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點將榮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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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這艘大船的啟航之年。鄧小平說，改革是一個探求的過程。從來就沒有先知先聖，我們隻能“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解決問題，總結經驗，找到新的目標模式。

鄧小平向“五老”介紹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情況

瑞雪兆豐年。1979年1月17日上午，隆冬的北京，白雪皚皚，銀裝素裹，裹著棉衣的人們在寒風中步履匆匆。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卻暖意融融，溫暖如春。

此時此刻，鄧小平迎來了五位不同尋常的客人，他們分別是84歲的胡厥文、82歲的胡子昂、63歲的榮毅仁、88歲的周叔弢和74歲的古耕虞。這五個人物，都是赫赫有名的中國工商界元老，都是商業界的狠角色，人稱“五老”。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久的一天，榮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五老”意外地同時接到了中央辦公廳的通知：鄧小平同志要會見他們，並共進午餐。這個邀請令五位老人興奮不已，感慨萬千。

“文化大革命”十年，許多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團結合作幾十年的民主黨派領導人遭到劫難，民營企業家和私營工商業者更是首當其沖，成為革命的對象，肉體被折磨，財產被查抄。1959年就進京擔任紡織部副部長的榮毅仁，同樣難以逃脫劫難。他被剃了陰陽頭，右手食指被打斷，家裡收藏的字畫、古董被搶走。雖然后來得到周恩來的保護，但榮毅仁的日子並不好過，他被指派給鍋爐房運煤、洗刷廁所。不過，榮毅仁還算是幸運的，許多企業家沒有能熬過這場劫難。然而，幸存的他們，盡管遭到極不公正的對待，但內心深處依然不曾動搖過跟著中國共產黨走的信念。榮毅仁就曾說：“我們跟共產黨走了這麼多年，黨不會拋棄我們的。”胡子昂也說過：“總有一天會重見光明，顛倒了的歷史總會顛倒過來。”他們曾無數次夢想著這一天的到來，可當這一天真的到來的時候，他們還是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當晚，他們相約在胡厥文家中，商討與鄧小平見面時的談話內容，研究他們關於國家建設的建議。隨后，古耕虞受托連夜起草了建議書。

已經有10多年沒有見面了，精神抖擻的鄧小平笑容滿面地走過來，與五位老人一一親切握手。隨同鄧小平一起來的還有烏蘭夫、谷牧、紀登奎、陳慕華以及盧緒章等人。

落座后，鄧小平親切地望著五位老人，笑著說：“今天，我先向老同志們介紹一下20多天前剛結束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情況。”鄧小平稱五位老人為“老同志”，使他們感到從來沒有過的信任。

接著，鄧小平坦誠地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過去耽誤的時間太久了，不搞快點不行。但是怎樣做到既要搞得快點，又不重犯當年的錯誤，這是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採取補償貿易的辦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周轉快的行業做起。當然，利用外資一定要考慮償還能力。”

鄧小平講得簡明扼要，鏗鏘有力。五位老人認真聽著鄧小平的介紹，除耳背的胡厥文老人由秘書記錄之外，其他四位老人都一邊聽一邊在沙發扶手上記筆記。聽了鄧小平的一席話，在座的人都十分興奮。

介紹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情況后，鄧小平說：“聽說你們對如何搞好經濟建設有很好的意見和建議，我很高興。我們搞經濟建設，不能關門。對外開放和吸收外資，這是一個新問題，你們要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

“五老”獻言，鄧小平點將榮毅仁

接著，“五老”便談開了。大家敞開心扉，坦誠進言，氣氛極為融洽、熱烈。

胡子昂說：“要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要大力起用人才，有真才實學的人應該把他們找出來，使用起來，能干的人就當干部。”

“對這方面的情況，你們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說旅游業，你們可以推薦有本領的人當公司經理，有的可以先當顧問。”鄧小平十分贊賞地說，“還要請你們推薦有技術專長、有管理經驗的人管理企業，特別是新行業的企業。不僅國內的人，還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條件起碼是愛國的，事業心強的，有能力的。”

“五老”都是有備而來。他們剛從上海、江蘇等地調查回來，僅在上海一地就開了30次座談會，接觸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

針對海外留學回國的知識分子、工商業者和統戰干部中不敢講話和不能發揮專長的情況，胡子昂進言說：“現在中宣部‘閻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統戰部‘投降主義’的帽子也應該摘掉。現在工商界還沒有摘掉帽子，一些企業把工商業者同地、富、反、壞、新生資產階級不加區別地相提並論，這些問題不解決，他們心有余悸就難以消除顧慮。”

