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的說理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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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劉少奇的著作（尤其是其中的講話、演講、報告），每每令人為他的說理態度、說理方法、說理魅力感嘆不已。無論對黨內對黨外，抑或對同級對下級，還是對群眾對朋友﹔無論闡釋黨的政策策略，還是個人看法主張，抑或解答人們關心的各種問題，乃至揭露敵人陰謀、破解敵人騙局，他都堅持說理，以理服人。由此而形成的豐富多彩、令人驚嘆的說理藝術，給黨和人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們要在黨內養成講道理的作風”

劉少奇的說理藝術，源於他對說理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認識。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是經由歷史選擇並檢驗過的、毋庸置疑的。然而，處身群眾中的黨員是否成為群眾的領袖，不靠自封，也不是由於法律規定、黨的任命，“而是由於我們的黨員能夠了解群眾，能夠犧牲自己，最忠實地為群眾的利益而斗爭，能夠說服群眾，能夠在長期的斗爭中証明我們同志的主張是正確的”。這就是說理的力量，也就是說理之所以重要與必要的所在。

雖然劉少奇說這番話的時候，還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中共倡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引起全國政治情況與社會關系大變動之時。但就是在中共執政條件下，黨要帶領人民群眾去實現黨確立的奮斗目標，不還是要靠黨員起模范帶頭作用，靠黨的方針政策策略能為人民群眾理解、接受並自願實行嗎？為此就離不了通過說理以說服群眾的細致、乃至艱苦的工作。

共產黨是由各個不同的黨員結合而成的，這種結合不是混合，也不是簡單的總合，而是有一定形式的結合。這就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黨員的結合，黨的中央和黨的各部分、各機關以及各個支部的結合，黨的干部和全體黨員大眾的結合，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的結合。具體的結合形式則是民主集中制，依靠民主集中制達到黨的統一。“黨的統一的內容與實質就是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思想上的一致”，沒有這種一致，黨的結合就形同一盤散沙，一群烏合之眾。

實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說，要大家來討論，發表意見，好的意見要採納，不好的意見要加以說服。民主集中制的意義便是把大家的意見和力量集中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意見和統一的力量”。發表意見和統一意見，都少不了說理。顯而易見，劉少奇在這裡強調了說理對於實行民主集中制，統一黨內意見的重要與必要。

“黨內如果有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就必須開展斗爭，重新取得一致”。黨內斗爭主要是思想斗爭，目的是為了教育黨與教育犯了錯誤的同志。教育的過程，無疑就是說理的過程。因此，“在黨內一切要講道理，一切要講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講”。“道理講清楚了，一切都好辦，都容易辦，我們要在黨內養成講道理的作風”。由此可見，劉少奇是如何把說理當作調節黨內關系、維護黨的統一之重要一環的。

黨的領導機關、黨的負責人要對黨組織、黨員、群眾實行正確、有效的領導，不能不注意並不斷改進領導方式。一般而言，領導方式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一種是發揚民主的領導方式。前者主要倚靠黨內的法律，組織手段去解決一切問題、並濫用組織手段，缺乏政治上的原則上的說服。一切問題都用決定、決議、命令、指令等去解決，而缺少提議、建議及在政治上、原則上、工作上去具體幫助下級解決問題的東西。顯然，這是不正確的領導方式。

發揚民主的領導方式，是“領導人必須在政治上原則上方法上去說服他下面的干部和黨員，使他們自己懂得怎樣去進行工作”。是尊重群眾、信仰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取得群眾對於黨和黨員的相信與尊重。隻用說服群眾的方法使群眾自願地接受黨的政治主張，而絕不採用強迫的手段壓迫群眾依照黨的方向行動。當干群發生矛盾時，領導干部應把復雜的情況毫不含糊地對群眾講清楚。屬於領導工作上的缺點、錯誤，一定要向人民群眾作認真的自我批評﹔對群眾的錯誤思想和過高要求，也要耐心說服，正確引導﹔至於群眾的合理要求，一時不能滿足，也應把實情向群眾講清楚。這樣做，不僅可能而且應該，因為在劉少奇看來，“群眾是自己人，應向群眾講真話，不許騙人。共產黨是講道理和服從真理的，也應該相信群眾是講道理和服從真理的”。

