城、老隆和黎咀辦公。尤其是老隆，乃東江上游重鎮，勢扼粵東、贛南，為水陸交通要沖，戰略地位重要，商業繁盛。后東特派員選派黨員骨干從事經商活動以解決經濟給養。如調任和平縣特派員的鐘俊賢返回老隆開商號——元順索麻店，他當老板，伙計為地下黨員，該店實際是后東特委的秘密交通聯絡站。為做好隱蔽工作，后東特派員指示龍川黨組織，發動黨員以社會上各種職業和合法地位作掩護，隱蔽開展地下活動。在老隆，張修開“新觀明”旅店，丘培林開縫紉店，王曉開“裕泰行”西藥店，侯向明、余庚運分別經營青年書店、華豐商店，均為黨的聯絡點。還有黃用舒以振興家鄉水貝產業為名，發動黃姓家族、進步人士等支持，帶頭捐款籌劃資金，在黃氏大宗祠開辦“星光染織廠”，既為特委解決經濟給養，又成為特委機關駐地。梁威林、饒璜湘、鐘俊賢、藍訓才等人經常在這裡研究工作。此外，尚有數十名黨的骨干扎根於廣大農村，以教書職業為掩護開展抗日救亡和黨的秘密工作活動。

在后東特委的具體指導下，龍川地下黨組織結合當地實際，派出一批骨干分子躋身於國民黨各級政權機關和部門，並逐漸擔任重要職務。曾先后擔任過鄉長的有9人、擔任過保長的有10多人、擔任過區長和縣參議員的有1人，他們均以“白皮紅心”的面目出現，在各自任職的鄉村建立白皮紅心革命的“兩面政權”，為特委和龍川地下黨組織開展各種革命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

與此同時，梁威林在登雲主持“馬列主義學習班”，指導龍川黨組織採取依靠進步力量、團結爭取中間勢力、分化孤立頑固派的方法，切實做好統戰工作，完成營送香港文化精英和愛國民主人士經老隆到韶關的艱巨任務，並積極開展學校青年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抗日戰爭后期，中共龍川黨組織還依據特委指示精神，率先在龍川南部地區恢復了部分黨組織活動和開展了局部地區的武裝斗爭。

1944年冬，中共龍川黨組織逐漸恢復，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全縣黨組織基本健全，並積極准備開展武裝斗爭。

龍川縣抗日自衛大隊第一中隊：由中共秘密掌握的抗日武裝

后東特委在龍川堅持革命斗爭活動長達數年之久，廣泛深入地開展了抗日救亡運動，組織抗日武裝力量，充分發揮了抗日大后方的作用，同時還為發展壯大龍川黨組織培養了一大批干部，使之成長為解放戰爭時期開展游擊武裝斗爭的骨干力量。

1944年，廣東韶關淪陷后，國民黨廣東省政府搬遷至龍川。當時，龍川既無國民黨正規軍隊駐防，也缺乏較強的地方武裝隊伍。在這國難當頭、地方危難之時，后東特委與中共龍川黨組織廣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通過中共地下黨員黃用舒老隆區長的公開身份和社會關系，積極協助國民黨龍川當局籌劃當前保衛家鄉的應急事項。

黃用舒與一區黨員黃居秋、劉振光、黃仕標、黃克強、藍展等磋商后，大家一致認為：利用這合法時機建立一支由中共秘密掌握的抗日武裝，既能公開廣泛動員民眾抗日，又有利於掩護黨的地下活動。1945年春，在黃用舒主持下，正式成立了“龍川縣抗日自衛大隊第一中隊”，中隊部駐地蓮塘鄉鯉仔塘村藍氏宗祠。委任黃克強為中隊長，曹超平(中共地下黨員，和平縣人)為特務長，全隊共64人。

中隊成立后，為提高中隊人員軍事素質和實戰能力，立即在藍氏宗祠等地進行軍事訓練。每日三操兩講。軍事訓練以隊列、刺殺、瞄准射擊、利用地形地物等為主，兼講授游擊戰術﹔政治課主講當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和日本法西斯必將最后覆滅的前景，以鼓舞士氣、保家衛國。同時大力宣傳蘇聯紅軍反攻勝利，八路軍、新四軍、東江縱隊的戰績，每晚教唱抗戰歌曲等。此外，該中隊還組織鯉仔塘村青壯年30余人維持社會治安，防止奸細破壞活動，確保訓練正常進行。

1945年5月，侵華日軍佔領河源縣城，戰火已燃到了龍川家門口，一中隊立即開赴抗日前線，阻擊敵人。蓮塘鄉黨支部(1944年冬已恢復組織活動)動員鯉仔塘、鴨麻坑等地民眾列隊歡送一中隊踏上征程，前往河源柳城牛脊背陣地布防。

一中隊抵達陣地后，日夜趕挖戰壕、筑工事，露宿山頭，隨時准備迎擊來犯日軍。守備數日后，日軍已成強弩之末，隻得從燈塔經順天往大湖退卻。為防日軍由大湖經船塘進軍老隆，一中隊又奉命連夜兼程趕至義都上猴嶺與龍(川)和(平)河(源)邊境的務禮坑、增坑、宋洞村的抗日自衛隊匯合，進行防守。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一中隊全體人員歡呼抗日勝利。后來這支隊伍成為解放戰爭時期創建的人民游擊武裝力量的骨干。（張藍之朱光進涵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