這時，古耕虞也補充說道：“中美建交以來，我接到不少在美國的朋友來信。那裡有中國血統的人，很想來祖國投資，為國效力。現在統戰系統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怕與資產階級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厲害。我看首先要解決干部心有余悸的問題，統戰干部在‘文革’中被沖擊得厲害，說是投降主義，統戰政策是毛主席定的，工作是有成績的，由於資本家的帽子沒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廠從事較重的體力勞動。”

鄧小平聽后，十分干脆地回答：“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這也包括他們的子女后輩。他們早已不拿定息了，隻要沒有繼續剝削，資本家的帽子為什麼不摘掉？落實政策以后，工商界還有錢，有的人可以搞一二個工廠，也可以投資到旅游業賺取外匯，手裡的錢閑起來不好。你們可以有選擇地搞。總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

談到外匯，榮毅仁如實說道：“現在外匯很有限，引進外資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確，要功利性大些，生產的產品要能換取外匯，出口創匯。隻要生產提高了，就不怕沒有償還能力。現在要搞好生產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工資問題，我們過去辦廠，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資。另一個是管理問題，沒有民主就沒有主人翁感，就不動腦筋﹔機構多頭，畫圈的人多了，辦事效率就低，生產就不會搞好。”

榮毅仁繼續說：“小平同志講要利用外國資金、華僑資金，確是重要問題。現在英、法、日、聯邦德國都要跟我們打交道，因為我們政局穩定。從國際上看，對我們是有利時期。美國大公司來華還有顧慮，外國朋友建議我們邀請大老板面談，讓他們回去討論，以改變目前的態度和看法。在美國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利用華僑、華裔來做工作。我對外國朋友說，我們有人力，你們有財力，可以合作。”

榮毅仁還對引進外資問題提出建議。他說：“對引進國外技術和資金，現在各級領導都很積極，這裡需要協調一下，德國西門子公司來華，許多部門都找上門去，他們的尾巴就翹得老高，要價也就高了，為此，要對引進項目加強管理。”

榮毅仁話音剛落，鄧小平就立即表態說：“搞補償貿易，有相當的外匯收入，起碼廣東、福建兩個大省大有希望，兩省在外的華僑很多，江蘇、浙江也有。補償貿易不一定會得到全新技術，搞合營會有全新的技術，因為產品面向市場，需要具有競爭力。要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資金。香港廠商給我寫信，問為什麼不可以在廣東開廠，我看，海外同胞、華僑、華裔都可以回來辦工廠企業。國際上資本主義有用的東西，可以拿來為我所用。”

說到這裡，鄧小平停頓了一下，接著說：“現在國家計劃想掉個頭。過去工業是以鋼為綱，鋼的屁股太大，它一上就要擠掉別的項目，而且資金周轉很慢。要先搞資金周轉快的，如輕工業、手工業、補償貿易、旅游業等，能多換取外匯，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們國家地方大，名勝古跡多。如果一年接待500萬人，每人花費1000美元，就是50億美元。”谷牧插話道：“可能還要多一些。”

鄧小平接著說：“要大力發展旅游業，可以多搞幾個旅游公司。名勝旅游區要整修一番……還要搞好城市建設，搞好服務業，千方百計賺取外匯。到那時，在償還能力這個問題上就可以解決了。我們的人都很聰明，千方百計選擇快的來搞，不要頭腦僵化，黨中央對你們原工商業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暢所欲言。”

這時，鄧小平轉過頭來，滿面春風地看著榮毅仁說：“榮毅仁同志，對你主持的工作，要規定一條：給你的任務，你認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絕，由你全權負責處理，處理錯了也不怪你。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從商業角度來考慮簽訂合同，有利潤、能創匯的就簽，否則就不簽，應該排除行政干擾。所謂全權負責，包括用人權。隻要能把社會主義事業搞好，就不要猶豫。”

說完，鄧小平還當場指定由谷牧和榮毅仁直接聯系，負責解決他在工作中碰到的實際困難。

不知不覺，已經兩個小時過去了，時針已經指向中午12點。鄧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風趣地說：“肚子餓了，該吃飯了，今天我們聚聚，我請大家吃涮羊肉。”