劉少奇的說理藝術，是在他長期、多樣、有時甚至是復雜尖銳的革命實踐中，逐漸形成並發展的。在長達半個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用不同的說理方法，教育、引導黨內同志和黨外群眾，將思想、言行統一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策略上來，落實到改造主客觀世界的各項具體工作中去。他的情意殷殷、感人肺腑，實話實說、開誠布公，深入淺出、舉一反三，正反對比、是非分明，條分縷析、絲絲入扣，逐層分解、剝殼見芯等等說理方式，形成他的說理藝術，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長久的記憶。

平等待人，以情感人

劉少奇很早就擔任了各種領導職務，但他一貫平等待人，以情感人。他在說理時，就能設身處地、替人著想，從而拉近雙方距離，讓對方放下心理包袱，心平氣和地聽他說理，跟他吐露內心想法，誠心服從他的道理。

1922年秋起，劉少奇領導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兩年多。期間他耳聞目睹工人中因小失大、見利忘義的種種表現，內心焦慮不安。為此，他一面以“我們大家都是工友，世界一家，是兄弟一樣，應該怎樣的互相親愛、互相幫助”相勸勉﹔一面以“有了事情，俱樂部萬余工友不能人人各干各的，必須有統一的指揮，有規則的動作，因為萬余工友必須服從指揮才有辦法。又俱樂部的議決案，總是顧及大局，顧及萬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數工友有不得利益的地方，也應為大局的關系而服從。這樣俱樂部才有辦法”相告誡。劉少奇這番話語中所表達的情、義、理，是如此之切近、明了、深刻，聽者豈能無動於衷？安源路礦俱樂部能在白色恐怖下，取得諸多成績與經驗，而在當年中國工運中獨樹一幟，少不了劉少奇的說理之功。

全國解放前夕，已有部分大城市回到人民手中，這些城市裡原屬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的工廠企業被人民政府接管，同時接管的還有工廠企業原有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如何使這些人員能夠安心留下、誠心合作，是恢復國民經濟、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一個大問題。劉少奇對此有充分認識，他在對天津國營企業職員講話時，就直言不諱地說這些問題必須解決，也可能解決。為使對方消除心理負擔，劉少奇開門見山地說：“現在的工廠是國家的工廠，人民的工廠，你們是國家在工廠中的組織者。職員，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是無產階級中的一個特殊階層，是整個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國家依靠工人，同時也依靠職員，特別依靠廠長、工程師和技師。”他還說，職員和工人都是為人民服務，大家在人格上、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劉少奇的這番暖心話，自然首先著眼於政治，但其情感力量依然充盈其間，足以感動聽眾，進而以主人翁姿態參加工廠管理和國家經濟建設。

曉之以理，循循善誘

劉少奇說理，帶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人文情懷，注重回答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糾正工作中出現的偏向，以保障（維護）黨員和群眾的正當權益。為此，他務使自己要講的道理能讓對方知曉，不僅知其一，還能知其二﹔不僅明白這樣做的好處，還能明白不這樣做的害處。

1933年5月1日，劉少奇主持的中國店員手藝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赤都瑞金開幕。會議根據蘇區一些地方勞動部門，在解決失業工人就業問題上處置失當，因而導致不良后果的情況，作出了停止“強迫介紹”的決議。有工人，尤其是失業、半失業或將要失業的工人，對此表示懷疑與反對。劉少奇感到對於這個問題實在還有解釋清楚的必要，遂撰專文進行解釋。他在文中追溯“強迫介紹”這回事是怎樣發生的，首先指出此舉於蘇維埃法律並無根據，中央政府與全總執行局也沒有這樣的命令和決議。再指出此事發生的原因，在於許多地方的工人失業問題，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政府與工會沒有很好地來救濟失業工人。對於“強迫介紹”是否能解決工人失業的問題，他則明確指出這是“挖肉醫瘡”的辦法，不獨不能解決失業問題，反而會使失業更增加，給怠工的資本家以關門停業的借口。然而，“強迫介紹”行不通，停止了，失業工人怎麼辦？這個最核心的問題，劉少奇給他們吃了顆定心丸：必須救濟他們。與此同時，必須肅清忽視失業工人日常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才能糾正“左”的“強迫介紹”的錯誤。文章並未到此為止，而是引用汀州、瑞金的實例，提出了如何救濟失業工人的種種行之有效的辦法，如設立失業工人救濟基金，發放臨時補助津貼，組織合作社等。

