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早期革命生涯的四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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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是從三秦大地走出來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他的成長軌跡和奮斗歷程與陝西息息相關。陝西不僅是習仲勛的家鄉，更是他投身中國革命、展示領導能力的起點。

一

富平：投身中國革命的起點

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勛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淡村鄉中合村。那時的中國，國運衰微，經濟衰敗，社會動蕩。那時的陝西，戰事頻繁，民不聊生，人心思變。在孩提時代，習仲勛就經常聽父親習宗德講述各種社會見聞，蒲城學潮、胡景翼活捉“陸兒子”、張義安三原起義等一些社會反響較大的事件，都給少年習仲勛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憎恨黑暗、向往光明、不畏強暴、勇於抗爭的性格從此開始形成。同時，父母正直、勤勞、善良的優良品格也深刻影響著少年習仲勛的成長，這些都為習仲勛后來革命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

1922年，習仲勛進入都村小學讀書。1925年春，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和富平同鄉、陝西民主革命先驅胡景翼相繼辭世，12歲的習仲勛參加了庄裡立誠公學舉行的悼念活動。這兩次具有政治意義的社會活動，使少年習仲勛初次了解了孫中山先生和胡景翼將軍的革命經歷及其民主主義思想，對少年習仲勛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26年初，習仲勛放棄離家較近的富平縣立第一高級小學，選擇了離家較遠的立誠公學上學。立誠公學是渭北地區較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地點之一，也是富平縣黨團組織的發祥地。在校期間，習仲勛加入了社會進步團體——立誠青年社，並於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這是他投身中國革命的偉大開端。

1926年7月，立誠學校黨團組織舉行清算斗爭惡霸張積德的集會，附近村庄的農民群眾都趕來參加大會，並舉行示威游行。習仲勛等部分學生組織受害群眾聯名告狀，迫使當局關押了張積德，清算出四百大洋贓款交由立誠學校充作辦學經費。此次斗爭拉開了富平農民運動的序幕，也是習仲勛第一次參加實際的革命斗爭。這次斗爭實踐，使習仲勛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農民群眾隻要組織起來，就會形成反抗剝削反抗壓迫的強大力量。

1927年底，習仲勛考入設在三原的陝西省立第三師范學校。這是一所具有濃郁革命氛圍的學校，也是共青團三原地委機關所在地。在三原師范，習仲勛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並因此於1928春遭到國民黨三原當局逮捕、關押。在三原看守所的兩個月，習仲勛和其他被捕的同學積極參加黨組織領導的活動，開展以改善伙食為目的的絕食斗爭，對看守所關押的逃兵進行宣傳和串聯等。由於表現出色，習仲勛被正式接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后來回憶說：“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還是在獄中……取得的。”

出獄后習仲勛回到農村生活，耳聞目睹當時勞動人民的悲慘以及舊社會極端黑暗的現實，習仲勛更加堅定了干革命的決心。在以后的日子裡，他始終堅持為勞苦大眾服務的思想，把個人的憂患和勞苦大眾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

1930年初，習仲勛受中共三原武字區委指派，懷抱“最大的犧牲決心”，前往離家鄉數百裡外的一支國民黨地方軍隊中開展兵運工作。從此，習仲勛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二

兩當兵變：開展軍事斗爭的起點

兩當兵變是習仲勛參加革命后參與領導的第一次重大活動，也是他從事武裝斗爭的開端。

1930年2月，年僅16歲的習仲勛不顧失去雙親的巨大悲痛，受黨組織委派，到陝西長武縣反馮（玉祥）地方武裝畢梅軒部開展兵運工作。在從事兵運工作的兩年間，習仲勛從見習官做起，在部隊中秘密發展黨員，積極從事反對國民黨黑暗統治的宣傳，發動士兵進行日常斗爭，取得很大效果。他利用職務之便，通過宣傳教育啟發士兵覺悟、通過個人言行關心士兵疾苦、通過整頓軍紀掌握部隊，喚起廣大士兵要求脫離舊營壘、投身革命的覺悟和決心，為后來發動兵變奠定了思想基礎。與此同時，習仲勛還同先期進入這支部隊的李秉榮、李特生等共產黨員一起，秘密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和號召力，起到了掌握和控制全營的中樞作用。部隊駐防鳳縣后，擔任營黨委書記的習仲勛，積極了解和掌握當地情況，結識進步人士，建立秘密集會地點，為發動兵變奠定了組織基礎。