不一會兒，工作人員就在福建廳的一角支起圓桌，共兩桌。鄧小平與五位老人一桌，其他隨同人員一桌。白菜、涮羊肉、白水火鍋，熱氣騰騰，氣氛融洽。他與五位老人輕鬆談笑，拉拉家常，其樂融融。五位老人中，古耕虞也是四川人，他事后回憶起這頓意義不同尋常的“五老火鍋宴”，形象地稱之為“一隻火鍋，一台大戲”。“五老火鍋宴”意味深長，它最大的意義在於，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重新請回了企業家。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特別點將“榮老板”榮毅仁要擺脫行政事務，在創辦實業和引進外資方面多做些工作。榮毅仁答應了。

鄧小平擺下“五老火鍋宴”，“點將”榮毅仁，請榮毅仁等為改革開放政策的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出謀劃策。葉劍英說：“榮毅仁在國際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國外，利用他在國際上的影響，利用榮氏家族的優勢，由他出面先吸引一部分人來投資，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資，榮毅仁的這作用別人替代不了，共產黨員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較好。”

榮毅仁創辦中信公司

鄧小平特別欣賞榮毅仁的拳拳愛國之心和出眾的經濟管理才能。的確，鄧小平沒有看錯人“五老火鍋宴”之后，果然是好戲登台。在“五老”中，63歲的榮毅仁最年輕，依然還是“少壯派”，被寄予厚望。鄧小平的談話，令榮毅仁感奮不已，創業的春天又來了。

一個月之后，榮毅仁就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呈交了《建議設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見》的報告，決定利用自身的經驗和榮氏家族幾百名散居世界各地的工商界、科技界知名人士這個有利條件，進行國際上的外資融資等工作。這是他對世界各國經過周密考察和論証后，按國際慣例設計的方案。在當時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事業還是一個十分陌生的事物，也頗具風險性。

1979年3月，榮毅仁的報告送到了中南海。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很快作出指示，同意榮毅仁的建議。6月27日，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簡稱“中信”），榮毅仁當選為該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10月4日，“中信”正式在北京和平賓館的七八間普通客房內對外營業，榮毅仁和同時請來的工商界故友舊知開始創業。榮毅仁重操舊業，人們都把他叫作“榮老板”。鄧小平、葉劍英、王震、谷牧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出席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第一次董事會的全體董事。在這第一屆董事會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李嘉誠、霍英東、馬萬祺等港澳商界巨擘。

與此同時，廣東、福建沿海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在鄧小平“殺出一條血路來”的號召下，也已經開始破土動工。改革開放這篇大文章已經寫下了第一行。

鮮為人知的是，“中信”成立前一個月，上海一批老工商界人士就集資創辦了“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與此不同，中信公司一開始就明確是“國務院直屬的國有企業”，公司印章和國務院部委的大印尺寸相同，上面還赫然刻著隻有政府機構公章才能有的國徽。著洋裝、讀洋書、說洋文的榮毅仁，渾身“洋派”，精通西方的企業制度和商業規則，因此頗得國際社會的認同。那個年代，西方的國際公司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大多不敢與共產黨國家企業打交道，但是樂於和榮毅仁這樣背景的人打交道。對此，榮毅仁當然也很清楚，他曾對美國著名資本家哈默說：“你是資本家，見過列寧。我也曾是資本家，干社會主義。我們兩個都是資本家，可以談得攏。”

盡管如此，榮毅仁的創業之路並非一帆風順。中信公司一手利用外資在國內發展實業，一手利用外資在海外投資，這些做法在當時被視為帶有濃厚資本主義色彩，榮毅仁本人又是資本家出身，所以傳言眾多，不時有人寫信告狀。他也常常被有關部門刁難。在一次寫給高層的信中，榮毅仁請求：“請理解我在夾縫中走路的艱難！”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創業何其艱難。國際信托投資在偌大的新中國還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更重要的是，它原本就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事物，必須按市場法則和市場規律辦事。這在當時長期並依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中國，在運行中必然會發生矛盾和沖突。中信公司不時遭遇體制的阻礙，但最后總是能夠走出困境。“我是‘調和派’，碰到險灘，盡量想辦法繞著走。”榮毅仁曾自我調侃地說，“我要的是特殊政策，就像對待幾個特區那樣，而不是向國家伸手要東西，靠吃偏飯來生存。”

榮毅仁飽經政治風浪，為人謹言慎行。他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交往密切，頗得信任。但他審時度勢，恪守本分。每次遇到難題，榮毅仁都要向鄧小平、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尋求支持和幫助。榮毅仁每次來信，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也每次都作出批示，讓有關部門為之開綠燈。中信公司的成長，可以說也是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親手培育、扶持的結果。