顯而易見，劉少奇的這通解釋合法、合理又合情，既否定了“強迫介紹”的做法，又照顧到失業工人的利益訴求，堪稱說理的典范。

權衡利害，講究策略

劉少奇善於根據形勢發展、條件變化，按照趨利避害原則，制定行動方針和斗爭（工作）方式。在動員、教育黨員和群眾時，他善於講清一件事在何時何處、由何人去做，用什麼方式方法去做，能獲得最好結果﹔否則隻能取其次，或適得其反。在爭取和維護群眾利益，調動各種力量完成革命任務時，他善於說服黨員和群眾，盡可能利用各種合法組織、合法手段，以減少阻力、避免損失。而他這樣說這樣做的時候，還往往受到誤解，遭到批判。不過，由此卻更顯示了他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他的黨性、他的膽識非常人可比。

20世紀30年代前期，我黨及其領導的赤色工會，如何正確對待國民黨領導的黃色工會，以及黃色工會裡的群眾，不時引發爭議。這些爭議由認識不同而導致策略各異。有“左”傾錯誤思想的人，主張堅決反對黃色工會，號召加入黃色工會的群眾退出。劉少奇則維護中共六大《職工運動決議案》等文件的正確原則，批評他們的說話做法無異於為敵人張目，將群眾推向敵人一方。他說，工人退出黃色工會，會取消或削弱黃色工會中的革命反對派，不利於覺悟工人接近、爭取還留在黃色工會下面各廠的工友，與其他廠的工友也更脫離。再者，若由那些退出的工人去組織獨立工會，跟黃色工會對立，事實上將因力量對比懸殊而於工人不利，反而分裂了工人隊伍。兩種策略利害所在，涇渭分明。

照顧各方，不忘初心

劉少奇說理時，能顧及各方立場、利益、要求，仔細權衡，盡量找到兼顧各方的辦法。與此同時，他始終不忘為最大多數人民謀取最大利益，踐行共產黨人的初心。

1933年夏，中央蘇區各地工會正在改訂集體合同，其間有工人提出一些過高的要求，工會有一些過左的做法，既使資本家難以接受，又讓工會陷入窘境。劉少奇為此撰文，詳細闡述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首先旗幟鮮明地表示：“我們要糾正工人中某些過高的要求、狹隘的習慣和行會的偏見，同時我們要反對犧牲工人階級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最大限度地來保護和增進工人群眾的利益。”他指出，提出讓資方難以承受而使企業非倒閉不可的要求，用強迫介紹來解決工人的失業，過早地消滅私人資本，以及在訂立合同時沒必要的逮捕資本家等“左”的錯誤必須糾正。“因為這些錯誤的繼續發展，要直接影響到工農聯合、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工人的部分失業。但是糾正這些‘左’的錯誤，我們絕不能跑到右的‘勞資妥協’的泥坑中去。”文章還就不能強迫工人減低過高要求，而要通過說服，以至等待（暫時容忍與讓步，以便有更多時間、更多力量去說服工人），讓工人自願去做的必要性，進行了解釋。

1948年4月28日，劉少奇在對赴哈爾濱出席全國職工代表大會的部分地區主要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在解放區的方針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隻顧某一方，不顧另一方，都是不行的。因為“在解放區，如果工廠開不起來，工人就會失業，我們工人不能隻強調私人的暫時的片面的利益，應該看到並服從長期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現在主要的危險是工商業辦不起來。所以主要的應該發展生產，但不照顧工人也不對”。當然，這個照顧，更多的還得從發展生產中去實現。不言而喻，劉少奇的這些道理是從實際出發、從工人的根本利益出發得出來的，因而是有說服力的。

劉少奇的說理藝術，何以有如此之廣度、深度、溫度和力度呢？那是因為他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能自覺嫻熟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看問題，把具體問題放到具體環境中去考察分析。因為他有正確的群眾觀，深知群眾“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動的人群”，而“不是木頭或機器”。要想組織群眾，就先要啟發群眾的自動性，然后緊密聯系群眾的要求，用各種各樣適當的方式去組織。因為他善於調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對問題的方方面面心知肚明﹔又慣於獨立思考，從不盲從，故而能提出恰當有效的戰略策略，使人心服口服。還因為他堅守共產黨人的初心，時時、處處、事事不忘為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謀利益。不僅謀眼前利益，更謀長遠利益﹔不僅謀局部利益，更謀全局利益。從而使他的說理具有長久的力量，哪怕一時不為人接受、甚至誤解，終究也會閃耀出真理的光芒。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11期