1932年4月2日，在中共陝西省委特派員劉林圃的指導下，營黨委乘部隊在陝甘兩地換防之機，果斷決策，在甘肅兩當縣發動武裝兵變，並在兵變成功后將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習仲勛任隊委書記。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轉戰數百裡，計劃在禮泉、乾縣一帶與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會合，但在轉移途中，遭國民黨軍重重圍堵，多次激戰，損失嚴重，終因寡不敵眾被打散，兩當兵變最終失敗。

兩當兵變給年僅19歲的習仲勛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的幾十年當中，習仲勛不止一次地談到兩當兵變，他說：“兩當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軍事意義的革命暴動。之前，我們進行了一段比較完整的兵運工作，其方針是比較正確的。”兩當兵變雖然失敗了，但它為陝甘地區革命武裝的創建發展積累了寶貴經驗，培養鍛煉了一批干部，也有力地配合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發展，在西北地區的革命斗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兩當兵變對習仲勛后來的革命活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習仲勛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兩年多的兵運工作極大地豐富了他的生活閱歷，鍛煉了他的軍事斗爭才能，也顯露了他卓越的組織才華。他開始由一名普通黨員成長為一名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人和軍事指揮者，並為他后來成為我軍杰出的政治工作領導人奠定了基礎。

三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走向從政之路的起點

兩當兵變失敗后，習仲勛歷經艱難曲折，幾經輾轉，終於在照金找到了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陝甘游擊隊，並受到劉志丹的深刻影響。此后，習仲勛憑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堅強的革命意志，與劉志丹等人一起，開始了創建和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艱辛歷程。

1933年3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在耀縣（今銅川市耀州區）照金鎮兔兒梁成立。由於之前有軍事斗爭的經歷，習仲勛擔任了特委軍委書記、陝甘邊區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同年4月，陝甘邊革命委員會成立，習仲勛被選為副主席。此后，由於工作出色，習仲勛又相繼被選為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到1935年10月，實際主持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和蘇維埃政府工作達兩年半之久。擔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時，習仲勛還不滿21歲，被根據地群眾親切地稱為“娃娃主席”。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習仲勛早期革命生涯的主戰場，也是他走向從政之路的起點。

這一時期，劉志丹等人在前方指揮打仗，習仲勛則以主要精力，在后方領導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地方武裝和群眾工作。他走鄉串戶，實地調查研究，廣泛發動群眾，在根據地廣泛組織農會、貧農會等基層政權組織，組建赤衛隊和游擊隊等地方武裝，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斗爭經驗日益豐富。由於工作上獨當一面，習仲勛的組織才能和領導才能也開始逐步顯現出來。

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樹立廉潔政風、懲治貪官污吏列為政權建設的頭等大事。習仲勛等政府領導人帶頭執行政府工作人員供給制度，從吃飯穿衣到公文草擬所需筆墨紙張等用品，均由財經委員會統一計劃，統一籌辦，按每個人的最低需要發放，形成了以艱苦為榮的良好風尚。此外，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制定法令，規定凡一切黨政軍干部，如有貪污十元錢以上者執行槍斃，以此來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這條法令，在根據地工作人員中沒有貪污案件發生。為保証根據地人民享有正常的生產生活水平，能夠提供支援游擊戰爭必需的物質基礎，習仲勛主持制定並以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名義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項工作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蘇維埃政府發行了邊區政府貨幣，建立了集市貿易，穩定和繁榮了根據地的經濟，極大地推動了根據地的經濟發展。習仲勛還非常重視研究和解決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行政措施在貫徹執行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適時地提出較為明細的處理各種矛盾的政策和措施，盡量做到讓廣大群眾滿意。

作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習仲勛在艱苦的斗爭環境中不斷歷練，逐漸成熟，為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日后全面主持關中分區的工作奠定了基礎。

四

關中分區：領導能力全面提升的起點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中央重新調整了陝甘革命根據地的行政區劃，將根據地劃分為陝甘、陝北兩省和關中、神府、三邊三個特區。

1936年1月，賈拓夫到達關中，在原中共陝甘邊南區委員會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共關中特區委員會，同時，在原南區蘇維埃政府的基礎上建立了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習仲勛被任命為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幾個月后，隨紅軍主力參加西征。同年9月，習仲勛列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擴大會議結束后，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宣布了調習仲勛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的決定。

關中特區被稱為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是伸向國民黨統治區的重要觸角。從1936年9月至1942年7月，習仲勛擔任中共關中分委書記、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政委，期間還兼任了關中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集黨政軍主要領導職務於一身，全面主持關中分區工作達六年之久。六年中，習仲勛領導關中分區軍民堅決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從分區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復雜的斗爭實際出發，實施了一系列具有關中地域特色的新舉措，成功發展了關中分區的政治、經濟和文教事業，使關中分區成為陝甘寧邊區堅強的抗戰橋頭堡，為守衛邊區的南大門，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黨中央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政權建設上，實行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選舉原則，建立起包括各抗日黨派、各階層人民在內的各級人民代表機關和權力機關——參議會及各級政府，推行了“三三制”政策，使各級政權得到鞏固和完善﹔開展了以整風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思想建設，提高了認識，統一了思想，為保証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奠定了基礎。