作為探路者，榮毅仁不負重托。在20世紀80年代，中信公司短短幾年就由最初隻有十幾人的企業，發展成為近3萬人、總資產達500多億元的企業集團，創造了許多中國第一，不到十年就成為世界知名公司，成為國際社會觀察中國的一個窗口，真正成為中國最早樹立的一個上佳的對外開放形象。1987年，榮毅仁被評為世界50位最富魅力的企業家。這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入選世界知名企業家行列。

共同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

“幾乎沒有人能夠預測到，一個共產黨政府會走向市場。但現在中國政府帶領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事實已經眾所周知。”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一直對中國經濟轉型充滿好奇。在他晚年的著作《變革中國》一書裡，他提出了一個疑問：“中國政府究竟做了什麼，才能夠引導這樣一個幾乎不可思議的轉型？”研究者們對於“科斯之問”的一個簡單回答就是，中國政府最初並不清楚轉型的方向，是許多企業出於本能向市場方向發展，闖出了一條獨特的轉型道路。榮毅仁的朋友、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感慨道：“榮毅仁是既了解東方，又了解西方的企業家。蘇聯人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他們找不到一個像榮毅仁這樣的企業家。”

的確，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蘇聯沒有舊時代的企業家，也沒有像中國這樣，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涌現出新的企業家群體，因此在80年代末經濟走向崩潰，最終解體。

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由中信公司接待的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論斷，認為“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固有的特點，也採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

鄧小平不僅支持榮毅仁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做大事業，而且還十分關心整個榮氏家族在祖國大陸和海外的事業發展。在與榮毅仁的交往中，鄧小平了解到榮氏家族400多位身居海外的親屬中，有不少人從事核能、電子、機械、紡織、面粉、醫學、文教等事業，作為愛國民族資本家的后代，他們像自己的祖輩一樣，有強烈的愛國心、事業心。他們都有竭盡全力為祖國多作貢獻之心願。鄧小平要榮毅仁把他們召集回祖國團聚一次，由國家有關部門負責接待，共謀發展之計。對鄧小平的這個想法，榮毅仁感到真是太好了！他非常感動，這也是他心中埋藏已久的夙願。鄧小平說：“這樣做，於國家於人民都很有利嘛。”他鼓勵榮毅仁大膽地去做。

就這樣，在鄧小平的提議和直接過問之下，1986年6月，海外200多位榮氏親屬分別從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聯邦德國、瑞士等國家以及港澳地區回到了祖國。這是一場載入歷史的家庭大團聚。通過這次榮氏家族的團聚，鄧小平向世界發出了廣泛團結海外愛國同胞共同建設祖國的強烈信號。

1986年6月18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榮氏親屬回國觀光的部分成員。會見中，鄧小平親切地對榮毅仁和他的大家庭成員說：“從歷史上講，你們榮家在發展我國民族工業上是有功的，對中華民族做出了貢獻。民族工業的發展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這次你們親屬團聚是一件喜事，是我們民族大團結的一個體現，一個演習。我們要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他還希望大家多向朋友們介紹國家的事情，讓更多的人回來看看，了解我們的國家，投資建設。這番真誠的話語似一股暖流，涌進了在場的每位榮氏親屬的心田。

榮毅仁是一位富有經驗的企業家，更是一位精明老到的政治家。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特殊歷史時期，榮毅仁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邀請國際知名的銀行家、企業家來中國訪問，發揮了一般人難以起到的民間外交的特殊作用。

1993年3月，77歲的榮毅仁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新聞人物——這位首屈一指的“紅色資本家”，在第八屆全國人大選舉中當選為國家副主席，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自己親手締造的商業王國交給了他的助手。這是新中國1949年以來首次由一名資本家擔任國家副主席。消息傳出，世界震驚。德國《柏林日報》在一篇評論中指出：“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百萬富翁擔任國家副主席職務，不僅僅具有象征意義，它還向國內外特別是向爭取其投資的數百萬華僑表明，中國領導人認真對待改革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決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個年代，有榮毅仁在場的鄧小平五次較為重要的講話，后來以《搞建設要利用外資和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為標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以《我們的宏偉目標和根本政策》《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為標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榮毅仁經常反復學習，認為：“在這幾篇講話中，小平同志以他特有的質朴語言和真誠談吐，闡述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改革開放國策、政治目標、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新時期的外交政策和統一戰線方針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幾乎可以說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縮影。”

鄧小平選擇了榮毅仁，榮毅仁創造了“中信”，他們共同高高舉起的是一面鮮艷的旗幟——改革開放！

來源：《黨史博覽》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