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與經濟特區的開創和發展

　　經濟特區是對外開放的試驗區，也是進行改革的先行區。特區的發展強烈呼喚“新事新辦，特事特辦”。1980年代，谷牧主要抓了兩方面改革：一是通過簡政、放權、讓利、減稅等舉措，擴大地方經濟管理權限﹔二是突破計劃經濟模式，注重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為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作了重要的探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在此后的10年時間裡，谷牧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對外開放和特區建設工作。他既參與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和決策，又是這些政策的組織實施者﹔在中央，他是前線的指揮官﹔對地方，他是中央的決策者，為1980年代經濟特區的創立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走出國門，促使黨中央下決心對外開放

　　“文革”結束后，我國逐漸恢復了與許多國家的交往。1978年，僅副總理和副委員長以上領導人出訪就有20次。其中5月由谷牧率領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對西歐國家的訪問，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個政府代表團。訪問中，谷牧等清楚地認識到我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在考察報告中大膽提出：要改進經濟管理體制，在外貿體制上給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權力﹔我們的上層建筑必須要改革，資本主義並沒有沒落，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6月底，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谷牧的匯報，到會的同志一致認為：外邊的情況，谷牧這次看清楚了，講明白了，該是下決心的時候了。會后，鄧小平找谷牧談話，講了一番話，主要內容：一是引進先進技術這件事要做﹔二是要下決心向國外借點錢搞建設﹔三是要盡快爭取時間。在7月份召開的為期兩個月的國務院務虛會上，谷牧又詳細匯報了出國考察情況，強調國際形勢給我們提供了可以利用資本主義世界科技成果的良好機會，一定要解放思想，開拓路子，再也不能自我封閉、貽誤時機了。與此同時，其他考察團的同志也紛紛提出對外開放的建議。谷牧等人的意見，最后凝聚到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戰略決策之中。

　　大膽探索，在特區初創時殫精竭慮

　　1978年赴港澳考察團在匯報時，建議把靠近港澳的廣東省寶安、珠海兩縣改為兩個省轄市，利用港澳的有利條件，大力發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建設具有相當水平的生產基地和對外加工基地。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勛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先行一步，擬在沿海地區設立出口加工基地。黨中央、國務院責成廣東、福建兩省進一步組織論証，並要谷牧同他們具體研究。1979年5月11日，谷牧帶領工作組到廣東、福建進行為期20多天的調查研究，逐漸勾勒出兩省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輪廓：經濟計劃以省為主﹔賦予這兩省較多的機動權﹔財政上劃分收支，新增收益較多留給地方﹔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各劃出一定區域辦出口特區。7月15日，黨中央、國務院批轉了他們的報告，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批准舉辦深圳等4個出口特區。

　　為了解決兩省和特區可能遇到的困難，谷牧多次召集會議進行協調，從1980年至1988年，每年的兩省工作會議或特區工作會議主要是總結上年工作，解決下一年工作可能遇到的新問題。在谷牧領導下，共制定了7個中央文件、9個國務院文件，指導了特區的健康發展和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當深圳羅湖小區搞“五通一平”缺少“酵母”時，谷牧幫助協調3000萬元貸款作為啟動資金﹔當廈門特區因建設湖裡而缺錢發愁時，他提出國家建設也可以向外國借錢﹔當廈門為興建機場而四處籌錢時，他直接找外經貿部，協調向科威特海灣基金會貸款，開創中國民航業利用外資的先河。

　　意志堅定，在經濟特區發展遭受挫折時頂住壓力

　　經濟特區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新生事物，成立伊始就迎來各方關注的目光，各種議論也接踵而至。許多部委發出指示，最后都會加上一句：“廣東和福建概不例外”。這時，廣東、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出現了走私販私泛濫的嚴重情況。1982年3月，上海一家報紙刊出《舊中國租界的由來》，對深圳特區加以影射。

　　對此，谷牧運用事實對特區的發展作了辯護。他說：有了一些引進外資的變化，管理方面的變化，不過是做了些改革的試驗，為什麼不可以把這些試驗進行下去呢？是是非非的議論隨它去，還是要堅持把經濟特區這樁事向前推進！恰在這時，國家進出口委員會被撤銷，谷牧頂住壓力，選擇八個人組成的特區工作組，處理相關事務。谷牧給小組成員交了心：不論出了什麼問題，板子不會打到你們身上，隻算我谷牧一個人的。

　　在打擊走私基本告一段落后，谷牧下了很大功夫，經過調查研究，對特區的性質和功能、特區發展的初步評價、特區的管理自主權等問題，有了明確的認識，向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報送了《關於舉辦特區工作的匯報提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這樣，特區要辦，並且一定要辦好的旗幟又高高地舉了起來。1984年鄧小平在接見沿海城市座談會代表時說，抓對外開放，要靠明白人。有人說，鄧小平說的就是谷牧，谷牧謙虛地說，這是對全體與會者，也是對我個人的鼓勵和鞭策。

　　系統籌劃，為經濟特區健康發展確定方向

　　谷牧曾主持國家的基本建設工作，對特區初創中攤子鋪得太大等問題保持高度警惕。1985年2月，谷牧在深圳召開特區工作座談會。他強調，特區不能滿足於蓋大樓，要辦成以工業為主、以出口創匯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特區。會開了，但效果不大理想。谷牧意識到需要系統地做工作了，於是採取一系列辦法解決問題，同時根據中央領導指示對深圳特區的領導班子進行適當調整。1985年底，谷牧在深圳召開全國特區工作會議，要求特區發揚“開荒牛”的勁頭，從搞基建、打基礎轉到抓生產、上水平、求效益上來。會后各特區統一認識，認真貫徹落實，成為開拓前進的新起點。1986年，深圳從建設計劃中消去18層以上的高樓51座，基建規模比上年壓縮30%，但從整體上看四個特區產值比上年增長了24%，外貿出口增長27%。

　　開發開放海南島，為建設最大的特區不懈努力

　　1982年12月，中央委托谷牧研究海南島的開放開發問題。從此，谷牧一直關注著這個海島的發展。1983年2月，谷牧到海南島進行調查研究，並組織有關部門與廣東省、海南島有關人員討論提出綜合意見報請中央。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提出以實行對外開放促進島內開發的方針，決定擴大海南的自主權，在對外經濟合作方面比照實行經濟特區的某些做法。海南由此成為“不是特區的特區”。

　　在長期的調研后，谷牧認為，要想加快海島的開發，還需要進一步理順管理體制，同時加大開放的力度。1987年5月，他向中央報送了《關於海南島進一步開放的一些初步設想》，提出將海南島單獨建省、辦成經濟特區、賦予更多經濟自主管理權限的方案。黨中央、國務院同意他的設想，責成他著手籌備海南島經濟特區。經過幾個月的充分准備，12月上旬，谷牧在海口召開專門會議，就海南島進一步對外開放、加快開發建設問題進行研究。1988年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設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兩個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