在經濟建設上，積極貫徹農業第一、工業第二、商業第三的經濟政策，使全區經濟由半自給向完全自給和豐衣足食的方向發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和提高。1939年1月后，國民黨頑固派開始制造反共磨擦，對邊區進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邊區經濟發生嚴重困難。在習仲勛的領導下，關中分區通過實施減租減息等土地政策、進行開荒與安置難民、建立合作社、樹立勞模和改造二流子等一系列措施，關中分區機關、部隊、學校基本實現了豐衣足食，初步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公營經濟、私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三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形式。

在軍事斗爭上，有效反擊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磨擦事件。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政府轉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開始對敵后抗日根據地，尤其是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嚴密封鎖和軍事包圍。關中分區的東、西、南三面處於國民黨胡宗南部隊的嚴密包圍和封鎖之中，成為反磨擦的前沿陣地。這一時期，胡宗南部在關中分區奪地掠城，捕殺干部和群眾，大肆進行反共宣傳，制造了土橋事件、旬邑事件、馬家堡事件、淳化事件等較大的磨擦事件。對於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磨擦事件，連續武裝進攻分區的行徑，習仲勛始終堅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一方面嚴格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反磨擦斗爭的指示，及時匯報關中分區反磨擦動態，一方面堅持從實際出發，在充分了解敵我動態的基礎上制定靈活的斗爭策略，堅持軍事打擊和政治斗爭並重，以政治進攻為主，在自衛原則下准備戰爭。在習仲勛等人的領導下，分區部隊先后佔領了柳林、廟灣、姚曲、馬欄四個區，從而牢牢掌握了反磨擦斗爭的主動權，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妄圖蠶食關中、摧毀抗日民主政權的陰謀，為維護和鞏固抗日民主政權營造了相對和平的外部環境。

在文教事業上，習仲勛把教育和生產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創新了各類教育模式，如普及初小教育，加強干部教育，重視社會教育，開辦冬學、夜校、識字班等﹔創辦了多種地方報紙，其中《關中報》被譽為邊區地方報紙的模范﹔編演了《新開荒》《反對磨擦》《大生產運動》《保衛邊區》等一系列具有鮮明時代氣息的文藝作品。經過多種形式的培訓和學習，提高了廣大干部群眾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強了對政策法令的了解和工作方式方法的研究，工作質量和效率都有了很大提高。到 1941 年，關中分區區委書記以上的干部基本上都具有初中或相當於初中的文化程度，鄉一級支部書記大多數都能看文件、讀報紙，新提拔的年輕知識分子干部在工作第一線十分活躍。

主政關中分區的六年，是習仲勛在民主革命時期工作和生活最久的一個時期。在這六年裡，習仲勛和他的戰友們，經受了種種考驗，提升了領導能力，也贏得了關中分區人民的衷心擁護。1943年1月，毛澤東在一幅漂白布上親筆為他書寫了“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八個字，這個題詞是對習仲勛的最好褒獎，也成為習仲勛后來工作的行動指南和奮斗指針。

從一個懵懂的渭北農家少年，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從一個愛國愛民的熱血青年，成長為冷靜篤定的軍事指揮者﹔從一個初涉政壇的“娃娃主席”，成長為主政關中的一方主官，習仲勛早期革命生涯的四個節點，對他后來的成長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淳朴的家風、關中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和早期馬克思主義在渭北的傳播，滋養了習仲勛開朗豪放、寬厚包容的性格和堅毅剛強的意志﹔兩當兵變中血與火的淬煉，鍛煉了習仲勛頑強的斗爭精神和堅忍穩健的斗爭才能﹔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深入實際、獨當一面的工作歷練，培育了習仲勛實事求是的領導作風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政治品質﹔主政關中時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培育了習仲勛同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也培養了他堅定的理想信念、艱苦創業的奮斗精神和一心為民的公仆情懷。這些豐富的斗爭經歷，鍛造了習仲勛堅強的政治品質，使他一步步走出關中大地，擔負起全面領導西北地區革命斗爭和建設事業的歷史重任，直至成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在以后的歲月裡，他對黨和人民事業無限忠誠，雖歷經坎坷卻矢志不渝，始終保持了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展示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作者單位系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